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五四”双重气质再寻绎——以文艺复兴与文化启蒙两大谱系为主体的“运动”解析

回首百年"五四",需从其"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双重气质说起。置于历史时代背景之下,从"文艺"和"启蒙"双重维度审视新文化运动的起伏、颉颃、变奏,可以清晰把握其"来龙"与"去脉"。以"文学"作为共执的支点,胡适"改良"的谦和、不确定性与陈独秀"革命"之坚定无比、彻底决绝正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气质的根本差异。"问题与主义"之争、"自由与解放"之争、"提高与普及"之争等都是胡适与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仁对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不同拣择与流布,是"复兴"与"运动"的分理。最终在中国语境下,新一代知识分子纷纷从书斋中走出,与工农大众为伍,"运动"以强劲态势压倒"复兴"。从双重气质到单一气质,由复调到单调,"五四"经历了由乐章到华章之血与火的历练。     

鲁迅与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嬗变

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从属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他在五四时期结束沉默,加入新文化人的启蒙呐喊,不是对早年立人思想的回复,而是对新的启蒙课题的重新认同,是他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鲁迅从早年的立人思想到五四时期对思想启蒙的重新认同,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从20世纪初的改造国民性思潮到五四思想启蒙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启蒙的根本目标由民族自救转变为民主追求,启蒙的中心任务由改造国民性转变为道德革新,启蒙的基本手段由引进西学转变为反传统。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启蒙死了 启蒙万岁——近年来关于思想启蒙的图书扫描

思想启蒙是中国艰难步入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课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通过怀疑、叛逆、批判、呐喊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改造、文化革新。虽然思想启蒙之路充满了坎坷崎岖。但是,“五四”之后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放弃启蒙信念,即使屡遭困境,思想的火焰依然不灭,体现出启蒙的坚强韧性。     

“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

“五四”启蒙是一次独特的思想文化革命 ,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它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 ,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 ,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本文从现代化的视角 ,对“五四”启蒙独特的思想背景、现代化的张力、历史价值作一客观评述 ,以实事求是地揭示这场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     

论“五四”的思想启蒙及其历史限度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而发端,《新青年》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却彰显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限度。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传统、现实、以及启蒙自身等三方面原因,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阙失在于其忽视了知识系统的建构而把重心落到了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确立层面之上。     

近代中国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思想启蒙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     

“五四”启蒙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启蒙为何终结,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汪晖提出“方法统一性的缺乏和态度统一性的瓦解”的看法。二人均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应当是彻底超越启蒙的表达。     

被“遮蔽”的启蒙——解读“五四”时期的高一涵

多年以来,关于“五四”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但高一涵这个名字似乎一直遗漏在时代的缝隙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因为高一涵的启蒙思想多限于法政学内部,二是关于高一涵的资料核实困难。但作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最得力的助手与撰稿人,高一涵对于现代国家的性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有着系统而全面的见解,对推动“五四”时期的舆论走向和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启蒙还是文化启蒙?——从启蒙的自主性看中国的现代化与启蒙

启蒙的自主性这一概念表明,启蒙只有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基础具备的条件下,才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前提。中国的“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启蒙,而只是文化启蒙。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进行的工作是社会基础与社会启蒙的双向建构。中国真正的、全方位的社会启蒙只是在今天才有可能。     

"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学术演进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体系推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改良与革命、"告别革命"、辛亥革命及激进主义的讨论.李泽厚对百年中国的"文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从不同视角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思想图景,体现了其走出"革命崇拜",祈求改良的发展思路,也促使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思考.     

东北救亡人士与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被迫流亡入关的东北各阶层爱国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展以"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为宗旨的东北救亡运动.东北救亡人士为东北救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与参与者,他们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争取张学良的思想发生转变,沟通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关系,促使他们下定"兵谏"的决心,发动了转变历史的惊人之举,其历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救亡与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5年8月3-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市政协、江汉大学联合在江汉大学举行了“救亡与发展: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120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会议论文90余篇。这是国内第一次以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气氛热烈,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会议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关于日本侵略者文化侵华和在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大搞文化侵华和殖民教育、奴化教育。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却是抗战史中的研究薄弱环节。可喜的是,梳理日…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国立中央大学抗战救亡运动刍议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抗战时期国内规模最大、系科最全的大学。中央大学在抗战期间实施的配合抗战、服务抗战的措施，诸如院系的整合与课程的调整、各类培训班的建立、以科研服务抗战以及对抗战建国活动的直接投入等，不仅发挥了大学教育的人才优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折射出了学术与政治间的互动。中央大学的内迁及其抗战救亡运动是内迁高校抗战运动的一个缩影和典范。     

解脱与救赎——近代中国审美静观的路径分歧与演进逻辑

近代中国学者引介西方美学并以此观照和改造中国传统美学,提出了审美静观说.在立人启蒙的同一历史语境下,由于个性气质、文化心态的差异,服膺叔本华意志美学的王国维和汲取席勒美学思想的丰子恺分别形成了"人生解脱"和"人性救赎"两种路径的审美静观思想.梳理近代中国审美静观的路径分歧及其演进逻辑,管窥近代中国美学思潮的时代变迁,探讨近代中国学者美学本土化的心路历程及其经验得失,诠释中国传统美学的后现代价值.     

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对近代中国救亡思潮嬗变轨迹的考察

近代中国救亡思潮从守旧派的“尊王攘夷”发展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再进一步发展到维新派的“寻求富强”,体现出一种递进的嬗变轨迹。对这一嬗变轨迹作出一个逻辑和历史上的合理阐释,对这三种典型救亡思路的内涵和内在演变作出详细的说明,进而对它们的作用和缺陷作出新的评价。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侯外庐先生以其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和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凸显了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其“早期启蒙说”，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和对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精微辨析，突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以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接着侯外庐先生往下讲，文章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启蒙反思”的思潮作了具体的分析评说，深入探讨了“早期启蒙说”对于突破体用两橛、中西对峙、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具有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