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降本增效”“数字赋能”是众多企业追求的目标,而数字化转型又是其战略发展中的关键一步。基于此,将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在其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该部分中介作用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通过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显著,而在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不明显。     

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影响路径、企业异质性与提质补短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QFII制度的引入则使QFII持股成为影响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文献对QFII持股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QFII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为数字化转型项目提供长期的资金投入,并通过改善投融资行为、优化信息状况、推动技术进步等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采用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1）QFII持股比例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提升;（2）QFII持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财务费用和金融杠杆、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媒体正面报道数量、增加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3）QFII持股对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比非高科技企业更为显著,对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4）QFII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主业业绩）,数字化转型也可以促进企业发展质量提升（提高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而且QFII持股可以改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强化正面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效率提升效应,弱化负面的主业业绩降低效应）,因而QFII持股下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提质效应;（5）在创新创业VC/PE投资和外来投资活跃度较低的地区,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大,表明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QFII持股具有弥补资本市场投资活跃度不足的“补短板”效应。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深化：一是考察了QFII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二是提供了QFII持股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验证据,三是进一步探讨了QFII持股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的提质效应和QFII制度对资本市场的补短效应。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QFII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深入认识QFII持股制度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利于政府部门和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吗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是现阶段理论和实务界的热点话题之一。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能有效提高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缓解企业劳动投资的过度雇佣;信息透明度提升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是企业数字化影响劳动投资效率的重要机制。截面差异研究发现,在管理层能力较强、劳动密集度较高、制造业与高技术行业以及外部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数字化对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企业价值。     

数字化转型、创新效率与企业价值

本文基于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研究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2）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创新效率,且创新效率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地区和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确立“增效降本”而非“降本增效”意识。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融资效率——基于股权资本成本的证据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在财务压力更大、信息复杂程度更高、公司治理水平更低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降低股权资本成本的效应更强。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盈余波动、吸引外部关注以及提高公司治理质量三条渠道,降低企业的股权资本成本。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

风险选择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承担风险并不必然有助于实现预期回报。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借鉴夏普比率的理论构建风险绩效指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及其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但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国有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承担的价值。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风险决策与发展路径的演变提供依据与启示，同时也为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研究

在数字化潮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被揭示。通过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FDI能够促进东道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效率机制、战略决策机制、资金约束缓解机制和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是FDI促进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渠道。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在外商控制权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后发现,FDI对向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向非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FDI对东道国企业仍具有积极意义,上述结论对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克服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利润率——数字经济视角下的机制与经验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赋能企业发展新动能的重要路径。基于200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经验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利润率的作用效果及具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利润率。通过使用系统GMM以及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降低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两个机制，有效促进了企业利润率的提升。这不仅扩大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研究范畴，也可对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定经验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数字化转型能否高效赋能企业绿色创新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效应更强,经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细化数字化转型维度后发现,相较于实践应用技术,底层技术运用对实质性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升盈余信息质量、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技术整合能力这三条路径来推动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政府环保注意力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推动效应更为显著,而ESG评分更高的企业则突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实质性、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实施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会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补贴呈现出雪中送炭的“挤入效应”,有效对冲了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产生的负面影响。结论有助于拓展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领域研究,为助力企业更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劳动力成本抑制还是促进了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兼论“鲍莫尔成本病”的克服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对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能够倒逼服务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且这种倒逼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企业会通过降低资本劳动比来抑制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当劳动力成本较高时,企业会提高资本劳动比来促进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两者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引致的劳动-资本替代机制、劳动力间替代机制是驱动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中介渠道,此外在要素市场发育更好、行业竞争程度更高的外部环境中,以及在劳动密集程度更高、研发投入更高的内部环境中,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对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的规模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与赋能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投资效率：缓解不足还是抑制过度？

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完备,企业劳动投资决策偏差导致劳动投资非效率的现象普遍存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信息优化和管理改善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劳动投资决策失误,且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还可以对劳动投资决策失误进行弥补,但这种弥补作用对劳动投资不足更为有效。以200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并主要表现为对劳动投资不足的缓解,而对劳动投资过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来促进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实施低成本战略的企业、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显著存在,而在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融资约束较弱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不显著。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各种红利来优化劳动投资决策,不断提高劳动投资效率;政府应营造良好的数字环境,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力：契机还是危机?——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竞争力来说是一次发展的契机还是一场危机?利用2010—2020年上市企业财务报表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能显著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2)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促进企业竞争力水平提升,也会加剧企业财务困境而降低企业竞争力水平;(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对大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大于小型企业;(4)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和企业竞争力存在倒U型关系,财务困境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据此提出建议：政府应该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发展,助力弱势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视数字化转型风险,进而化危为机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制造业的减排效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字化技术是驱动企业低碳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引擎。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其碳排放水平,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服务化转型和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等三个维度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样本中具有差异性,而且数字金融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节能减排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数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企业核心竞争力塑造的视角

数字化潮流促进了企业变革,有助于培育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文章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出发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测度,并基于核心竞争力塑造的视角从创新、资源、文化、管理四个层面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方向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通过创新驱动、资源支持、文化塑造、内部治理四条路径培育企业的多维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企业资源禀赋来看,对于国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就管理层动机而言,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管理层薪酬规模较低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外部环境特征来看,当行业竞争更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处于上行期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后果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的开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有助于优化企业的未来绩效。     

税收激励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税收政策工具会对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实体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市企业2007—2020年的数据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资本密集度高、大规模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政策效果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能够有效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激发其创新活力、优化企业市场预期，进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动力。较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发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创新转型驱动力的重要基础条件。本文为理解税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政府工具-市场环境”相结合以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权力配置：变革的力量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其通过重构治理逻辑深刻地影响企业集团的行为和决策偏好。文章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管理权集散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权力配置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集团管理分权,当企业业绩承压、行业竞争加剧以及管理层心态积极时,此种分权行为尤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及时响应市场需求、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和降低代理成本三方面对集团的管理分权决策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化转型下的分权管理有助于提高企业经营的稳健性。文章拓展了企业集团权力配置在会计实证中的应用,为数字化转型下的企业集团优化权力配置提供了参考。     

数字化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有利于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水平；第二，数字化可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管理革新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三个渠道来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第三，数字化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对于资本禀赋和研发强度更高的企业，数字化对创新的激励效应更突出；第四，数字化的创新驱动效应因企业的行业和所有制属性而有所差异，其中高科技企业和国有企业受到的激励效应更大。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鼓励企业根据自身特征积极夯实数字化基础、引进数字技术，并同步增加资本和研发投入，拓展要素组合方式和创新边界。     

产融结合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或抑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产能结合在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可能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选取2010—2021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产融结合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产融结合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即降低债权资本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非国有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子样本中产融结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显著;产融结合下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赋能传统生产模式,从而带动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数字化转型对高碳排放企业ESG表现影响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高碳排放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构造高碳排放企业特色数字化转型词频,探究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ESG表现,且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ESG表现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检验以及更换核心变量、排除企业策略性披露行为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高碳排放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能源利用率,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