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基金持股与企业投资效率

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保基金持股在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的同时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即社保基金持股能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机制检验发现,社保基金持股通过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来抑制企业过度投资;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来缓解企业投资不足。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代理成本较高组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组,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     

财务报告质量、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效率的相关性研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

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7-2011年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剖析我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债务期限结构与公司投资效率三者的相关性,并提出理论假设。通过对样本的实证分析并对假设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投资效率与财务报告质量正相关,并且更能有效缓解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投资效率与短期债务比率呈正相关,能够有效抑制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短期负债比率能够加强财务报告质量对企业投资不足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从而加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相关关系。     

政府补贴、融资约束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基于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以2015—2020年A股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融资约束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缓解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的同时对资本配置效率存在双向影响：缓解投资不足而加重过度投资;融资约束会加重投资不足而减少过度投资;两者复合“冲抵效应”在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层面存在不同;在不同市场化程度及所有权性质的样本中其显著性存在一定差异。研究结论为政府与企业的相关决策提供理论指引。     

数字金融能促进企业投资吗——基于缓解融资约束视角

数字金融实现了传统金融与高新技术的深度融合,作为金融市场发展的新产物,其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在考虑内生性等因素后,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改善企业的非效率投资问题,融资约束在此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加明显。进一步考察投资促进效应的传导路径,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和使用程度越高,对企业投资起到的积极作用就越显著。     

管理者非理性行为与非效率投资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有限理性假设,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5年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管理者的三种非理性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风险偏好和管理者从众行为)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共同影响。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管理者从众行为会导致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过度自信和非过度自信管理者的从众行为均会加剧企业非效率投资,非过度自信管理者的从众行为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尤为严重;过度自信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非效率投资显著正相关,而非过度自信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即非过度自信管理者适当的风险偏好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因此,要想提高公司非效率投资管理应从管理者的心理素质培养入手,重点培养其避免从众心理,积极主动地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对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还需要培养其适当的风险偏好。     

数字金融、股权融资成本与投资效率

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应用于金融业，数字金融给市场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动力。本文借助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数字金融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逻辑关系。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该研究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金融通过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促进企业的投资效率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以及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基于CEO财务背景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我国A股上市公司有财务背景CEO的企业占比不断上升。本文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首先研究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的关系,考虑CEO背景因素,进一步研究CEO财务背景对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影响,并区分产权性质做出研究论证。结论如下：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投资效率呈倒“U”关系,相较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倒“U”关系更显著;CEO的财务背景将显著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倒“U”型关系,非国有企业中,财务背景CEO可以显著强化企业金融化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但国有企业中财务背景CEO对上述两者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     

数字金融对低效企业的抑制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对低效企业即所谓的“僵尸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此类企业存在抑制效应;其驱动力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相关,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产生抑制效应的重要机制;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减少低银行竞争度地区以及强政府干预地区的低效企业,这表明银行和政府在其中均担任重要角色。     

金融发展对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

从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角度出发,利用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在 2004-2014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建模实证研究金融发展对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瓶颈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中国中小上市公司的投资与其内部现金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金融发展能够缓解中小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现象,且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融资瓶颈约束缓释效果越强,即减缓了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媒体报道、融资约束与投资效率

本文以2006~2011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媒体报道对融资约束与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报道数和正面报道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负面报道加剧了融资约束;媒体与投资效率方面,总报道和正面报道会缓解投资不足,并加剧过度投资,而负面报道的作用并不显著。     

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过度投资行为与治理机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以2002~200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心理因素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它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现有的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对这种非效率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也对如何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有一定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银行信贷渠道与货币政策传导

作为新兴金融业态,数字金融发展会对既有金融体系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聚焦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一宏观命题,立足于我国以银行信贷渠道为主导的数量型中介,运用我国商业银行、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数据,本文深度剖析了数字金融发展与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弱化了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传导效应,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和控制影子银行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的结果依然支持该结论。(2)具体而言,数字金融削弱银行信贷渠道传导效果是通过改变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和弱化实体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而实现的。(3)上述弱化效应在以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为主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以及低资本、低流动性和低报酬的银行中尤为突出。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以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效率变革的新动能。基于2015―2018年腾讯研究院编制的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A股上市公司匹配数据,本文系统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但在本文考察期内,数字经济对企业生产率主要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非农行业和大中型企业,数字经济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管理效率效应四个间接途径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本文结论为推进"新基建"战略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对如何发展数字经济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与企业投资效率——管理者权力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由此加大非效率投资及降低投资效率。(2)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仅对“奖优-低惩劣”薪酬契约有效。相对于非国有、高估值与制造业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国有、低估值与非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管理者权力的提高会加剧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高管权力寻租引发的薪酬补偿效应,由此稀释薪酬奖惩对业绩变动的敏感度。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会减弱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主要针对投资不足企业,对过度投资企业不显著。(4)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高管薪酬粘性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来影响企业投资效率,“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     

银行信贷、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9－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的关系,以及银行信贷对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与僵尸企业正相关,特别是企业过度投资中耗费的资源、形成的产能具有不可逆性,将直接增加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导致企业沦为僵尸企业;银行信贷对企业僵尸化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相对于过度投资来说,银行信贷对于抑制投资不足导致的企业僵尸化问题更加有效;从贷款期限来看,短期贷款能够给债务企业形成流动性压力和再融资压力,迫使企业经理人提高投资效率,从而对企业僵尸化问题的调节效应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依据2015—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考量数字化转型、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对国有企业和过度投资企业的作用更明显,且企业非债务税盾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状态下作用效果相反。鉴于此,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做好目标资本结构测算模型设计,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提升行业投资效率,提高制造业全球竞争力。     

生命周期视角下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动因研究

以2009~2012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发展动态的角度检验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动因。研究表明：成长期和成熟期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管理者代理冲突所致,衰退期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由大股东代理矛盾所致,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由管理者代理冲突和大股东代理矛盾共同所致;成长期上市公司投资不足主要由融资约束所致,成熟期和衰退期公司投资不足由融资约束和两类代理冲突共同所致,且非国有公司比国有公司面临更加严格的融资约束。     

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商誉的中介效应

依据2010—2022年中国A股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与审计费用的增加呈正相关关系,这一关系在重污染行业尤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商誉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费用的提升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鉴于此,企业应加强精细化审计成本预见性与规划性,全面考虑数字化投资与审计成本之间的平衡,适时调整审计策略与资源配置,监管层需适时调整审计行业规则应对数字化转型。     

基金抱团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依据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公募基金数据,探究公募基金抱团行为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基金抱团行为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盈余管理具有中介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较,基金抱团对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力更大。鉴于此,应强化对基金团体交互行为的识别和监管,从而发挥基金团体的外部治理作用,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创业板企业的证据

中小企业创新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2012-2018年创业板上市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该影响在不同特征样本间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且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激励中小企业创新。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中小企业中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