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外来人口管理法规初步探讨

论文回顾了中国对外来人口管理法规的建设过程 ,描述了对地方外来人口法规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及现状 ,对相关法规存在的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 ,并对今后的外来人口管理法规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外来人口、户籍制度与刑事犯罪

针对中国不断攀升的犯罪率,文章借助1997 ～ 2013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和PMG模型研究了外来人口比重与刑事犯罪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考察了户籍制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研究发现,在过去的户籍制度下,外来人口比重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刑事犯罪率,但这主要是由外来人口中的暂住人口的增加导致的,户籍迁入人口的增加没有对犯罪率产生显著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放松户籍管制、提高外来人口获得当地户口的概率(入户概率),可以有效地降低刑事犯罪率,而且当入户概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外来人口的增加将不再对犯罪率产生显著的影响.文章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和犯罪的机会成本出发为理解外来人口与犯罪率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宁波地区外来人口犯罪特征及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后,宁波地区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投身经济建设中。外来人口的涌入在给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挑战,表现之一就是外来人口犯罪呈现高发的态势。在最近几年,宁波地区外来人口犯罪的趋势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表现出特殊之处。究其原因,既受到宏观的社会方面因素的制约,也有微观层次的具体措施的影响。     

西安市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隔离研究

通过2010年和2000年普查数据分析了西安市外来人口空间分布状况,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西安市呈现中心区域外来人口的聚集度下降、外围区域聚集度上升的特点;而空间隔离程度变化不大;又通过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空间隔离的因素,发现对外来人口居住空间隔离有影响的因素为个体的留城意愿、居住稳定性、所在社区的性质和所在区域。     

外来人口与我国城市低生育率

最近梁秋生和郭志刚二位教授围绕京津沪大城市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展开了讨论。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原始数据,对城市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分析,认为外来人口的分母效应的大小,既与外来人口的规模,也与外来人口的生育水平有关。京津沪地区超低生育率中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并不存在,其原因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生育水平没有差别。对于全国城市地区,尽管外来人口的生育率显著地低于本地人口,但是由于外来人口规模不够巨大,它的分母效应也不太大。作为对比,广东省是最强烈体现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例证。不仅外来人口的生育率只及本地人口的一半,而且育龄妇女中外来人口占近30%,所以其分母效应非常明显。     

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

文章以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比分析了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总量及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外来人口所受到的歧视程度。结果表明,三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存在梯度差异;劳动合同和城市因素对各群体的影响均显著,农民工受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的双重影响,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则受雇主类型的影响较大;与本地市民相比,农民工和外来市民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均存在歧视,且前者所受歧视程度大于后者。与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率上存在歧视,但在假期获得上不存在歧视。     

地位获得的机遇与障碍:基于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职业结构分析

文章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典型的外来人口聚集区的职业结构进行初步的描述,并且对形成这种结构的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指出权力垄断、地缘集聚与市场竞争是形成这种结构的主要原因。在这种结构下,市场给予了人们获得地位的机遇,然而权力垄断、地缘集聚则成为获得地位的障碍,个人素质则是克服障碍的重要条件。     

天津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中犯罪者的特征比较研究

天津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中的犯罪者具有较为明显的特征差异.犯罪主体的比较表明,外来犯罪人员中的女性比例相对较低,犯罪者以青年为主,文化程度不高且多为初次犯罪;在犯罪行为方面,当地居民犯罪的趋财性以及共同和团伙犯罪水平不及外来人口,但作案过程相对"顺利",针对熟人的犯罪比例较高,侵害过程的"随机性"远不及外来人口.     

关于京津沪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检验

本文质疑梁秋生论文中控制外来流入人口以后京津沪大城市总和生育率均高于 1 0的推算结果 ,并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样本的京津沪育龄妇女案例进行了检验汇总。按两种不同口径的汇总结果都表明 ,京津沪户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 1 0。     

外来人口与子女保健和早期教育──海淀区外来人口0-3岁儿童父母对子女保健和教育调查

近年来对于外来人口的相关研究常见于报刊杂志,但将外来人口的子女作为研究对象的有关研究却并不多见。本文根据近期一项海淀区外来人口０－３岁外来人口子女的保健和教育调查,就目前外来人口子女的儿童期保健和早期教育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作一研究分析。     

城镇家庭住房困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东省调查数据的发现

利用2010年广东家庭追踪调查城镇部分数据,研究转型期城镇家庭住房困难状况,结果发现：城镇家庭收入与住房困难成“倒U”关系,其他因素如家庭规模、户籍分割及高房价背景均与住房困难存在明显关系,但住户特征与住房困难的关系较弱。显然,理解转型期城市住房困难现象不能仅从市场的收入逻辑进行解释,住房市场嵌入在各种制度因素之中,旧的分配制度与新的市场因素均会左右城镇家庭的住房状况,住房困难是家庭特征、市场环境及国家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儿童的出生登记:现状、问题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有关文献和对各级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访谈资料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儿童出生登记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登记程序;考察了儿童出生登记的状况、存在问题和后果;探讨了阻碍中国出生登记的因素;并提出了促进儿童出生登记、保护儿童权益的政策建议。     

广东人口现代化进程综合评价

本文利用广东省“五普”资料,通过与当代发达国家的对比得出广东省各地区的人口现代化的发展指数。然后综合评价人口的总的现代化实现程度,得出了广东省以及各地区的人口现代化的实现程度,指出其地区分布的不平衡。     

广东省人口性别结构变动原因及对策浅析

近年来 ,广东省人口性别比例呈不断上升趋势 ,其原因主要是出生婴儿性别比不断升高和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 ,因此要适时调整人口结构就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以达到人口性别结构的平衡。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户籍制度自实行以来,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可谓根深蒂目,本文在对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历史回顾的基础上,着重梳理了当前学术界关于户籍制度研究的一些观点,并对未来户籍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一些展望。     

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研究——基于珠三角的调查数据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外来人口的再流动。本文通过对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研究发现,有相当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有着转工再流动的意愿,且新一代外来务工群体比老一代更为强烈,转工是他们的一种流动表达方式,其本身就表现出一种个体的选择性及工作组织的排斥性。在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个人特征变量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转工再流动意愿的主导因素,组织性因素变量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弱,这主要是因为外来务工人员无法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获得流动提升。     

流动人口对县级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影响研究--基于2009～2014年江苏省44个县市数据

本文使用了2009～2014年江苏省44个县市的数据①,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证明了地方教育财政支出会受到流动人口、地方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人口流动会对人口流入地县市产生教育资源挤占效应,地方政府基础教育财政支出可能存在自利性动机,为了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会对流动人口子女在本地入学设置相关门槛;这些发现表明,我们在发展地方经济、加大转移支付及实现义务教育经费随学籍走制度的同时,需要对产生问题的根源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接纳农民工子女进入本地公立学校,才能实现中央“两为主”政策的教育公平目标。     

改革开放后北京、上海、广州对流动人口的经济拉力因素的分析

本文以推拉理论建立多元线性模型并运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分析改革开放后北京、上海、广州吸引流动人口流入的经济因素。结果显示流动人口主要依据微观经济因素做出流动迁移决策;不同城市对流动人口产生拉力的具体的微观经济因素不尽相同,即使有相同经济拉力因素的城市,拉力的大小也有差异;三城市的流动人口就业的分布不同,广州流动人口就业集中分布于第三产业,北京和上海则不然。     

人口迁移与流动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对近十年来我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文章利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分别实证考察了人口迁移和流动对我国各地区(省域)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1)我国各地区间人口迁移相对平稳,而人口流动在2000年以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且空间流向极不均衡;(2)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对中国整体经济来说是一个帕累托改进;(3)户籍制度对于发达地区起到了人才沙漏的作用;(4)对于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西部的一些人口输出大省,伴随人口迁出而引起的人力资本流失对当地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凸显出来,人口流出虽然基本出现一个正面影响,但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么明显。     

外来人口的职业流动与就业适应——以武汉市为例的实证研究

运用武汉市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2005年外来人口就业的调查资料,研究城市外来劳动力的职业过程及其适应性。由于其择业过程受到政策的限制和明显的歧视,外来劳动力进城后通常职业变动频繁,表现出不断寻求最小歧视和最大收益岗位的特征。但是,外来人口在职业流动中职业地位的变化并不大。外来人口要想真正适应城市生活,为城市文化所接纳,除了需要提供相应政策、制度以外,还需要解决一个质的匹配问题,也就是他们能否满足城市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