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的圆形结构

《伤逝》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中的精品，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它向来以其深刻的思想意义和抒情诗般的格调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和读者的喜爱。周作人曾认为“《伤逝》这篇小说很难懂”，是“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他解释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其实，《伤逝》并不难懂，也不是鲁迅作品中最难解的一篇。只是周作人作为“兄弟恩情断绝”的一方，站在他的角度来解释鲁迅作品而别有会心，或别具用心。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小说的实际描写的。与周作人仅从一己的经历、体会或企图出发狭隘…     

强作解人说知堂──写在周作人生辰100周年

今年1月16日，是周作人生辰100周年。与四年前鲁迅诞辰100周年相比，周作人的百岁生辰自是静寂无声；除了一些周作人作品爱好者和现代文学研究人员之外，恐怕绝少有人会记得周作人的百岁生辰。作为一代文化名人，周作人并不寂寞。他的作品还广泛刊布；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人们在熙熙攘攘之余，忽然想到去寻找那一泊宁静的港湾了。散文随笔热的如火如荼，使周作人的作品也火了一把，那盛况差不多可以与本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在文坛叱咤风云时期相比了。但是，周作人又是寂寞的，这寂寞，在我看来应自“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始。1…     

周作人的“两个鬼”

“两个鬼”是周作人对自身矛盾性的一种概括 ,亦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认识。通过周作人与鲁迅的比较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两个鬼”并不是周作人所独具的特性 ,而是人性的普遍存在。     

林语堂代人受过──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条注释谈起

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后的第二条注释给读者三点印象：一、林语堂是“费厄泼赖”的倡导者；二、鲁迅写作此文是专门批判林语堂的；三、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始终站在进步文学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费厄泼赖”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而不是林语堂。鲁迅对“费厄泼赖”的批评，表面上对着林语堂．其实瞄准的是周作人。准确地讲，是针对当时一些善良人们姑息养奸的错误倾向而言的。二十年代的林语堂作为语丝派叱咤风云的一员战将，伴随着鲁迅的步伐，在反抗封建势力和现代评论派的攻城劫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林语堂是代人受过的。这场围绕“费厄泼赖”问题的讨论，是语丝派内部人之间不同意见的磋商，长期以来人们把它定格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档次上是不科学的。     

鲁迅周作人民俗观之比较

鲁迅、周作人二人虽不是专门的民俗学家,但都对我国的民俗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鲁迅认为研究民俗是为了解剖“世态世相”,“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而周作人主要是从学术研究、民俗鉴赏、收集资料的目的出发研究民俗的。二人的民俗观不尽相同,对民俗研究的贡献也不同。     

中庸与周氏兄弟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代表思想，是许多中国文人的理想信条。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阵营杀出的反传统猛士，身上又潜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庸”思想的世俗和本体解剖，来阐释鲁迅和周作人的两种迥异人生。     

论鲁迅和周作人“鬼民俗”的记忆与想象

由故乡鬼民俗的记忆而感发,鲁迅和周作人面对与鬼同行的现实,他们的文化态度和文学思考是有区别的:鲁迅在掏鬼心态的背后融入了深沉的文化思索,而周作人则在民俗——学术的立场,细细体味着人生的机微。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俗想象和价值取向。     

古越精神与周作人文化性格

文章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周作人硬气、沉实的精神个性与古越先民强悍好斗的野性、句践兴国雪耻而惨淡经营的稳实作风间的内在联系;第二部分围绕周作人的“故乡泛化意识”,探讨了越初民敢于轻舟泛海的海洋心态于其“世界民”意识形成、古越怀疑而非盲从的理性思维方式于其破除传统故乡意识的影响;第三部分则梳理周作人散文平淡而又无法平淡的风格与古越精神中任适自然、追求事功两种对立文化质素并存兼容间的某种内在因缘。     

记忆上留存的两种旧来意味──鲁迅与周作人作品中少儿时的“我”

鲁迅与周作人少儿时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但相同的生活环境却养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鲁迅直面现实，对儿时生活充满亲切感和参予感，而周作人则较孤独寂寞，缺少投入现实生活的热情，与生活保持一种审美距离。     

“独应”系周氏兄弟共同笔名考论

尽管以往有研究者指出署名“独应”的文章与鲁迅也有关联,但始终缺乏确证。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7卷(周作人卷)中收录的“独应”致钱玄同信,对照《钱玄同文集》中所收录的钱玄同致鲁迅信,为“独应”作为兄弟二人共同笔名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而从现存20封鲁迅致周作人书信中,可以看到鲁迅与周作人在翻译上的合作,比之林纾与魏易等的合作,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景观。由此,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周氏兄弟的“分”,也要重视他们之间的“合”。     

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乡土的视角──作为乡土文学作家的鲁迅与沈从文比较

就文学的眼光看，在鲁迅和沈从文的创作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所看重的，仍是描写各自家乡一隅风俗人情的乡土作品系列。自从走入文坛后，沈从文就始终将笔力凝往于故土湘西，创作了大量的反映故乡人民哀怨悲欢的作品，为此，他赢得了“乡土作家”的称誉。而鲁迅，作为乡土文学的首倡者和“引路人”，已被公认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开山祖。因此，从乡土文学的视角将鲁迅与沈从文作一番比较，应该是有价值的。深挚的乡情和悲悯的乡愁：鲁迅沈从文乡土文学的一个共同基调尽管鲁迅和沈从文在思想、文化、创作风格以及学识人…     

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鲁迅与周作人对传统文人精神的承传虽有相同之处，但又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前者在继承合理因子的基础上，并加以革命性的改造，从而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战士，后者则继承了消极因子，并滑入虚无、消极以至成为民族罪人。本文从精神文化遗传与变异的角度，侧重从鲁迅、周作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从对其作品的剖析，揭示其内在机制和轨迹。     

试论新时期的湖南散文的地域风貌

朱正、钟叔河是湖南学人散文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特立独行,清高孤傲”、“中庸和谐,柔韧坚定”的人文风采,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反映了当代湖湘精英人物同时追步鲁迅、周作人,但又有意无意的用周作人来稀释鲁迅的生存和行为状态,这种人格倾斜与湖南文化的历史基因有关,也是人与环境的现实关系活生生的文化体现。     

试论新时期湖南散文的地域风貌

朱正、钟叔河是湖南学人散文的代表作家 ,其作品中“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特立独行 ,清高孤傲”、“中庸和谐 ,柔韧坚定”的人文风采 ,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反映了当代湖湘精英人物同时追步鲁迅、周作人 ,但又有意无意地用周作人来稀释鲁迅的生存和行为状态。这种人格倾斜与湖湘文化的历史基因有关 ,也是人与环境的现实关系活生生的文化体现。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语言观比较

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同为现代白话文写作的倡导者与优秀实践者,但周作人强调汉语的不可更张的继承性,留恋于汉语的趣味性。鲁迅认为文言文承载了太多旧有文化的＂踪迹痕＂,反对读中国书,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殊途同归的是：周氏二人都有面对语言的无奈甚至不信任。但最终周作人走向了自言自语的文人＂闲谈＂;鲁迅则选择与旧式文人彻底决裂,最终成为现代知识分子。     

以平常心作平实之研究──读张铁荣《周作人平议》

以平常心作平实之研究──读张铁荣《周作人平议》钱理群张铁荣先生是中国有数的名副其实的周作人研究的“专家”──像我辈似的，虽也写过有关周作人的著作与文章，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只能算是“打游击”的；而张铁荣先生却是把整个的学术生命投入到“这一个”研究...     

现代宁波籍作家成才的特点和规律

现代文学史上宁波籍作家虽然没有成为一个流派，但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特定的贡献。他们成才的特点和规律是立足于故乡，成才于上海；投身事业，献身革命；从师鲁迅，登高致远；勇于创造，敢为人先这四个方面．这些贡献值得我们重视，也是非常值得家乡人民骄傲的．     

含泪的微笑——《鼻涕阿二》研究

中篇小说《鼻涕阿二》由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初版，书前有前记。作者许钦文（1897－1984），小说家，原名许绳尧，笔名钦文、蜀宾、田耳、湖山客，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关系非常密切，许钦文称自己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鲁迅把他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而加以赞扬，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我常以为在描写乡村生活上，作者不及我，在青年心理上，我写不过作者，但我又常常怀疑是感情作用……”。20年代初许钦文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辑成短篇集《故乡》；后又有《鼻涕阿二》等四个作品集问世。     

历史不能臆说——也谈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

鲁迅与周作人两人之间的兄弟“失和”,是学界一直都在探讨的一宗公案。许多研究者出于维护鲁迅崇高的社会声誉,完全按照许广平或周海婴的一面之词,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进而彻底遮蔽了该事件发生的历史真相。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界目前所持有的见解或观点,几乎都属于主观臆说,根本就站不住脚。从《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比照来看,这桩遭到兄弟二人误解的家庭矛盾,其实与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人格,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因此走出“偷窥”隐私的学界偏见,回归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用历史事实说话而不是去捕风捉影,才是鲁迅研究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