论刑法立法解释之废止

一、刑法立法解释废止的缘由 (一) 从宪法、立法法缘何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谈起 宪法、立法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权力的缘由可能有多种说法,但是我们认为,与以下两个命题密切相关。 1.“有权制定法律,就有权解释法律”。这一命题的基本理由在于:立法是立法者意思的表示,既然法律解释的目标在于探询立法者在立法时注入法律条文的意思,就没有谁能比立法者更有资格解释法律。易言之,法律解释的目标是探询立法原意,而立法者本身最清楚立法原意。然而,立法原意是否存在?立法者是否清楚?     

论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想象性重构

想象性重构是美国制定法解释中的技术,从属于意图主义的解释方法。意图主义的制定法解释方法存在从多成员立法机关难以提炼出融贯的立法者意图、立法者意图模糊不清乃至根本不存在等问题,需要运用想象性重构的技术来解决。想象性重构以古典解释学为哲学基础,通过搭建制定法律时的背景平台来重新发现历史上颁布法律的立法者面对系争问题将会如何处理的具体意图。但是,想象性重构的哲学基础易受批判,其解释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并且该方法忽视了功效性等其他解释价值。     

实践意志论的基本特征及其在哲学史中的变革意义

意志论是一个亟待重建的重要哲学分支。马克思将意志理解方式由实体思维、主观思维等转向实践思维 ,将哲学主题由“解释世界”转向“合理地改变世界” ,强调唯物辩证地解释各种意志关系和意志能动性 ,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和历史使命 ,实现了意志论的实践转向。这种实践意志论是对旧意志哲学的合理批判和超越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和重要生长点 ,也是当代意志论“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在当代 ,系统阐发和推进实践意志论 ,是重建意志论的必然选择 ,并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和规范功能     

论CISG中货物与合同不符通知例外规则

CISG第44条这一通知例外规则的预设为,发展中国家买方未在合理时间通知货物与合同不符时仍能获得有限救济。该通知例外的发展呈现了司法实践者意志对立法者意志的背离、统一解释与分立解释的冲突以及特殊化与定型化的矛盾。发达国家买方受惠使该例外规则中性化,对"合理的理由"作趋同于"合理时间"的定型化解释以及例外规则对检验阶段是否适用的不一致,表明该规则非正常实施的现实。发展中国家买方应依据立法意志做有理有据的抗争。     

论立法目的类型划分与适用

立法目的是一个灵活多变且颇具有争议的概念，看似清晰，实则不清。立法目的解释涉及法律适用的根本性问题，如果法官就立法目的无法达成一致，必然影响类案类判的裁判逻辑，消解法秩序的统一。立法目的可以类分为直接立法目的、隐藏立法目的与整体立法目三种类型。法律文本是获取立法目的最直接、最有效论据，规范主义下应当优先适用法律文本所体现的立法目的。法律文本的荒谬是隐藏立法目的运用的前提，隐藏立法目的是立法者的规范目的，具有纠正法律文本荒谬的功能，可借由法律体系推定与通过立法史查找，在缺乏相关论据时，法官可对立法目的想象性重构。立法目的条款是法定的立法目的，用来表明立法者制定整部法律的精神与目标，具有外在体系的形式特征，但本质上仍属于内在体系的范畴，具有抽象性、开放性与评价性特征，多用来价值宣示，缺乏规范的逻辑结构。立法目的条款司法适用可类型化为作为法律解释的“目的要素”、作为规范目的解释恰当与否的“判断标准”,以及作为法律漏洞的“填补工具”等场景，并且应当遵循目的层次适用规则。     

尼采的解释学思想

尼采的解释学思想抛弃了经典解释学和方法论解释学所持有的原意说、客观说,不再重视文本固有的意义,且将“理解”和“解释”区分开了,更加重视“解释”.在尼采看来,解释是主体置入意义的创造性活动,创造意义是为了拯救虚无,而在拯救虚无的过程中,权力意志的不断向上超越展示出了生命的力量,因而尼采的解释学思想也可称之为生命解释学.     

皮尔士符号学说再评价

皮尔士对符号研究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发现: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之所以能通过一定的形式系统代替或代表不同于符号自身的其他事物、现象、过程,无非是由于符号的解释者依据一定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规范所作的解释或认知.符号自身无所谓指称和表达,而是人把它作如是观,是人这样理解和规定的结果.也正是人赋予符号以生命,并以符号为工具发展了人自身.人类文明所经历的漫漫长路,可以说就是人运用符号承载文化,传递知识,并将人自身的劳动过程浓缩于符号系统的漫长历史.     

论人的意志与社会规律的内在联系──关于社会规律的一种主体性诠释

人的意志与社会规律的关系问题,既是困扰着人类实践的重要难题,也是困扰着社会哲学和意志论的“根本难题”。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无法完满地解释下列形式上的悖论：一方面,社会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而人们的行动总是有意志的;另一方面,社会规律又具有客观性,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实际生活中,从客体或主观意志出发而不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的意志与社会规律的方法,既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合理地解释和改变世界”的现实需要和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符号学定义艺术

定义艺术,是一个当代世界难题.赵毅衡教授从符号学角度为艺术所下的否定性定义(“艺术不是什么”),确实澄清了艺术理解中长期存在的混淆.然而,一个核心问题依然被悬搁:艺术符号的艺术意义到底是什么.另外,纯粹自然物、现成人工产品、“泛艺术化”是否是艺术,“艺术展示”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用它去解释一些“艺术实践”,是否合理等,依然是问题.我们认为,只有在有效区分直觉体验、美感体验与艺术体验,深入追问意义范畴的含义的基础上,主要从目的—价值层面而非从理解—认知层面的意义维度,才能有效定义艺术,给予艺术符号的“艺术意义”以正面解答.     

论法是国家意志的表现

“国家意志”这一概念,在马列著作中就有,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统治阶级“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列宁说过:“意志如果是国家的,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否则‘意志’这两个字只是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而己。”(以上引文中的着重号是笔者加)这些论断明确指出,法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而不是一般的统治阶级意志。但传统的提法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法的本质属性。那么,法的本质属性是提“统治阶级意志”好呢,还是说“国家意志”好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论及的问题。     

基于符号资本的现代性批判实践逻辑考察及其伦理确认

在现代性批判视域下,关于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解释困境体现在对社会关系之本性的不同见解中,这呈现在交往与权力的对峙中,其焦点在于如何理解社会空间的动态平衡。随着“符号资本”概念在社会解释中的引入,这一动态特征的刻画便建基于话语实践的运行结构及其经济学转喻下的表征功能。在宏观场域阶层上,符号资本既是话语实践的基础,也是社会流动性的动力根源;在微观层面上,话语实践塑造了符号资本的自我关涉性,并将符号资本引向在现代社会场域中的伦理确认。基于此,“符号资本”的概念扩容导向一种实践经济逻辑的规范内涵,后者为走出交往与权力之间解释困局,应对当代渐趋复杂多元的现实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与实践动力。     

符号、自我与交往——皮尔士的交往符号学理论

尽管皮尔士的符号学因其理论本身表述的晦涩难懂,以及所应用的"探究"领域的特殊性,从而导致符号学为理解交往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的实际效应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同,但是,符号学对符号过程内在模式的研究所展现出来的理论优势,则恰恰在于发掘出理解自我、解释实践的共同基础。     

“意义关联域”的解释学功能

符号学有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意指性和交流性。意指性研究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性质和类型,交流性则研究符号的意指作用得以实现的条件。从交流性角度来看,接受者对符号所指的理解主要依靠主体业已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理解的外在参照系。使符号的意指作用得以实现的这两方面条件是相互联系不容割裂的。一方面,接受者主体“先”结构是个体理解的根本前提,它决定着理解的个性特征,文学接受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象产生的原因即在于此。另一方面,当个体接受者之间处在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之中时,他们对符号意     

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的辨正

“自由意志”是奥古斯丁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人们一般以善恶的选择来理解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并得出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具有内在矛盾的结论。其实，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的本质内涵不是‘选择”，而是“自愿”。自愿是理解奥古斯丁自由意志概念的基石。     

理解、解释与实践

理解与解释的关系问题是诠释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对诠释学从“理解或解释”到“理解与解释”的模式转换过程作了历史性的评析。作者指出,狄尔泰为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袭,建立独立的精神科学,将理解与解释严格对立起来,使之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即:自然——解释,精神——理解。这种观点易于陷入相对主义,为以后的诠释学家所不取。实证主义试图以自然科学来统一理解与解释,而伽达默尔、利科尔等人则着眼于从“对话”、“本文”来统一这两者。作者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理解与解释的基础乃是人们的交往实践;唯有语言与行为(实践)的相互诠释,才能真正达到理解与解释的统一。     

论小说翻译的符号学途径

符号学的翻译观为语用意义的理解和再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将解释项引入翻译过程,与其相对应的语用意义就成为翻译中意义转换的首要任务。在小说翻译中,翻译者应该分析原作语言符号,主要是句法结构所蕴含的丰富的语用意义,并在译作中忠实地再现出来,从而再现原作的社会历史现实和艺术意境。     

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

本文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文章强调"人大释法"在娴熟地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时对法理学说的运用。文章指出,在居港权案中,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这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而且是法理学说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文章批评了立法者不适宜解释法律的流行偏见,呼吁将基本法纳入到国家宪政体制中来理解。     

向“意志说”质疑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说”如果在解释中是不排他性的,即承认法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而且也承认是非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或者,也是非统治阶级非意志的表现和非统治阶级非意志的表现,那么,我想象不出对这个命题还能有什么质疑。 如果,“意志说”是绝对排他性的,是“唯意志论”,那么,人们就很难不对这种唯意志论产生疑问。     

对"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双重理解

时于卡西尔的"人是符号的动物"这样的命题,我们过去常常把它理解为"人是创造、使用符号的动物",这是片面的理解.实际上,这个命题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不仅指人对符号的形构.也指符号对人的形构;不仅指人被先验的、抽象的符号形式所形构,也被后验的、具体的符号形态所形构.符号对人的形构,一方面指人的世界的形态被符号形态所形构,另一方面也指人观照世界的方式被符号形态所形构.在这个命题中,两个方面的理解有主次、显隐之分,但不可有所偏废,否则会造成对卡西尔的片面化和贬低化,贬低卡西尔思想的深刻性与正确性.     

历史解释的反思与重构

在法律解释的语境中,解释学转向使解释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意义的创生方式,使对立法者原意的历史追寻成为虚无飘渺的幻相,然而,相对主义的历史解释又遭遇到严格法治主义的质疑,从而使历史解释处于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夹缝中。立足于法律解释学的本体论立场,历史解释中的历史是效果历史,历史解释中的解释为独断型解释,历史解释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立法历史的批判性运用,探究立法过程中规范价值的当下意义。尽管,历史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是出于对民主价值的维护和立法者权威的尊重,然而,通过对民主命题进行重新解读,我们可以为动态性的历史解释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