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启蒙的自我毁灭

启蒙是西方社会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反思启蒙一直是西方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中,阐述了"启蒙已退化为神话"的主题.本文试从启蒙的实质、启蒙退化为神话、启蒙自毁原因等方面,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思想进行分析与阐释.温习智者的教诲,提高对这个世界应有的警醒.     

"新启蒙"与"后启蒙":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

当下学术界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各视其是将启蒙与现代性关系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平台。在对启蒙的态度问题上 ,新启蒙的建构与后启蒙的解构历历在目。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如何在心平气和的前提下进行实质性对话。就两套启蒙话语所持的路径而言 ,这一“正”一“负”的启蒙价值取向恰恰是应对反启蒙思潮的双刃剑。新启蒙和后启蒙的正负关系本质上不是对立的 ,它们理应形成互动、互补与圆融的格局。作为一个思想史命题的两个面向 ,反启蒙才是它们共同警惕和防范的对手。     

启蒙与当代中国——从比较康德与福柯的启蒙思想出发

从康德对启蒙的论证出发,所得到的结果是启蒙的反面。福柯在对康德启蒙思想的批判中,将启蒙定义为对时代永远质询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模式。比较康德和福柯的启蒙思想可以看到,启蒙作为一种以对时代批判为核心的哲学品格和行为模式将为一切时代所共有,而其批判的对象、方式和目的将永远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永远需要回答的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由人类理性取代上帝理性并成为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当前时代,启蒙的需要更迫切。     

别一种启蒙——论启蒙的理性与自我性

卢梭是法国启蒙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但他的启蒙思想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相比,又具有别样的特征,他对启蒙与文明的不满甚至批判,与其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怀旧,不如说是对启蒙辩证法的深刻洞见,而这正是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区别,也是他与浪漫主义的根本区别。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倾听关于启蒙的对话:康德与福柯

面向21世纪,中国的文化启蒙将受到怎样的挑战,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这一思考必须建立在对20世纪文化启蒙运动反思的基础之上.康德与福柯对启蒙富于当下意识的哲学思考,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点.通过反思和对比,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特有的权力模式以及知识分子伦理意识的欠缺,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文化启蒙,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向启蒙文化的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论启蒙：18世纪德国启蒙的定义、情景及其反思

启蒙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追本溯源,当时德国围绕“何谓启蒙”以及“如何促进启蒙”即启蒙的情景（包括启蒙的目标、方式、对象和条件）两方面的问题展开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通过对当时德国四位哲学家思想的系统考察,最终的结论是：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回答尽管答案表面上各不相同,但是背后隐藏了两方面共同诉求：一是在现实的感召下对理性历史回归与觉醒的诉求,二是对思维与语言表达明晰性的诉求。     

新的理性启蒙与"人"的重新发现——近年问题报告文学新作一瞥

近年问题报告文学创作相对于以往而言,又有新的发展与进步,且呈现出新的鲜明特色与审美趋向,即主要表现为新的理性启蒙与"人"的重新发现.与以往相比,这次启蒙主要表现出如下新的特点:一、清醒、理智的态度与深邃、细密的分析;二、主要反思"三农"问题与现代化;三、重新"发现"了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过程中作出巨大贡献而又被"遗忘"了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表现出对人权、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深情呼唤.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侯外庐先生以其不肯曲学阿世的崇高人格和独树一帜的理论建树，凸显了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其“早期启蒙说”，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和对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精微辨析，突破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传统偏见，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论证了中国有其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以此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接着侯外庐先生往下讲，文章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启蒙反思”的思潮作了具体的分析评说，深入探讨了“早期启蒙说”对于突破体用两橛、中西对峙、传统与现代截然二分的思维方式，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所具有的启迪意义。     

对“顿悟”、“体证”的哲学诠释

中国佛教讲"顿悟成佛",儒家讲"体认天理",道家讲"与道合一",儒、释、道三家在修行理论上都注重"顿悟"、"体证"。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三家最后标的之"佛"、"天"、"道"多有相似相通之处,都是一个既无方所、无质碍而又恒常遍在,既无形无象而又可为"天地根"的"本体"、"大全"。"本体"的非实体性,导致常规的认识方法,诸如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都很难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而"直观体证"则是人类在长期思维实践过程中,试图以一种突发、跳跃的方式去对"本体"进行直接确认和整体把握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和科学论证,它认识或把握对象具有推测性,因而只是一种或然性思维,而非必然性思维。     

“萨特热”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启蒙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持续十年之久的"萨特热",无疑是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它是启蒙知识分子借用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作为新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的结果。萨特存在主义学说中所建构的自由与责任相结合的新的道德主体,即能够捍卫个人的自由、尊严与权利,又心怀责任意识的道德主体,也正是我们新兴的市场经济需要培育的道德主体,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断,"萨特热"随之迅速退潮,道德主体的成长也因此而受到了重创。当今所发生的一系列丧失道德底线的恶劣事件,使得整个社会不得不承受启蒙中断的伦理学后果。     

《海狼》的女性人物与杰克·伦敦的性别政治

文章通过对杰克·伦敦长篇小说<海浪>中唯一女性人物的分析,揭示作家的人物设计意图在写作过程、故事发展中逐渐被自己修正改变,最终将一个希望歌颂的"新女性"形象送进了传统社会角色的老套中.文章将小说置入女权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的历史语境中,讨论这种意图与结果的不一致性所反映的当时知识分子对妇女解放运动的矛盾心态.     

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至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化/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     

神话的启蒙与启蒙的神话——关于一部"哲学断片"的若干断想

正式出版于1947年的《启蒙辩证法》是在1944年油印本的基础上增改而成。作改动的地方不仅是书名及文题,也体现在对文字的润色和内容的调整上。这些变动反映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有意疏离以及由意识形态批判向总体性"终极揭露"批判范式的转换。在《启蒙辩证法》中,法西斯主义的"事实神话"是研究的起点,而叙述的起点则是"启蒙",同时,为了阐明启蒙的衰退,作者又回溯到历史上的神话。所以,《启蒙辩证法》不仅存在着启蒙与神话的纠缠,而且存在着现实神话与历史神话的纠缠。《启蒙辩证法》既从黑格尔那里汲取了关于启蒙自身具有内在缺陷的观念,又借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名及其表现方式,但是,"启蒙辩证法"却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根本不同。启蒙理性不是把自身表现为一种有待完成与提高的开放形态,而是呈现出一种无可救药的结构性衰竭与失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理性的这种态度更戏剧化地表现在他们对康德道德学说所作的萨德化理解上。因此,《启蒙辩证法》不仅是后黑格尔主义的,也是后康德主义的。     

《狼图腾》中的狼形象

图腾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和文明象征。古老的蒙古族一直流传着＂苍狼白鹿＂的民族起源传说。蒙古族的图腾崇拜是草原的王者——蒙古狼,这点从蒙古族的宗教信仰、风俗民情、历史记载、民间传说、游牧生活中可以体现出来。姜戎的《狼图腾》为我们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狼形象＂：强悍、勇猛、机智、温情。狼形象蕴含着作者对华夏文化的反思,促使我们审视民族性格中的弱点,完善民族性格,弘扬民族精神,重新焕发古老的华夏民族的青春与活力。     

金融危机中的姓“社”姓“资”方法论启示

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反应对长期困扰我们的姓“社”姓“资”问题具有难得的方法论启示,即不要离开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去讨论姓“社”姓“资”问题,离开这个关系,便不能回答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问题．也不能回答社会主义能否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恰恰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依存和联结”,才使资本主义得到了局部的人性化的改善,才使资本主义在危机爆发时得以喘过气来。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因与资本主义的“相互依存和联结”现象,而坚信市场经济选择的正确性,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