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超特大城市的实证分析

空间结构布局是城市综合发展需要考虑的核心因素，对于规模巨大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是如此。目前，中国部分超特大城市实施多中心策略，其是否满足生态城市的建设需求值得探讨。基于2005—2019年中国超特大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社会网络法测度城市多中心程度，实证考察大型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其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超特大城市的多中心程度对城市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呈现先增加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对拐点进行分析发现，多数超特大城市处于提升多中心程度将促进碳减排的阶段。机制分析说明，城市多中心程度通过城市创新影响碳排放，城市公路设施水平则负向调节城市多中心程度对碳排放的影响。     

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结构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兰西城市群企业大数据的考察

以兰西城市群各县(区)战略性新兴企业位置大数据为样本,构建了产业空间密度的变异系数项,分别从“规模”和“形态”两个维度综合衡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结构。利用面板回归模型、门槛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结构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线性、非线性以及空间交互影响。研究发现：蔓延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结构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以城市规模为门槛变量,战略性新兴产业蔓延型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当城市规模跨越门槛值后,战略性新兴产业蔓延型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影响和显著水平逐步加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综合反映出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蔓延型发展对本地碳排放强度降低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邻近城市产业空间结构的蔓延型演进也会降低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数字经济、城市空间结构与碳排放效率

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发展目标下研究数字经济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更具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的碳排放效率，趋于分散或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也有利于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且城市的多中心结构有助于数字经济发挥其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城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条件、产业政策支持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东部或南方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大数据”试点城市，城市多中心结构更能助力数字经济发挥其提升碳排放效率的作用。由此，提出产业发展政策、城市空间规划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

城市规模与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空间利用效率,本文利用数据包络(DEA)分析方法测算我国227个地级市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并建立分析模型,验证城市规模、空间结构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土地财政推动土地非农化导致城市规模扩张,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城市化导致城市空间结构不合理,这降低了城市空间利用效率,进而使得碳排放强度上升。我国可以通过纠正这种扭曲,提高空间利用效率、节约能源、降低碳排放强度从而达到减排目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检验

基于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绿色发展效应,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两种集聚与产业自身绿色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采用空间模型研究发现,专业化集聚对周边生产性服务业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呈倒“U”型,而多样化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此外,分地区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影响与整体结果一致,而多样化集聚起直接推动作用;中部地区两种集聚的影响均呈倒“U”型,但各省专业化集聚水平已接近甚至突破了拐点;西部地区仅有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显著并呈“U”型,区域内各省仍在曲线左侧,尚未发挥出推动作用。     

功能分工、经济集聚空间溢出视角下城市群多中心性研究

伴随城市群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会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效应。具体而言,当城市群处于单中心空间结构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的极化效应显著;当城市群为多中心空间结构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利用2015年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的截面数据,建立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为单中心发展模式,发育水平较低;珠三角城市群处于单中心向多中心模式的过渡阶段,发育水平较高;长三角城市群为多中心发展模式,发育最为成熟。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角度来看,应促进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进而推动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非线性、共轭驱动和空间外溢效应的研究

本文系统考察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检验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共轭驱动效应及空间外溢效应。结果表明：人才集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符合威廉姆森假说。就全国而言,人才集聚和产业集聚背离共轭状态;分区域样本中,中部地区人才和产业集聚处于协同发展的共轭驱动状态,东、西部地区尚未对区域经济增长形成协同发展的正向互动关系。人才集聚、产业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影响,产业集聚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对邻近地区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人才集聚则表现出非线性溢出效应。     

中心城市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际产业关联性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主要城市群的相关数据,对中心城市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际产业关联性进行了统计描述和实证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城市群的区位模式以多核心为主,单核心城市群主要位于东部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制造产业份额与其经济规模呈倒"U"型关系;临近效应、价格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是影响我国城市群内产业梯度转移的主要因素。     

区域制造业空间效应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及多样化水平与制造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市化水平会对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关系产生影响。分区域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要素禀赋等因素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线性关系,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现阶段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将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区域经济的多中心空间结构

基于空间集聚和扩散效应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已经成为区域和城市经济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本文希望通过一些相关的文献综述,为该领域研究的推进提供一些帮助.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心城市等级划分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通过形成规模经济、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引领城市科技创新等,有效推动了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并促进了城市集聚扩散功能的发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已经成为全球中心城市的重要特征。为适应中心城市特征的变化,同时真实地反映出经济全球化时代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的规律性趋势,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中心城市等级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工具对不同等级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估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等级中心城市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遵循从全国性中心城市向地区性中心城市依次递减的规律;全国性中心城市对相邻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平均影响显著为正;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地区性中心城市也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通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发展水平,将能够有效地推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发展。     

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影响机制及检验——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的考察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考察了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影响机制及产业异质性影响。采用2006—2015年中国31个省域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验证了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影响机制和产业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作用。产业集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区域创新，区域创新通过增长极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产业异质性，不同高技术产业的集聚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差异，同时区域创新对不同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反向影响亦呈现出差异。东部地区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双向影响程度相对中西部地区更大。     

区域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及空间效应

区域中心城市在经济协调发展中发挥增长极作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以我国人口规模超过200万人的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和Matlab软件,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产业升级是区域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产业升级不仅会对城市自身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信息化水平的直接效应均为正,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10000元时均趋于显著,且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证明了空间分工在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据此,从组建城市群或都市圈、打造县域增长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强化增长极的溢出效应、促进中心城市与其外围地区“空间—产业”耦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产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理论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城市数据实证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能够稳健地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这一影响效应在东部与中西部皆得到有效验证;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城市规模等级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性;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性;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绿色经济技术效率的正向作用上;产业协同集聚通过改善劳动力与资本错配、促进知识溢出与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绿色经济效率。据此,应大力推动产业协同集聚发展,注重产业协同集聚的区域差异与城市规模差异。同时,立足于本地实际,探索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发展路径,助推绿色经济效率提升。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否提升城市专利质量？

产业协同集聚与融合发展已成为带动地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测度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度与城市专利质量水平,并实证检验了协同集聚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专利质量水平。产业协同集聚是促进地区创新的空间前提条件。主要影响机制的探讨表明,知识外部性溢出与分工深化是导致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中介渠道,但创新成果转化加速的中介提升机制尚不明晰。分地区看,相比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更能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分行业看,制造业与金融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协同集聚所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更加明显。目前中国整体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存在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是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降低碳排放了吗？

研究目标：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方法：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对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并未产生预期中的碳减排效应,但显著提升了周边城市碳排放水平;金融业专业化集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以及环境治理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本市或相邻城市均具有明显碳减排效应,而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却显著提升了相邻城市碳排放水平;大城市、中小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与城市规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错配,从而导致其碳减排效应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研究创新：区分了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价值：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破解“稳增长、促减排”两难困境,有效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专业化还是多样化：数字化变革下的产业集聚模式研究

数字化变革通过影响资金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不同产业集聚模式的集聚效应产生影响。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4个城市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变革对不同产业集聚模式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变革对不同产业集聚模式的影响均呈现U型特征,不同规模城市在数字化变革下的产业集聚模式存在差异,小城市和大城市倾向于产业多样化,中等城市则倾向于产业专业化。鉴于此,各城市应继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升产业供给层面的数字化程度;不同规模城市应当基于自身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因地制宜地选择集聚模式,小城市不能过度专业化,中等城市应避免盲目多样化,大城市则应强化多样化。     

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经济效率和平衡效应研究——基于2001—2017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融合校正的DMSP-OLS和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衡量2001—2017年中国地级市空间结构,考察了城市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及城市内部均衡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及内部均衡的影响在不同规模城市(城市群)存在异质性,当人口规模低于600万人时,单中心结构能够实现效率与均衡的双赢,而当人口规模高于1000万人时,多中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并实现城市均衡发展。对于人口规模介于600万—1000万人的城市而言,实施单中心结构规划的城市可通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多中心结构规划的城市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助力其实现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及城市内部均衡发展的目标。     

城市空间结构对交通出行影响研究的进展——单中心与多中心的论争

通过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构建来疏解单中心城市的交通拥挤是城市规划历来的理想,但这种理想正日益受到实证研究的挑战.关于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否节省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分析表明,两种截然相反的实证结论源于两种不同形成机制的多中心结构,改善交通出行的多中心结构是以就业与居住就地平衡为前提的.     

现代空间结构理论回顾及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规律

<正>一、现代空间结构理论回顾有关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源于区位论,区位论也可以看成为现代空间结构理论的微观部分,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了现代空间结构理论。1.古典区位理论古典区位理论产生于19世纪20-30年代,其研究主要局限在对企业、产业的区位选择、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方面。杜能在1826年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确定了农业生产方式的空间配置原则为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各种不同产品生产的同心圆结构(李小建,1999)。韦伯于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探索了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瑞典经济学家帕兰德、美国经济学家胡佛等不断修正韦伯以市场因素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近似为零的前提,考虑了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