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的政治

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当前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诸多方向的选择。如外生地理学和内生地理学的分化,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混行,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脱节,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互为归属。这些问题悬而不决使地理学的向心力逐渐弱化,地理学者不得不面对诸多学科发展方向上的困扰,以及对学科规范和学术认同上的困惑。笔者以为,此时“搁置争议”并不是办法。为了学科的长远发展,中国的地理学家和地理学会必须做出一些选择。坚持一元还是认同分化,这即是地理学的政治。     

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研究展望

目前,国内政治地理学研究以引自西方的外生理论和偏重政治结构的静态视角为主。引入行为主义视角不仅能够强化对政治地理行为的理解和政治地理过程与机理的解释,而且能为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中国贡献”。为此,本文总结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理论基础,提出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议题。具体而言：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权力关系和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环境认知和情感/态度;其视角强调对微观机制的分析、偏重可检验的规律总结和对人们主观因素的考量;行为主义政治学、政治哲学、行为地理学、情感地理学、政治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和参考;决策空间是行为主义政治地理学理论框架中的核心概念,未来研究可以深入考察地理环境对政治行为的直接影响、情感在地理环境与政治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基于情感的政治行动合法性建构策略。     

1990年以来中国地理学之地缘政治学研究进展

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政治地理学,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地理学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和国家地缘战略的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首先基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空间思维和现代组织行为学等理论,探讨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修正地缘战略和树立地缘目标的重要性,认为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地缘大思维,而地理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应首当其冲担当重任。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地理学的地缘政治学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精彩纷呈,并在重大领域有所突破。但其发展依然存在理论体系尚不完整、学科定位不清晰、优秀成果不足、过度依附西方思维等问题。鉴于此,提出了未来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努力方向。     

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进展评述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背景下政治地理学的发展日益受到关注。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和旺盛的学科需求,政治地理学在中国近年再度复兴,在本土化概念创新、多源研究数据和方法拓展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显见的成果。另一方面,学科发展亟待跨越的一些“门槛”也日益显现,如共识核心概念缺乏、学科范式不统一、多尺度研究视角不足等,制约了其学术研究与政策应用的深入互动。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对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动态的梳理,探讨了制约学科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指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多/跨尺度研究、政策研究、区域研究,加强东西方思想交流,以此推动知识导向的批判性研究、实证主义的学术研究和实用主义的政策研究相辅相成的知识生产格局形成,从而构建起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东方政治地理学特色,为全球治理和国家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     

社区生活圈的新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

社区生活圈从居民日常活动及行为视角考察城市社区,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相关学科的研究前沿,也是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中国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伴随着流动性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入,社区生活圈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社区活动和居民时空行为日益多样化、社区空间的功能与意义日益丰富化,亟需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创新与实践引导。时间地理学是理解人与环境关系的社会—技术—生态综合方法,为早期基于时空行为与生活空间的社区生活圈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新时间地理学重视家庭及其他组织企划的交互与时空组合,可为社区生活圈内个体—家庭—社区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研究、时空行为的社会文化制约与多情境分析及模拟提供重要支撑。论文基于新时间地理学方法,从理论、方法和实证3个维度提出社区生活圈的新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具体包括构建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行为理论,揭示社区生活圈的时空间结构;创新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行为分析和模拟方法;从社区生活圈时空行为优化、社区交往生活圈、社区安全生活圈等方面创新中国城市规划与管理等研究内容。     

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术谱系

本文从中西方比较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术谱系特征,对中国政治地理学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展望。本文认为,以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为背景,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可概括为萌芽期、停滞期和复兴期3个阶段;当前政治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但仍具有离散的特征。总体而言,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主体包括探讨军事战略、外交政策的“地缘政治学者”和地理学者中关注政治要素的“兼业政治地理学者”,这两者存在部分的交集;在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张其昀、鲍觉民、李旭旦、张文奎、王恩涌等学者为首的几个谱系,但总体而言政治地理学在中国仍然主要受到外源性理论影响,学科的概念和方法体系仍不完善,在此背景下的研究共识形成、学术共同体和学科知识体系构建仍是今后亟待解决的课题。结合这一思路,本文提出了更为均衡的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建议。     

西方政治生态学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启示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政治生态学以关注造成环境问题的政治因素为研究内核,成为不同学科共同探索的研究领域。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立足点,深化政治生态学研究的空间性和政治性。论文首先通过对西方政治生态学理论脉络进行梳理,发现政治生态学根源于早期环境批判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后人类主义理论,并与地理学的发展相辅相成。其次,对近30年西方地理学与政治生态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现有的研究议题主要聚焦于生态经济与绿色发展、生态治理与环境保育、生态身份与微观政治及生态客体与能动性4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论文总结了相关研究对中国地理学进行政治生态学研究的借鉴意义,并进一步提出立足中国本土进行政治生态学研究未来需要关注的方向。     

中国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展望:青年学者笔谈

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发展相对滞后,目前仍未形成系统、有共识的学科理论框架。为此,基于2019年先后在上海和广州举办的多次研讨会,国内15位青年地理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基础和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研究方向。这些研究方向具体包括：多尺度的地缘环境、科技地缘政治、批判地缘政治、环境政治、能源地缘政治、国别区域研究、通权论、民意政治、都市政治、劳工政治地理、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地理、城市政治地理学、中西权地秩序比较、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新人地关系、尺度政治、马克思主义政治地理学、历史政治地理和基于福柯治理术的空间-权力关系理论等。此外,各位青年学者一致认为,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研究应该具有多尺度特征、加强原创性理论研究、回归“地理空间-权力关系”的主线。希望本文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关于中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的讨论和成果。     

The political pivot of geograph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geographical work of Peter Kropotkin and Halford Mackinder, making clear the political choices behind their very different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Both writers responded directly to Keltie's report on geographical education and the paper uses these manifesto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an analysis of their relations to geographical thought and geographical institutions.     

Jens Christian Hansen and professional Norwegian geography

The short article makes a small selection of early German literature containing the term ‘cultural landscape’ accessible for an English-language readership with the aim of enabling a broader discussion of the term. After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usage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four German authors and their publications are presented. Carl Ritter appears to have been the first to use Culturlandschaft, in 1832. He was followed by Carl Vogel in 1851, Joseph Wimmer in 1882 and 1885, and Friedrich Ratzel in 1893. Analysis of their use of ‘cultural landscape’ reveals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term: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cultural landscapes, i.e. cultural landscapes developed from natural landscapes; an opposition of nature and culture;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landscape as agricultural or park landscape.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on is described with words with a positive connotation.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dimensions with recent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shows that long-standing ideas continue to influence present-day usage.     

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地理”的重要性——兼论中国政治地理学的范式选择和理论建构

在国际形势应对和国内社会治理的需求推动下,目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基本形成了外源性研究与内生性研究并行的学科体系。然而与国际关系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有限,相关理论和方法较少被其他学科采纳应用,在国内外地缘战略和社会政策制定中的声音也相对不足。本文一方面直接回应了其他学科对“地理”内涵及其重要性的偏见和误解,另一方面指出了中国政治地理学自身在机理性研究、宏观-微观联系、研究对象整合和理论建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还从权力-空间关系出发,明确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期望有助于整合研究议题、凝聚研究共识、推动知识积累,从而增强政治地理学科的理论生产能力及其在更广泛学科体系中的影响力。     

政治地理视角下的西方城市区域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自21世纪初以来,有关全球城市区域的研究在西方快速崛起,掀起了一股治理与政策的“区域转向”浪潮。新经济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学派最先开创了城市区域的理论研究,但其理论解释偏重城市区域的经济发展与资本再地域化过程,忽视了政治与政策对城市区域的重要影响。近年来,政治地理学从城市区域的建构属性、战略属性和矛盾属性3个方面切入,旨在揭示现实中城市区域的实际形成过程与机制。本文认为西方政治地理视角有助于揭示城市区域形成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及其政治工具性。特别是通过解析城市区域政策的话语建构过程、分析城市区域发展所折射出的国家地缘战略选择以及剖析城市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公共资源分配等议题,可帮助研究者跳出就政策谈政策的讨论陷阱,更能从整体格局上审视不同利益主体在城市区域发展过程中的诉求与冲突,进而为解读和反思我国城市区域形成过程与治理机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超级机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

超级机制或超机体概念是人类学家提出的概念,后被美国伯克莱地理学派引入到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尽管该概念自引入之初起,就伴随着学术讨论,但是它在上个世纪的英美地理学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新文化地理学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的分歧之一也在此概念上。本文列举了在美国和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中,超级机制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探讨了超级机制指导下,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在何种情况下是因果分析,何种情况下是非因果分析。进而指出,超级机制概念在分析宏观区域文化一致性上具有解释性,在分析微观尺度区域内的人地关系上也具有一定适用性。新超级机制理论在学术界的讨论过程中提出了一些修正,在分析社会文化时超级机制不适用。     

国际水政治研究进展与政治地理学展望

国际河流因涉及国家间的资源归属和主权事务而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尽管国际水政治相关的权力和空间议题已成为国际学界的热点之一,但尚未在国内政治地理学者中得到充分关注。结合质性系统性综述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90—2020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235篇与CNKI数据库中158篇国际水政治文章进行回顾。结果表明,国际水政治研究呈现多学科介入的特点,中文研究侧重国际关系和国际法议题,英文研究则以政治地理学和政治生态学为主要理论基础。总体而言,在水冲突与合作、话语批判、水-社会关系三大研究主题下,既有研究不仅通过多元主体和话语建构回应“领域陷阱”的局限性,还从辩证和关系视角丰富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从而推进了国际水政治的研究议程。本文认为,政治地理学者可从空间、领域、尺度等角度进一步深化国际水政治研究,为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地理学的理论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