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管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20世纪末,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社会的变革使社会的治理模式发生巨大的挑战.竞争力理论的形成以及发展使城市的重要地位突显,而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则成为社会持续发展、更富竞争力的关键.以企业家式城市经营主义为核心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管治模式使城市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定位和作用得到重新确定.文中以广州为例对城市管理向管治转型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探讨,以政府参与城市管治的重要手段--城市规划为出发点,从行政区划的调整、城市规划创新以及广泛社会互动合作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当前广州企业家式城市管治模式特点,包括城市资     

南海渔港城镇发展的尺度重组与机制研究——以海南潭门镇为例

基于尺度建构动态性和能动性,探讨潭门渔港城镇发展历程中高低阶尺度间的权力互动,并通过建构“依赖”和“粘性”的概念,解析琼海市、潭门镇等地方低阶主体能动策略的尺度效应及其与尺度重组机制的关系。研究发现：潭门镇由“前重组阶段”向“过渡阶段”和“后重组阶段”过程转变是其与高阶尺度逐渐建立联结和调适的过程;潭门尺度重组过程是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高、低阶尺度主体结构性互动的结果,其中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潭门镇尺度重组过程中,地方主体通过国族认同、空间营造和合作联盟,创造并释放出尺度间的“依赖粘性”,不断推动着尺度重组的良性循环。作为介于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空间单元,潭门镇转型发展研究丰富了渔港城镇发展和尺度重组之间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框架,对海南省滨海城镇化及发展模式自主探索具有借鉴意义。     

城市尺度人居环境的主客观综合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为了帮助实现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人本主义"回归,利用系统学方法构建了"人居环境满意度"与"人居环境建设水平"综合分析的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搭建主客观耦合的指标体系,并利用AHP法求得各指标的权重。文中以广州市为例,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客观水平和主观满意度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满意度与建设状况呈现趋同与趋异两种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最快,满意度最高;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滞缓,满意度较低。对于"居住、环境卫生、生态维护"等指标,虽然客观建设速度突飞猛进,但居民对其仍十分不满意。了解民意,不断缩小人居环境供给(建设水平)与需求(满意度)之间的差距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目标。     

高铁发展对城市对间联系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快速发展的高铁网络对区域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而高铁发展对具有不同属性的城市对间联系的影响机制仍亟需探讨.论文选取南京市2000-2019年全行业的企业对外横向投资联系数据,测度以南京市为核心的城市间经济联系变化,在揭示城市对间联系格局的基础上,定量识别和分析了高铁因素对不同属性城市对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①南京市...     

城市景观格局尺度效应的空间统计规律--以上海中心城区为例

以上海市外环以内的中心城区为区域背景,基于SPOT全色波段遥感影像数据和GIS技术,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城市景观格局的空间尺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景观格局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显著的尺度依赖性。Moran指数I与Geary系数c对粒度变化的敏感点相同,均为50m。(2)城市景观形态具有分形特征,各类景观斑块的分维数对粒度变化的响应不同,它们随着粒度的变化呈非线性变化趋势;在粒度较小时,各类景观斑块之间的分维数差异较大,而随着粒度的增大,其分维数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3)城市景观多样性格局,与空间区位及人类活动的空间格局息息相关。在城市中心,主导型景观是经济效益较高的商业文化景观,并且景观斑块聚集度、破碎度大;经济效益较低的农业景观分布在城市边缘区,而且景观类型单一,斑块面积较大,破碎度较小;在由城市中心向边缘过渡的中间地带,景观类型多样,空间格局复杂。(4)景观多样性具有尺度依赖性。随着幅度的增加,景观多样性指数逐渐增大,多样性的空间格局也显著变化。在0.5km幅度下,多样性指数的最大值出现在市中心,从市中心向外呈现高低起伏的环状模式扩展,随着幅度增加,多样性指数的高值区向景观类型变化最剧烈的城乡过渡地带转移。(5)景观多样性的空间变异也具有明显的尺度依赖性。在较     

快速集聚发展过程中的河谷型城市的空间整合与规划--以兰州市为例

中国西部部分河谷型城市自1949以来一直处于较为快速的集聚发展过程中。产业、各种基础设施大量在河谷中兴建。但是,由于地形条件的约束,这部分城市出现了建设用地紧张、环境问题突出、空间职能配置体系不合理等问题。以兰州市为例,通过对兰州城市在快速集聚扩张过程中空间结构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旧城“空间职能置换”和新城区建设的空间整合和规划思路,设想了未来50年兰州城市空间建设方案,探讨解决目前这类城市所面临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城市现代化与环境综合治理等相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世界城市制造业地域嵌入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以广汽本田和空客汉堡为例

经典世界城市理论主要关注生产性服务业,较少关注制造业,其基于英美城市经验提出的世界城市产业关系弱化的观点已逐渐受到质疑。本文以中国广汽本田和德国空客汉堡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企业访谈方法,剖析和比较制造业地域嵌入生产性服务业的过程与模式,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世界城市制造业地域嵌入生产性服务业经历了嵌入初期、扩大发展、优化完善3个阶段,并表现为集团推动型嵌入、客户追随型嵌入、地方购买型嵌入等模式;成本和市场规模、企业策略和文化、地方企业服务水平、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对制造业的地域嵌入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从企业微观层面更细致和动态地揭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发展的世界城市产业关联紧密的特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世界城市产业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State in a Globalizing City‐Reg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Hong Kong‐Pearl River Delta (PRD) city‐region has taken place alongside complicated cross‐border governance. The framework of time‐space envelopes (TSEs) is adopted for a study of cross‐border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in the role of the state, that i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ension‐ free regional integration has never existed due to a complex governance network. The shift from “cross‐border protectionism” to “cross‐border free trade zone” in Hong Kong's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since 2001 is a result of the rearticulation of the state cutting through the geo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TSEs.     

“一国两制”下香港居民跨境消费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深港边界是全球跨境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以通过深圳湾口岸前往蛇口消费的香港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定量和空间计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香港居民来往深圳的消费模式和行为影响因素,发现在蛇口的跨境港人多来自“新界西”的屯门、元朗、荃湾三地,呈现以公交出行为主、出行频率高、消费低、时间短、老龄化、女性多的特点,其跨境行为主要受到个人年龄及收入、出行距离、区位等因素影响;港人在深港边界的跨境活动开始出现与收入、年龄相关的空间分异现象,呼吁展开针对不同过境群体的进一步研究,厘清其行为特点和影响因素,这将有助于建构粤港“优质生活圈”、促进粤港两地间更便利的跨境活动和更深层次的协作。     

Socio-spatial polarization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deprived groups in world cities: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This paper draws on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world cities to analyze socio-spatial polariz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deprived groups in Hong Kong in the 2000s. Intensifying glob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processes have induced socio-economic polarization, thereby producing deprived groups although the spatial outcomes may depend on the city-specific context. When local policies do not counteract the polarization trend, a spatial manifestation of widening socio-economic gaps can be expected. Intensified pro-growth policies adopted since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ese rule in 1997 and during its economic recession in the early 2000s have worsened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induced socio-economic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Census data from 2001 and 2011 show increasingly differentiated socio-economic profiles at the district level. The analysis offered in this study also points to a decreased socially mixed society in 2011 when the deprived groups lived in districts with less presence of the advantaged population.     

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游客出行行为的时空特征研究——以中国香港为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香港旅游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掌握疫情期间游客出行的时空变化特征,对后疫情时代旅游业复苏和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9年和2020年社交媒体的旅游评论数据,采用时序统计、复杂网络分析等方法,对比分析疫情前后香港旅游网络的演化特征,并结合旅游目的地语义刻画游客出行规律。结果表明：(1)游客出行规律呈现出一定程度变化,与疫情前相比,游客在一次出游行程中所访问的旅游目的地数量大幅下降;(2)热门目的地仍然在香港旅游网络中承担着连接其他目的地的重要作用,而围绕热门目的地形成的旅游网络社区由疫情前的空间显著集聚转为相对稀疏分布,但网络社区内部目的地的空间分布较疫情前变得更加集聚;(3)在游客选择出行目的地方面,热门目的地访问量急剧减少,而以往游客较少且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目的地,在游客出行目的地选择时变得更被关注,但产业目的地始终是香港旅游中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类型。     

城市空间扩展的自组织特征与规划管控效应评估——以北京市为例

城市空间自组织是一种潜在的城市发展机制。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正确认识和发挥自组织机制,有效复合空间规划的管控效应,将对城市空间良性扩展至关重要。通过构建空间逻辑斯蒂模型,阐释了城市空间扩展的基本机制,定量诠释了城市空间扩展在“面状”空间规划与“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引导下呈现出连续性和复杂性并存的自组织特征。“面状”空间规划体现在区位择优发展、临近建成区拓展等规律,“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主要表现为城市空间扩展的不完全预知性。在此基础上,采用相同模型对研究区全域、城市规划建设区、非城市规划建设区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面状”空间规划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强制性管控作用和“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的空间引导作用。因此,为了有效预防规划失效并引导城市空间的良性增长,应当科学使用、谨慎布局“面状”空间规划,需要构建一套顾及城市空间自组织机制,以自下而上的“点线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为基础,并充分发挥好自上而下的“面状”空间规划强制管制功能与“点线面”相协调的综合管控方案。     

中国城市基层地域的领域化与领域政治——基于东莞东泰社区的案例研究

从领域视角出发,城市化过程即是城市地域的(再)领域化过程,也即空间资源在个人和社会群体间的(再)分配和(再)组织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单位制的解体及社区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城市基层地域领域化机制的变革,本文在此背景下以东莞市东泰社区为例,分析了变革后中国城市基层地域领域化动态,探究了其中政府、市场和民间力量主体作用的机制变化。研究发现:单位制下中国城市基层地域的行政领域化已经被社区制下的市场领域化所替代,同时民间力量开始参与其中。由于缺乏合理的领域化协调机制以及政府角色偏差,城市基层管治呈现恶性的领域政治,成为社区制下城市管治失败不可忽视的原因。换言之,领域单元及领域政治机制建设是当前城市基层管治的要务。为确立有效的城市基层地域管治模式,需要尽快改革社区体制、明确管治单元,并要防止资本和行政权力向生活空间的过度渗透。     

北京城市边缘区城市化过程与空间扩展——以大兴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研究是探讨城市未来空间结构和形态演变的基础。本文基于北京大兴区1994、2001和2006年3期TM遥感影像资料提取城镇用地信息,通过对城市扩展强度、城市扩展梯度、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模式等建设用地的总体扩张行为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区十多年来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时间过程和空间格局特征,对明确未来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发展方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城乡建设效益提供基本依据。结果显示,大兴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强度不断增强;中心城区以及中心区面积的不断扩张,导致建设用地在高指数区间集中的趋势明显,农村地区小城镇建设的高速发展使得低指数区间的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根据城市化扩展梯度,大兴区分为城市化高速扩展带、城市化快速扩展带和城市化低速扩展带;紧邻中心区的城市化高速扩展带,以集中连片式扩展为主,该模式在边缘区空间扩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城市化快速发展带土地利用以轴向扩展模式为主,轴向扩展稳定地影响着大兴区城市化进程。独立发展模式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影响将明显增强,逐渐成为城市边缘区空间扩展的主要形式。     

城市更新过程中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的协同机制研究——以北京为例

城市更新过程中流动人口面临居住与就业的不稳定.本文构建流动人口居住与就业协同变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使用北京大样本问卷调研数据,基于双层级双变量离散选择模型,分析城市更新背景下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协同性及其与背景环境的关系.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居住/就业变动概率远高于本地人口,城市更新对流动人口居住和就业的不稳定性影响更...     

城市滨水区带状休闲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实证研究——以大运河杭州主城段为例

城市滨水区的空间结构普遍表现为沿主轴向两端扩展的带状特征,带状休闲空间也成为城市滨水区休闲空间设计的主要模式。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和对基本概念的回顾,阐述和归纳了城市滨水区带状休闲空间的流动性、对称性、双栖性和开放性等主要特征。以大运河杭州主城段的休闲空间与休闲产品为例,重点分析了点状、线状、面状三种空间单元的布局结...     

城市技术创新与合作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例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与合作是引领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当前技术创新与合作对城市/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尚不明晰。以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为案例区域,通过构建绿色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6—2018年间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以及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能力以及绿色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均显著提升,同时在群间和群内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下游城市群及高等级城市往往具有较高水平。② 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呈“U”型关系,而城市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的总体影响则呈显著正相关。③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的城市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具有显著差异。长三角城市群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整体实现了区域绿色协同发展,但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大多数城市尚未实现技术创新与合作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认为在科技创新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城市的技术创新与对外技术合作均对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群体效应,而发展中的城市群应努力度过创新的“黑暗期”,尽早跨过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关系的“门槛值”,并大力提升对外技术合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