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和谐社会的政治治理

以制度理性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秩序建构并不是自足的,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的支撑,政治无法良性运转.社会资本就是这样一种支撑政治良性运转的社会基础.当代中国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和谐社会的治理理念与社会资本内涵之间具有契合性,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社会资本的缺失将会引发治理危机,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挑战.以培育社会资本为向度实现和谐社会的政治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     

"严打"与西藏社会政治稳定

西藏地处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沿,长期面临达赖集团的干扰破坏,国际敌对势力也企图把西藏作为"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从西藏面临的反分裂斗争形势出发,以史为鉴,"严打"是必要的.同时,"严打"还应结合西藏的实际进行.     

基层公安机关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迁,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高发期,各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因素不断涌现和积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对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基层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前哨和基础力量,必须适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维稳能力体系,从而切实担负起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责任。     

文化思维与方式：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文化思维与文化方式，也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然导致以下结果：国家发展方向的确认、社会进步的目标锁定产生革命性意义；文化的影响力和作用大大体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目标、规划更加科学有效。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是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核心目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重要补充；中国梦是崇高目标。在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关键在于：执政者应当是文化的行家里手；以文化思维思考、观察、解决问题应当成为各个层次执政者一种潜在的意识；要统筹兼顾，善于“弹钢琴”；善于运用传统文化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以文化思维与方式评判国家治理的绩效标准为：人民群众精神素质明显提升、精神面貌明显改善；社会和谐程度的明显显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全民族精诚团结、国家认同感的明显增强，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社会发展方式

过去30多年里,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社会发展仍相对缓慢。导致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限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但要实现更好的社会发展,还需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转变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社会发展方式需要在探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社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的基础上,明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社会发展提供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更新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原则,确立以人的转变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型。     

中国单位体制的演变与城市社会政治控制方式的调整

政治控制是国家政权为了在社会中建立和维持一定的秩序而对社会进行的支配、调节、节制与协调过程 ,是国家实现其意志的基本方式。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城市社会的政治控制基本是通过单位体制实施的。通过这样的控制方式 ,建立起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但是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 ,我国的单位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 ,传统的政治单位化的政治控制方式已难奏效。因此 ,必须适应社会和单位体制的变化 ,在城市社会中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化的政治控制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

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上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城市发展,尤其是受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城市发展模式的影响,即很少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对城市规模产生的影响,认为城市规模越大,其作为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极化效应就越突出。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在社会加速转型期,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及其与经济体制不协调,是当前社会各种利益矛盾凸显和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当务之急是在理论务虚的基础上对如何推进实践作进一步论证,解决把理论层面的成果转向政治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重建“双轨政治”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双轨政治"传统遭到破坏后,基层行政出现僵化,导致了乡土社会的失序,乡土重建需要重塑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受此启发,在当前加快推进基层自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及其参与社会治理可以起到重建自下而上政治轨道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是有效应对知识社会挑战的关键性社会基础设施。     

论公民政治参与视野中的社会稳定

在越来越多不同利益迅速出现、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政治参与对中国有着巨大的意义,良性政治参与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社会正义的实现,是政治稳定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政治参与也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众多消极因素,其原因在于参与突破了应有的限度或相关制度、法律无法满足较高的政治参与的要求。应该完善相关立法,从制度层面上向社会放权,给予公民更多的有序参与机会。     

多元社会治理中的政治参与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确立多元的社会主体,扩大民主参与的有效途径。多元社会的治理亟待拓展政治参与的渠道,并通过强化“主权在民”意识、完善执政方式、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等为政治参与的有序推进提供切实的政治保障。     

关于我国城市社会和谐稳定的思考

贫富差距过快拉大是影响城市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主要的基本的因素。当前我国城市人口中属于最贫困群体的是两类人群:一是城市失业者;二是城市农民工。这两个群体处于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最底端。如果说新一代城市农民工如引导不好、管理不善对城市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和冲击,主要地将是实体层面的;那么,新一代城市青年失业者对城市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和冲击,主要地将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对此,应保持高度关注,谋划应对之策,做到未雨绸缪。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及对社会稳定的挑战

政治参与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及农民工身份的特殊性,导致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出现政治参与的态度冷漠与热忱并存,制度化参与渠道虚置而非制度化参与扩增的问题,这些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此,我们要合理引导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行为,既要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社会稳定.     

资源型城市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为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资源型城市当进一步抓准发展机遇,赋能市场经济机制;紧跟发展趋势,健全法治协调机制;围绕发展核心,优化公众参与渠道,从而以扎实有效的经济措施、法治体系、制度建设及管理手段实现资源型城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冲突治理与网络政治培育和规制

随着虚拟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政治对于社会的治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功效和影响。从正面看,有利于民意的表达和疏导、矛盾的疏解和实际问题的解决、政治符号的管制和冲突的消解。从负面看,使社会冲突组织性更加严密、冲突共识达成更加迅速全面、冲突渠道更加隐蔽、冲突的破坏性更强。为此,必须对网络政治进行科学合理的培育和监管,实现网络政治法制化,网络政治技术化,网络政治民主化,网络政治有序化。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思想

社会政治稳定是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 ,邓小平关于新时期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思想 ,是指导我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理论基础。     

政治情绪排解机制与转型社会的政治稳定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维护政治稳定是非常现实的课题。政治系统要以有效的机制安排,通过优化其结构和功能,建立政治情绪排解机制,稀释政治情绪,提升对社会变化的回应力,积极维护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本文试图从公民、政府、社会三个方面来阐述政治情绪排解机制路径的建构问题。     

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保持社会政治稳定

民族问题是事关我国改革发展,特别是社会稳定的大问题。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一是要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富裕;二是要重视科学的民族观和爱国主义教育;三是要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问题;四是要揭露打击利用民族问题进行破坏活动的不法行为。     

稳定的逻辑:社会状态的政治区隔与类型演化

社会骚乱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讲,是社会深层次矛盾所导致的不稳定问题的一种外化。如果以经济发展和公民满意两个维度对社会状态做四类划分,稳定状态可以分为依赖于强力政治控制的僵化性稳定和凭借政治结构优化而实现的开放性稳定两种,不稳定状态可以分为国家不能满足公民基本物质需要而引发的匮乏式不稳定和政治发展滞后所导致的拥塞式不稳定两种。对于求稳的改革者而言,基于管控逻辑基础上的暂时性的僵化性稳定显然不是改革的目标。对于匮乏式不稳定类型,发展经济显然是首要的任务;但其走向拥塞式不稳定时,应积极调整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并在执政党领导下有序推进政治的制度化与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