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利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分析具有明显的“时滞性”缺陷。城市更新与城市扩张过程中,中国城市中大量出现的封闭社区等新生城市空间形式改变着以往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表现出一些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特征。房地产市场数据能够直接反映住宅供给环境的改变,并可以间接预测出城市居住分异结构及趋势。通过宏观层面对南京1998-2008 年期间新建的1075 个城市居住社区属性特征的调查研究,结合微观层面对案例社区居民访谈与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探讨南京居住空间分异过程、特征与演化机制。从南京居住分异的社会空间特征来看,新时期(1998 年至今)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居住分异过程使得城市社会空间出现新圈层结构;封闭社区的大量崛起导致城市社会空间碎片化与公共空间私有化;现代社区组织模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加剧了社区邻里关系淡漠。通过对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揭示出新时期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动力模型的一般范式。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居住区位及居住空间分异

将生态位理论应用于居住区研究,家庭月收入、户主文化程度作为居住态评价因素,交通条件、区位、生活条件、自然环境作为居住势评价因素,构建居住生态位评价模型.该模型在对居住区评价时更好的体现居民因素,比先前区位评价方法更为全面,能更好的解释由于居民因素变化而导致的居住区位变化.对大连建成区37个街道进行居住态、居住势、居住生态位评价,并以居住生态位为切入点,分析不同居住生态位等级的街道居住态及居住势状况,探究居住生态位、居住势、居住态空间分布规律及空间相互关系.进一步研究居住态,从居住态角度分析大连居住空间分异.最后得出结论为大连市居住生态位呈现以中心繁华城区为核心由中心向外围的环带状分布,居住态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高低值区域交错布局空间分布状况,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与居住生态位区位分布不完全一致.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兰州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与重构,我国城市面临的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将更加复杂化。为了弥补国内实证研究的不足,深化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认识,以河谷盆地型城市——兰州为研究对象,通过搜集样本数据,基于GIS地统计分析与数理统计方法,从城市交通、行政区位、住宅价格、住宅类型等4个层面,以728个居住样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居住样点属性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兰州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状特征;并运用分异度指数分别以住宅价格、住宅类型为基准,基于市辖区层面对兰州居住空间分异度进行测算,实现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纵向上定量化对比研究;最后,从自然地理环境、城市规划、住房制度、房地产业的发展、城市交通以及居民择居行为等方面解析了兰州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形成的原因。     

基于住宅价格视角的居住分异耦合机制与时空特征——以南京为例

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是居住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市场化表达,映射出不同阶层社会群体对城市住宅的选择倾向与需求差异,与居住空间分异在机制和格局上存在一定耦合关联。以南京主城区商品房社区为研究对象,构建起住宅价格特征变量指标体系,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导致房价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组合关系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社区服务档次、学区资源、环境区位、景观稀缺等能够体现居住群体经济实力、生活方式与文化品位的因素,是影响房价分异的主导要素并随时间不断强化;南京房价总体上呈现“圈层+扇形+飞地”的空间结构,高房价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名校学区、高档封闭社区和山水景观别墅区;房价分异与居住分异在作用机制和空间格局上表现出显著的关联耦合特征。城市房价空间分异不止于表达,同时也是推动居住空间分异与再分化的重要驱动机制,并能够预判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格局演变的基本走势,可以为城市社会空间研究提供具有前瞻性的观察视角和分析工具。     

基于商品住宅价格的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通过分析大连市商品住宅售价的分布情况,发现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已初见端倪,城市社会极化、空间隔离明显,居住空间混合居住依然存在,但尚未出现明显集聚的“富人区”和“穷人区”,居住空间分异较合理.就此对其特征及产生原因进行了综合研究,探讨居住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认为多层次居住区分化、住宅商品化和自主性择居是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形成原因,针对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状特征的形成机制,采取以下调控策略：加强城郊结合部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居住区的文化建设,创造多样化交往空间;采用混合居住的布局模式.     

城市居民超重的居住分异——以广州市为例

基于广州25个典型社区(4种居住类型)的962份调查问卷,采用卡方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居民的超重特征。结果发现,不同居住类型具有不同的超重水平和超重分层特征。1)居民超重率为历史街区保障性住房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居民超重水平最低,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带来更好的健康知识和社区资源获取能力有关;单位社区和历史街区超重水平较高,与其长期的住房环境隔离聚集了大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居民有关;此外,历史街区较大比例的高龄人群也使超重率提高;保障性住房居民较高的超重率与其较差的社区环境,以及具有高比例资源获取能力差的低收入人群相关。2)对所有居住类型来说,老年人和已婚人口都是容易超重的人群。保障性住房和单位社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可能增加额外的社区资源可获得性,而产生超重分层。历史街区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相比之下,高教育水平居民可能因其具有更多的健康知识而降低超重水平。商品房社区产生超重分层与其高收入居民具有的不健康工作生活方式有关。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城市居住分异对居民健康活动的影响研究

虽然国内外大量研究探讨了居住环境与健康关系,但较少将城市地理学与社会心理学结合,从理性行为角度分析居住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机制。论文引入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居住空间分异的特殊性为切入点,以南京为实证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解析居民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行为意向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传统社区、单位社区、保障房社区、城中村和商品房小区的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和健康活动存在明显差异。影响居民健身意向和健身活动的最重要因素为知觉健身行为控制强度感知。消减居民健身的主观限制,包括为其提供健身设备、公共健身资源和对健身进行补贴,可提升其健身活动水平。研究结果可为通过改善建成环境进行健康行为的主动干预提供对策建议。     

居住空间分异对公园绿地空间格局的作用效应——以苏州市为例

居住空间的扩张与重构对公园绿地格局的影响作用规律,是优良人居环境构建的基础。基于多源数据,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以苏州为案例地探究居住空间分异对公园绿地空间格局的作用效应,重点揭示其尺度差异规律。结果表明：(1)两者均存在显著空间分异,且居住空间分异对公园绿地空间格局具有显著作用效应;(2)居住空间分异变量中,中心区位、商业设施、公交站点、住宅户数、出售房价等对公园绿地格局总体呈正向促进作用,居住用地面积、外部交通、医疗设施等总体呈负向抑制作用;(3)小微尺度公园绿地对住房属性敏感,中等尺度公园绿地受居住空间的周边配套、区位交通、社会经济属性影响较大,大尺度公园绿地则与居住空间的区位交通条件关联较强。     

深圳市新移民社会空间分异

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査数据,通过计算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和区位爛,分析了深圳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新移民社会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状况,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新移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与广州市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深圳的社会空间存在5类人口因子,出现精英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聚居区、离退休人口聚居区、本地村镇人口聚居区和新移民聚居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2)新移民在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由关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到关外(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3)深圳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7,隔离指数为0.64,与广州新移民的指数相比,深圳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高。4)制度因素(户口属性)对深圳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市场因素的作用正不断增强,符合“市场转型论”的假设。同时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5)对比广州市,广州新移民聚居同时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年龄结构与婚姻状况也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现T中国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效应。     

北京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的社区分异

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直接反映其对城市空间的利用状况及生活质量,从而得到地理学、规划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关注。中国城市在市场化转型、快速城市化等背景下,社会阶层分化与居住空间分异日益明显,城市社区无论在社会构成还是在建成环境上都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基于对北京城市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借助GIS可视化与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对北京城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分布、活动空间形态及面积等特征的比较,揭示不同社区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的社区分异,试图将基于人口属性、设施供给的社区分异研究拓展到基于日常行为的居民对城市空间利用的社区分异。     

宁杭城市多时空尺度居住空间分异与比较

城市居住分异具有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的社会—空间双重属性,已有研究多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采用非空间分异指数开展单个城市和较大尺度的实证分析,较难有效反映中国当前城市内部日趋复杂多变、异质破碎的居住分异景观。基于住宅空间视角,采用多群体分异指数、空间分异曲线、指数分解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南京、杭州为案例城市,从街道、街区与网格3个尺度,分析宁杭2009—2018年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空间分异指数因考虑到住宅空间位置和邻域环境,可作为对非空间分异指数的一种改进;南京不同住宅类型空间分异程度高于杭州,主要是由城市空间结构差异造成的;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社会空间资源非均衡配置的结果,其中“中心位势”和“教育配套”等因素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最为显著;宁杭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共性与特性并存,揭示出城市比较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通过创新性探索,为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和新思维。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②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③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④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

以广州都市区1 361个社区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住房数据为基础,从住房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户均建筑面积、住房生活设施4个方面构建居民住房条件评价体系,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提升,具有“圈层基础上的多核心”式空间分异结构;② 户均建筑面积和建成年代是决定其住房条件差异的2项重要指标,旧城的住房条件异质性最高;③ 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互换效应和过滤效应、高房价和高地价影响和强化了住房条件分异格局,制度性因素、政府决策和市场力量同时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广州都市区租房户的空间分异与居住选择倾向

城市居民购房与租房的居住选择倾向及其机制存在差异,但当前对租房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构建城市租房户居住选择过程中“好房子、好位置、低租金”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框架及其基本理论模型,这为研究租房户居住选择倾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广州都市区1328个社区为案例,得出广州都市区的租房户比例呈现核心区低,中心城区和近郊区较高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构建广州都市区租房户居住选择倾向因素指标体系,该体系由租金水平、住房自身条件和区位条件三大类9个指标构成。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分析表明,广州都市区租房户倾向于居住在低租金水平和房龄较新的社区,且被动选择租住在住房建筑面积较小、住房内部设施较差、日常生活便利性较差的社区中。该结论可丰富和完善中国特大城市居民租房选择理论,为特大城市租赁住房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转型期广州城市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的空间关系及其变迁

近年来,中国城市交通拥挤现象日渐突出,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单一交通供给已经很难满足交通日益增长的需求,交通需求管理成为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又一出路。因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空间分离而产生的日常通勤是构成高峰小时交通需求的主要原因。以广州市为例,采用追溯式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分析1996-2007年居民居住与就业地区位选择与变迁,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发现,体制转型对居民居住与就业地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街区,居民的居住地与就业地相对稳定;市场化改革后新建或改建的街区,居民搬家和换工作的频度较高。在1996-2007年期间,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距离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以商品房小区最为明显,价格、环境与岗位属性是影响居民搬家和变换工作的主要原因,在与短距离通勤无法兼得的情况下,很多居民选择以长距离通勤为代价换取更好的居住与就业条件。其次,保障性住房政策下形成的典型街区内部居民分化明显,形成原住户、转售后的商品房住户、转租房住户等三类为主导的住户结构,前两者存在较明显的居住与就业空间不匹配现象。此外,区位和个人属性也影响着居民居住与就业地的选择两者的空间距离。在区位方面,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吸引力仍较突出,靠近中心区的住户居住与就业距离较短,且呈近距离重新择居或择业;由于居住外迁和产业外迁而分别引发的长距离向心型和外向型通勤共同存在,尤其是前者;在个人属性方面,中等收入水平的阶层是搬家和变换工作相对频繁的阶层。宏观层面上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的不匹配、城市空间拓展、单一功能外迁下的用地结构、社会经济转型与政策性福利以及阶层分化背景下引发的个性化选择等是影响居民居住地与就业地空间关系的重要原因。     

城市居住-就业空间特征及组织模式——以广州市为例

作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生产的两大载体,城市居住与就业用地及其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及空间格局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发展,大城市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展巨大的变化。本文以广州为案例,分析了广州市居住-就业空间均衡性、宏观空间组织模式和不同片区的居住-就业中微观空间组织模式等,并从历史因素、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角度揭示了广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居住-就业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论文倡导多元化的土地开发模式,提倡从居住与就业空间协调的角度调节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进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达到提高城市运作效率的目的,并试图在研究视角上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     

基于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广州社区恢复力评价及空间分异

公共健康危害形势日趋严峻,综合测度社区恢复力并探寻空间分异格局,有利于摸清城市公共健康水平及社区应对健康危害的能力,对推动社区健康治理、促进健康公平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向公共健康领域拓展及中国化探索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以广州市社区为基本单元,从自然环境、建成环境、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政府制度5个子维度选取23个指标、32个表征要素建立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社区恢复力评价模型,运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对其进行测度,将社区恢复力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和差5个等级,结果显示：恢复力中等水平社区居多,优秀级和差级社区均较少,整体呈“橄榄型”结构,且城市社区恢复力优于乡村社区;社区恢复力空间上由中部向四周,东北部向西部,南部向北部梯度递减,各子系统空间格局差异显著;不同等级恢复力的社区呈“集群化”空间分布,优秀级呈“双中心”格局、良好级呈“核心—边缘”格局、中等和较差级均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差级呈“边缘延伸”格局;中部、南部公共健康安全,西部相对较危险因而是城市公共健康安全重点防御区域。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住房产权分异研究

利用社会-人口统计学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结果为基础,从自置房和租赁房、资助房和商品房两个层面,分析住房产权分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与组织变量对住房产权分异都有显著影响,尤其是组织变量对资助房与商品房产权分异的影响更显著.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如户主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家庭收入对产权分异的影响基本与西方类似.国有单位和工龄长的职工,享受资助房的机会相对较多.目前的住房制度改革集中在住房的私有化和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建设上,应更加关注新形势下住房分配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