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需求特征与政策回应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其住房问题是现阶段城镇住房保障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事关我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形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现状、需求特征和住房意愿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居住拥挤、条件简陋、教育医疗配套少,住房问题十分严峻。文章最后从户籍制度调整、阶梯型住房政策以及建立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利用等权重的办法对每个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复合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这一变量,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进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微观因素进行了探讨。回归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务农经验、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于市民化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因素,如打工期间是否与家人同住、父亲是否在外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认知层面的自评经济状况好坏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是影响其市民化水平的显著变量。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正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表现出高标准和多元化趋势。从影响因素来看,男性择偶标准高于女性;家庭背景对择偶标准的影响在减弱;流动经历、城市融人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但大众传媒却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性状况研究——基于绵阳市的调查分析

通过对绵阳市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获取性知识主动性不强、主要通过网络媒体获取性知识、性病传播和避孕知识不足：对于婚前、婚外性行为、第一次性行为对象和可以发生性行为的情形等方面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不少人认为夫妻性方面出现问题是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少部分人在性需求较为强烈．由于长期性压抑导致其身心受到影响。通过性别对以上方面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媒体途径获取性知识,选择安全期避孕,双方自愿即可发生性关系,恋爱次数更多,性压抑时难以入眠、头疼、精力减退、幻想性犯罪。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西北四省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城市青年的态度和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响,此外,婚姻状况、月储蓄、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和原住地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的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下新生代农民工遇到的一个棘手难题是如何实现市民化,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影响因素两个角度展开,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可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和人文关怀、适当增加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改善城市居住环境和改变对农民工的片面认识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珠三角农民工的问卷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其精神健康欠佳。影响因素中仅有迁移感受和工厂体制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的影响消失,这与国家、地方政府、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有关。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驱除其流动性,促进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是有效提升其精神健康的关键。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以及半结构化访谈法,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务农经验、自我认知和未来发展、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度及生活消费方式等方面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非制度化的市民身份认同心理,而该认同心理受个人收入与家庭背景、社会保障权益以及社会接纳氛围等现实因素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利益诉求及角色变迁--基于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

文章首先回顾了农民工演变的历史,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义。通过作者在东莞塘厦镇的调查访谈资料,本文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特征和新的利益诉求,并说明新阶层出现后给城市和农村社会分别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后利用迁移者角色变迁的理论来诠释传统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差异,最后提出了简短的政策思路,其他存而未论。     

工人还是农民——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从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的角度,使用大规模的量化数据,证实了消费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集体消费对其工人身份认同成正比,但是私人消费水平却与农民工的工人认同成反比。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低工资、低福利是罪魁祸首。在现阶段,提高农民工工资,覆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城镇家庭住房困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东省调查数据的发现

利用2010年广东家庭追踪调查城镇部分数据,研究转型期城镇家庭住房困难状况,结果发现：城镇家庭收入与住房困难成“倒U”关系,其他因素如家庭规模、户籍分割及高房价背景均与住房困难存在明显关系,但住户特征与住房困难的关系较弱。显然,理解转型期城市住房困难现象不能仅从市场的收入逻辑进行解释,住房市场嵌入在各种制度因素之中,旧的分配制度与新的市场因素均会左右城镇家庭的住房状况,住房困难是家庭特征、市场环境及国家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代流动人口——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新划分与新界定

"新生代流动人口"或"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不符合现实情况的需要,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外二代移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二代流动人口"的概念和划分方式,通过与现有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从理论上进行对比论证了"二代流动人口"群体在未来流动人口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最后为人口普查和各项有关流动人口的专项调查提供了数据采集方法上的建议,并提出了未来一些相关的研究议题.     

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因素

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估主要取决于对自我能力的认可程度、母亲和自己的受教育水平、以及所居住区域的性别文化性质。对自己的能力树立信心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与心理或性格相关联的先决条件,而教育投入则是提升女性社会地位一块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大男子区域文化不仅不合理地降低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且还让处于不平等社会地位中的女性感到自我满足。要进一步改善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必须在注意提高妇女自信的心理素质和自强的教育素质的同时,从社区和社会层面消除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性别文化。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条件行业差距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选取流动人口典型就业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探讨行业之间就业条件差距的代际变化情况,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丁资、劳动强度、社会保险状况等就业条件的行业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行业农民工就业条件的代际差距有明显扩大趋势,反映出行业发展的不均衡与部分劳动者的权益损害。行业待遇差距过大,将会恶化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均衡,甚至加剧近些年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