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之我见

“新时期文学”是尚有明确社会改造目标引导的文学,而在“后新时期文学”中,这种理想的目标已经淡出并趋向干无。这是决定两个分期文学现象呈现质的不同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分期的文学阶段的所有相异之处,都来源于此。     

论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问题--以寻根文学为发生中介物

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在文革潜在写作和反思文学阶段还处于萌芽状态,并没有被社会认同.待到寻根文学阶段,作家们对道家话语的张扬和建构已经自觉化、公开化.韩少功、阿城们在他们的理论陈述中鲜明地表现出对道家文化的张扬姿态,阿城所塑造的王一生等形象与道家的"真人"人格理想具有相同之处,汪曾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桃花源情结"及对"水的感觉"的追求也与道家"质性自然"等思想相同或相通.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寻根文学作为发生的中介物,终于使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完成了"继续不断的建构",并使之获得了话语的合法性.     

“后新时期文学”：历史语境与文学现代性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于文坛的＂后新时期文学＂是一种不同于＂新时期文学＂乃至整个经典文学的全新文学-文化事件。这一事件的出现,既标志着中国文学在＂后新时期＂的各种文艺思潮和复杂社会语境中的巨量发展,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历史进程和民众生存生活的深刻变迁,并与一种全球性的新型世界观和一种新的社会重构认同及价值迁延相关联,是这诸多社会文化症候在文学领域的操演。基于这一认识,＂后新时期文学＂的价值就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中国新时期电影与文学的互证——兼评刘再复《驳顾彬》

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已成为中国新文学评价中的热点与焦点问题。仅从传播方式而言,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时期电影。张艺谋认为第五代导演的成功与新时期的文学繁荣分不开,正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成就了新时期电影。实质上,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历文学现代化洗礼后已逐渐进入成熟期,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然而,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价值取向的茫然与混乱中,导致无法建立起公正的文学与电影评价系统和体系。只有冷静分析中国新时期电影和文学,才能真正发现新时期电影和文学的价值所在。     

新时期当代题材的"苦难文学"与审美价值

新时期当代题材的苦难文学,是指新时期以中国当代社会性苦难为审美对象的创作.它们对苦难的描述,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某些根本矛盾与普遍问题,体现出对人的基本权利及生命价值的尊重,显示着文学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它们破除了"社会主义没有悲剧"的神话,证明中国当代文学存在严重的伪现实主义现象.它们也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态度,总体上具有文学史意义、严肃文学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等多种审美价值.     

作为遗产和资源的“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文学"在今天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具有双重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它是来自1980年代的一份文学和文化精神的遗产;另一方面,它也是实际参与创制其后及至当前文学、文化形态的一种思想资源。但无论就哪方面而论,"新时期文学"本身都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在历时性的维度上,这种矛盾体现为以1980年代中期的"方法年"和"观念年"为界的前后两个不同追求目标、不同演变机制的"新时期文学"片段;在共时性的维度上,这种矛盾与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新时期"紧相纠结,显示出了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决定论和实证论、先验信念和理性批判等多重思想潮流错综交织的复杂局面。     

新时期以来吉林文学寻踪

新时期吉林文学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进程中走过了30年。从改革开放之初“堀起的诗群”到80年代的先锋小说、黑土地文学以及90年代以来吉林影视文学创作的异军突起,突显了吉林作家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尤其90年代以来的吉林文学在地域文学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中、在开掘民间笑文化、建构和谐社会娱乐精神上以及在图像时代的审美诉求中呈现出吉林文学不断超越的探索轨迹。     

新时期以来公共论域中的文学与批评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批评,一直存在着与公共论域的关系问题,通过对新时期以来公共论域中的文学与批评的爬梳,本文认为,文学走向公共论域必须关心书写文学以外的"公共性"问题,必须对这些问题有提出和担当的愿望和能力.     

从新时期文学声浪中看湖北文学的三次创作潮

新时期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个异常活跃、成绩显著的时期,而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湖北文学是其重要的构成.从全国文学形势来看,新时期湖北文学总体上与全国文学同步,但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和文学特色,具体表现为三次文学创作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湖北文学是众声和鸣,花团锦簇,领全国文学之先;而在中国文学最为活跃的80年代前期和中期,湖北文学明显"失语",远远落后于全国,直到80年代末,挟新写实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文学浪潮,后来居上;当90年代全国汹涌着长篇小说创作大潮时,湖北创作界反响寥落,直到新世纪,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湖北才出现蔚为壮观的长篇小说创作潮.     

新时期三元文学体制生成策略与变革趋向

用文学"知识场"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文革"后文学"知识场"重新生成的各种社会力量,可以看出新时期文学体制的生成与变革是一个自下而上又由上而下、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过程。"人民"成为文学知识分子参与新时期文学知识场重建、质疑文艺审查制度并得以精英身份发言的重要策略。与此相应,1982年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中译文修改稿的发表,标志着党作为文学知识生产的管理者逐渐以间接规约文学知识的传播阶段——出版物,取代以往直接限制文学知识的生产阶段——作家创作的领导策略,新时期"人民-文学-政治"三元文学体制形成并对繁荣新时期文学创作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新时期《上海文学》的文学史价值

新时期的《上海文学》不仅刊载小说创作,也发表文学理论和作品评论,为当代作家和评论家提供文学实践的园地,同时依靠其选择机制对小说的发生与演进施以直接影响,它们不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最原生态的样貌,而且还以其现实的精神参与到了这一历史的生成之中,并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新时期《上海文学》为当代文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作者,并通过策划"读者中来""读者评论""编者的话"等栏目,在坚守严肃文学立场的同时凝聚了自己的作者群,依靠他们,《上海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新时期《上海文学》无论是对旧文学观念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观念的提倡,都没有脱离具体的对象,表现出了非常及物的精神品格。这一精神品格已经转化成最重要的文献史料,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依赖的重要资料。     

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学术界所谓的“新时期文学”同前一时期文学的分界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使党的文艺政策作重大调整,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原来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二、三中全会倡导的民主精神促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得到真正贯彻执行,使作家艺术家获得高度的创作自由,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营造了宽松和谐的良好环境。三、三中全会作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新时期文学

探讨中国新时期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在这一维度中,新时期文学的基督教文化言说有其特定的发生背景,新时期文学中呈现出对基督教文化的独特言说方式,基督教文化精神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提供一种有效的参照。基督教文化不仅是一种＂罪感＂文化,更是一种＂爱感＂文化,其＂博爱＂之情与＂谦卑＂之心有利于博爱现实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基督教文化是一种＂普世＂文化,有利于消解中西文化对峙,促进文化融合,构建世界文学;基督教文化亦非＂审判＂文化,而是＂赦罪＂文化,其＂宽恕＂、＂宽容＂精神有利于善意、平和文学批评原则的倡行,从而有利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多样化发展。     

寻求生存的和谐:新时期文学的“人学”进步

对人的生存质量的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前瞻性思考是新时期文学人学思想进步的主要标志。透过那些群体性、方向性的文学现象,比如民间情结、城乡互补想象以及对人的生存主动性的强调,我们不难解读出寻求生存和谐的理想指向。对和谐生存理想的追寻,不仅使新时期文学的人学思想具备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本土特色,而且也标志着中国文学作为"人学"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新时期女性文学与现代国家意识

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进程中,现代国家意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新时期女性文学基本上是依照启蒙的思想逻辑来思考女性问题,启蒙的思想目标也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女性解放的目标,从而使女性解放问题转化为女性与“国家”、与“人”的启蒙的关系问题。在这一总格局下,新时期女性文学关于女性经验的倾诉,关于“爱情”等方面的描写,其主要着眼点并非女性性别的生存,而是对启蒙事业的承担。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及其中断的文学后果

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曾经一度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场"新启蒙运动"的中断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90年代及其以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诸多新变.文章试图立足于这场启蒙运动的发生与中断所产生的文学后果这一视角来考察新时期以来20余年间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状况,力图理清"新启蒙运动"及这场运动的中断与新时期及"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关系,并认为立足于这一视角来观瞻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对我们理解、评判当今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以及反思这场启蒙运动、理解这场启蒙运动中断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论新时期天津文学的发展轨迹

新时期天津文学创作不仅与梁斌、孙犁等一批老作家的“复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原有的创作风格或以新的创作面貌进入到新时期的天津文坛,而且与蒋子龙、冯骥才等人在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崛起有着更为深入的关联,他们在引领或参与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同时成为天津文学的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赵玫、肖克凡等人不断推出重要作品,但天津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集体消失使其进入了低潮期。这一状况直到世纪之交才得以改观,老作家的回归、中年作家的勃发与年轻作家的突起,使得天津文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     

论西方现代派文学及其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

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一百多年来泛滥于欧美的各种文学流派的总称,它植根于资本主义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以颠覆传统、反叛规则、标新立异为基本特征,在文学内容和形式的拓展和创新方面成就与局限并存,并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新时期文学叙事视角的演变及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

叙事视角指的是一部作品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是叙事谋略的枢纽。中国新时期文学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完成了对传统文学“全知”视角的反叛和对西方叙事视角理论的接受:由全知到限知,由内视角到外视角,由单一视角到多元(复调)视角的转换。中国叙事视角的革新,是以西方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著作为范式的,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     

理性沉思:论新时期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新时期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自"五四"新文学以来最活跃、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一个特殊发展时期。它先后经历了对政治理性主义的思想解构,恢复了人性写真和悲剧精神,最终以自然主义的艺术倾向过渡,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接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