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估算：人力资本变化的视角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换之际,增长动力也发生了变化,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如何演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遵循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方程,考虑了人力资本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人力资本,运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文中考虑了三种数据来测算人力资本,除了传统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非线性和投入时间,采用大量调查问卷得来的公民科学素质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衡量指标。研究表明,在这三种情况下,C-D型生产函数中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63、0.59和0.57,这一结果与过去三十多年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的收入分配比例相近。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和短期经济波动,分别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进步进行了预测,并预测了2018—2035年中国经济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区间为5.02%～5.25%,其中2018—2025年期间为5.72%～5.91%,2026—2030年期间为4.69%～4.96%,2031—2035年期间为4.22%～4.50%。可以看出,随着物质资本投资增速和收益率不断下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未来将不断下降,但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将减缓这一下降趋势。在中国经济减速成为新常态的情形下,长期内政策考虑到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持续投资,财政上加大对基础教育以及学前教育的投资,税收上鼓励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减免;短期内政府继续实行积极的需求管理,重视投资结构的优化,加大政府对于经济周期的调节,防止经济剧烈波动,未来十五年中国还会平均保持一个5%以上的中速增长。     

中国省域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何以协同实现？

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关于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协同实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文章基于1997—2019年中国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特征统计数据,采用改进的Kaya-GDIM分解模型与拓展三要素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以能源消费总量为传导变量,构建“碳排放-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系统分析实证模型。进而借助Mann-Kendall趋势检验、Tapio碳脱钩指数等方法对省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状态进行研判。据此,文章进一步将相似特征省份进行分组,并在综合考察各省份组合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与之相匹配的“双目标”协同实现方案。研究发现：(1)依据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综合特征多指标研判,可将中国30个省份（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分为引领示范组、质量改善组、数量增长组、结构转型组。(2)各类型省域组合应依据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驱动机制特征,制定碳达峰与基本现代化“双目标”协同实现方案。引领示范组省域应着力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推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质量改善组省域应着力推动生产要素由数量规模向质量改善的转变。数量增长组省域应着力改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数量不足的...     

人力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

由于具有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技术条件的劳动力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推动肯定是不相同的．因而我们有必要分别考察具有不同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引入了一个包含异质型流动人口变量的函数。并对1985—1990年期间我国分地区流动人口的素质状况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此期间．仅流动人口中的智力资本就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大约72．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的价值；而分地区的研究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中的智力资本也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中部来说，在此期间的流动人口不管是从对劳动力数量的增长贡献上。还是从对本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贡献上，都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及其波动影响的比较分析

运用协整和VAR模型,对东、西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具有反向修正机制,东部地区经济有更强的自我稳定机制;②东部地区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投资见效快,对经济的影响能持续4年;人力资本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持久,在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中发挥的作用更大;③西部地区自身的经济增长状况还不能吸引大量投资,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国家的大量投入,投资变动是引起经济短期波动的重要原因。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投资见效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持久,而西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小于东部。     

中国人力资本总效应被低估了吗?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包括产出效应、创新效应、吸收效应和互补效应,绝大多数文献对各类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检验,但是由于各自研究视角过于片面,导致许多截然相反的结论无从评判,若能建立一个融合性的实证框架,以进一步验证以往结论的可靠性,将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本文借鉴Benhabib和Spiegel(2005)和MRW(1992)增长回归框架,将新古典、新增长以及Nelson-Phelps技术追赶理论融合在一个实证模型中,利用中国1990-2011年分省份面板数据,运用FGLS估计方法检验人力资本各类效应的存在性,以准确评判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地位,并通过考察人力资本各效应的空间差异,间接回答人力资本对地区差距变化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总效应显著为正,其中,人力资本互补效应最大、创新效应与产出效应次之,但对国内外技术溢出的吸收效应显著为负,说明如果没有全面考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那么人力资本总效应将会被低估,但由于吸收效应的负面影响,被低估的程度没有达到理论预期。此外,非东部各类人力资本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发挥程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为此我们提出应实施"以技术调整人力资本"赶超战略,以提升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地位。     

中国“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基于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与检验

大规模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必将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人口流动是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是发散还是收敛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人均产出出发,以Barro and Sala-i-Martin国际人口迁移模型为理论基础,用数理分析方法推演出携带人力资本的人口流动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在稳态邻域内,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加快,同时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减慢,最终导致区域经济相对发散。随后,本文借鉴DR模型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既能预测内生经济增长发散性,又可以预测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性。通过利用2005—2014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1人口流动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2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3中国区域经济具有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这意味着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相矛盾,从而产生"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收敛谜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有政策效应、追赶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收入转移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收敛谜题"告诉我们,要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矛盾,发挥新古典经济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收敛机制的作用,就必须提高国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解决好就业市场体制问题和流动人口福利待遇问题。     

技术差距变动、研发资源驱动与技术进步效应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时期,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引擎。在创新驱动实现的过程中,研发驱动技术进步是关键环节。特别是,中国各地区之间技术差距较大,在不同技术差距下分析研发资源对技术进步的驱动效应尤为重要。本文以技术差距为转换变量,构建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对不同技术差距阶段研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等对技术进步的差异化驱动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发现,在技术差距的影响下,研发没有充分发挥对技术进步率的驱动效应,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溢出效应对于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足。在不同技术差距间,存在着迅速和平缓两种转换机制。在快速转换机制中,研发溢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得以体现。而在慢速转换机制中,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两个转换机制中各变量的影响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此外,技术差距适度时技术进步的"稳态"特征十分明显,而技术差距过小或过大时则是技术进步的不稳定区间。考虑到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多层次和多元化特征,各地区应根据技术水平的现状,选取适宜的高技术进行引进。关于高技术产业中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足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增大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来解决。必须依靠加大技术后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升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最后,为充分实现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之间的协同创新与共同进步,还应着重组建协同创新机构,构建集成创新网络,进而形成区域内与地区间的功能互补与良好协作机制,实现高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用地二三产业增长贡献及空间相关性研究

在土地资源总量有限和耕地保护压力巨大背景下,将建设用地纳入经济增长内生模型,研究土地要素对二三产业增长贡献,探寻省际建设用地产出弹性在空间上是否存在相关性与集聚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已有关于建设用地经济增长贡献研究大多假设技术水平单调上升,或直接把固定资产投资当资本存量,且很少研究增长贡献的空间相关性.本文首先测算1999 - 2008年全国与各省技术水平及二三产业资本存量,以准确测度建设用地经济增长贡献,其次对C-D生产函数进行回归以计算建设用地产出弹性,最后用空间相关分析法分析产出弹性在空间上的相关性与集聚区域.结果表明:技术水平变化并非像以往假设一样——随时间单调上升,而是在某些年份进步迅速,某些年份进步缓慢,甚至有些年份停滞不前；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弹性最大,劳动力次之,建设用地最小,其值是0.1027；中国省际建设用地二三产业产出弹性存在全局自相关现象,自身及相邻省份的建设用地二三产业贡献水平高于平均数(HH)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此相反(LL)的区域则主要分布在西北内陆地区.     

武汉城市圈城市用地扩张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动态研究——“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前后的比较

运用索洛余值法量化测度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试验区设置前后(2000~2006年和2007~2012年)各县区的TEP以及资本、劳动、土地、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促进武汉城市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提升土地要素产出效率提供参考。结果显示: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土地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低,中间投入品的影响微弱;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实验区的规划设置提升了土地要素供给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城市土地扩张的产出效率有所增强,但在要素投入中仍显微弱、增幅较小,ΔES与ΔTEP的差距与对应区域产业结构对土地投入的依赖性呈反比。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在经济发展中需要继续推进技术革新,加大对劳动力素质的培训及优质人才的吸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大力推行政策扶持以提高土地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以城市圈为整体统筹规划城市用地的供给,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和资源优势制定差别化的土地供给与经济发展政策,从"供给侧改革"出发在作用原理及机制上集约利用土地。     

人力资本积累型的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必然选择

中国是一个人口数量较多、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 ,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 ,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 ,西方传统经济理论中过分强调物质资本的推动作用以及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小国”经验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最丰富的资源是人力资源 ,加快人力资本积累 ,走人力资本积累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是中国推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明智选择。人力资本 :新的财富积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发展阶段 ,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和劳动人时数量的投入来获得 ,因此人力资源在传统经济…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整体视角

农户兼业行为演化的实质是由家庭成员个体就业行为决策和家庭集体劳动分工决策共同决定的,而人力资本通过影响非农就业对农户兼业决策具有内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机制既包括农民个体层面,更涉及农户整体层面。基于家庭整体视角分析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理论特性,提出了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存在双重影响效应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劳动成员平均人力资本数量水平提升和成员间人力资本结构差距缩小,对提升农户非农化兼业程度以及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农户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对农户离农决策更为显著;进一步比较发现,教育和迁移人力资本对长三角兼业农户的非农化发展和离农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受不同因素影响,健康和以非农工龄为衡量的技能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总体却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业农户人力资本发展作为推动其非农兼业升级与离农决策的立足之本,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思路上,要从单纯重视对失地农户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家庭成员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其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转变,进而构筑可持续生计保障。     

关于未来中国劳动力是否短缺的一个证明

迅速发生的人口转变现象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经济增长同样受到人口转变的影响.本文以1978-2004年为样本区间.按照2010、2020、2030年劳动力人口预测数,对未来经济增长的4种路径分别进行模拟.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内在源泉.我们发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技术进步、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制度变迁等其他因素,都会降低人口转变对未来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太可能对中国未来年均经济增长7.2%的目标构成较大瓶颈.而有可能的瓶颈应该是资本存羹能否继续维持目前这种高速增长、低效利用的状态.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我们急需改变对资本投入的过度依赖.发挥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的力量,以减缓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整体影响.     

区域洪涝灾害恢复力时空演变研究——以巢湖流域为例

提高自然灾害恢复力是应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总结自然灾害恢复力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考虑自然、社会、经济、技术、管理等5个维度对其的影响,构建巢湖流域洪涝灾害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ANP分析方法求得非独立指标间的权重,评价巢湖流域洪涝灾害恢复力,进而分析2000~2010年之间巢湖流域洪涝灾害恢复力时空演变规律,以期为提高巢湖流域洪涝灾害恢复力水平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巢湖流域大部分地区洪涝灾害恢复力指数都在增长,但增长速率存在不同地区、不同维度上的明显差异;从流域平均水平来看,10 a间巢湖流域洪涝灾害恢复力指数在增长,其中自然维的指数是下降的,其他维度的指数为增长,并且对巢湖流域洪涝灾害恢复力增长正向影响最大的是经济维影响因子,而自然维的影响因子对恢复力增长起到了负向作用;2000~2010年巢湖流域洪涝灾害各等级恢复力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但其他地区与合肥市辖区恢复力的差距在拉大。     

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的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分析

已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很少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本文在Chang et al 2012年提出的ISP方法的基础上,突破了其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制,采用投入导向的SBM模型对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改进,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测算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生产率指数,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和影响。经研究发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是资本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提升资本要素生产率。本文还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政府规模、投资率、财政科技支出、FDI、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研究结论主要有:11998—2013年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23.03%,其中资本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60.71%,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城市的资本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2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FDI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是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其中,规模较大的城市占据各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改进资本要素生产率。市场化的推进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生产率的改进,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FDI资本存量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等能推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3投资率与资本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印证了Krugman随着投资率走高会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资本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的观点;4第二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正相关,而第三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负相关,说明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总体上还比较低,强制推进二三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只能造成供需结构匹配程度更低、愈加损失效率。短期内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应该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升级。     

生计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的影响分析

创业活动可以有效解决水库移民的经济发展困境,迅速地转变经济地位。本文通过对温州水库移民调查数据,建立了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测算出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现状,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其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水库移民的生计资本有一定的发展和积累,其中物质资本的值最高,人力资本的值相对高,社会资本的值第三高,金融资本的值与社会资本的值相差不大,而自然资本的值最低。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发展机会的获取和把握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对移民创业活动有着显著影响,其中水库移民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有着显著影响,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则没有显著影响。另外,随着水库移民在安置地生活时间的增加,移民逐渐适应安置地的生活,其创业的可能性加大。因此,在今后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中应着重扶持水库移民创业方面,特别是加强在金融、技术方面的扶持力度。     

自然资源、技术进步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约束和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面对的挑战。就环境问题而言,现实中一个特征事实是,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下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不同,只有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们才会注重生活质量的改善。基于现有研究,在考虑非再生自然资源的约束条件下,本研究将环境质量作为生产要素的一部分引入最优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在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双重约束下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在非再生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的双重约束下,本研究表明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采用的手段是促使技术进步的创新研发,因为技术进步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出现拐点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由于知识的非竞争性质使得研究部门的研究是次优的。因此,政府应当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和法制安排以激励私人投资者研究与开发新技术的积极性。     

内外资对中国碳排放影响的比较

国内外学者大多忽略内资而单独研究外资对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基于碳排放核算公式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资本、劳动异质性角度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按内外资企业分类构建了理论模型,然后基于2002—201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数据采用经典的Moran’s I指数、局域LISA集群示意图进行了全局和局域空间相关性检验;最后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比较分析了内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存在不可忽视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2内外资企业的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增加碳排放,其中技术进步因可能的回弹效应而对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带来正向影响;3与外资相比,同等幅度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下内资企业带来的碳排放更多,而等量劳动投入下内资企业带来的碳排放更少;4内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均为最大,而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则相对较小。从"两害取其轻"这一相对意义上来看: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才是2002—2014年中国碳排放增长的更大推手。由此认为:首先,中国各省级行政区应当以"联防联控"的治理思维来抑制碳排放增长,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思维;其次,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应该更加重视回弹效应;最后,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应该以"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态度来对待内外资企业,避免"一刀切"。     

政府环境规制内生性的再检验

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的主体,致力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协调。将环境规制作为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不仅决定了计量方法的选择,甚至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影响机制和实际规制效果。本文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基于2006—2014年中国287个地级城市非平衡面板数据,以废水各项指标为例,分别选择城市废水排放总量、单位工业产值的废水排放量与工业污水集中处理率作为环境规制指标,考察了中国政府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规制指标均具有显著内生性,且不同指标呈现不同的内生影响机制。总量排放规制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线性正相关,而单位工业产值污染排放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原因在于,就城市层面而言,单纯的总量约束仍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迁移或改变对生产要素的选择;而对单位产值排放和集中处理率的约束则是直接指向企业的技术改进。环境规制的内生性及不同的影响机制为城市优化环境规制策略提供了思路。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注重规制措施的传导机制并加强经济和环境政策的相互配合,不同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在总量污染与单位产值污染规制间做出选择。已跨越拐点的东部发达城市,其经济产出的增加不再单纯依靠高排放,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着重控制总量污染;未跨越拐点的中西部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产出增加依靠各种要素的投入,应该着力于尽可能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提高生产的绿色化程度。     

资本禀赋对农户绿色生产投资意愿的影响——以秸秆还田为例

作为一种典型的绿色生产方式,秸秆还田兼具环境污染治理与资源循环利用之效,但现实中农户响应并不积极。个体的意愿选择通常会面临着个人及家庭资本禀赋的约束,为探究农户在秸秆还田问题上是否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况,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分析,提出了资本禀赋水平和结构会对农户秸秆还田投资意愿产生作用的假说,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熵值法和CVM方法对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和结构、秸秆还田投资意愿与水平进行了评价分析,以Probit和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禀赋及其结构对农户秸秆还田投资意愿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类资本禀赋按照水平排序为:社会资本(97.99)自然资本(95.42)物质资本(94.88)经济资本(94.23)人力资本(90.01),结构方面以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居多,占比40.49%,人力资本占优型的农户个数为0。(2)仅有35.26%的农户愿意投资秸秆还田,但投资意愿水平分布较为均衡,平均投资意愿约为5.62—15.94元/666.7m2·季。(3)自然资本(地形)、物质资本(家电数量)、人力资本(性别比例)、经济资本(收入稳定性和融资能力)和社会资本(制度信任)等水平的提升以及资本禀赋结构的优化均被证明可显著增强农户秸秆还田的投资意愿,可见农户秸秆还田投资意愿不高或因资本禀赋约束所致。由此提出了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优化农户资本禀赋结构的政策建议,以促进秸秆还田等绿色生产方式的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