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和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文章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测度了2011-2020年农业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建立了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TFP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体指数及其细分维度正向影响农业TFP;且农业资本深化在数字普惠金融驱动农业TFP提升中起中介作用;与农业技术效率相比“,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深化-农业TFP提升”的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还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TFP的带动效应及资本深化的中介效应在大规模种植地区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对小规模种植地区及东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则较弱。     

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数字时代下中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通过运用DEA-ML法估计中国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其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并在两者耦合作用下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环境规制发挥了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而环境规制在内陆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但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存在着“以邻为壑”现象,数字经济积极的空间溢出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各地政府要顺应数字变革的时代趋势,积极推进软硬数字设施建设,结合发展实际因地健全环境规制体系,积极完善协调机制,并通过加强跨地区沟通交流促进空间效应释放。     

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绿色金融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是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使用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DID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对国有企业的抑制性影响更加显著;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会强化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相较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政策对中西部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应更大;在进行平行趋势、PSM-DID、安慰剂等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数字普惠金融与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

“双碳”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重要补充,对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企业创新中占据重要地位,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弥补传统金融市场的不足,为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充足资金。国家应当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构建,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关部门应当制定多元化的产业政策,加快科技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此外,监管部门应当在提高数字金融风险甄别和防控能力的基础上持续完善监管政策,使数字普惠金融在国家监管的框架下有序健康发展。最后,科技型企业要与金融机构形成良性借贷关系,让数字普惠金融持续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金融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一个文献回顾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金融发展理论及其跨国经验研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同时经历了经济增长和以银行中介为主体的金融发展过程。已有中国经验研究文献表明,加快银行体系改革、推动金融发展应该成为中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战略选择。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形式.本文使用一种非参数的条件效率框架测算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被视为环境变量.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2011—2017年数据的研究结果发现,从整体效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其中欠发达地区的效率改善程度更突出;从个体效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各指标效率改善方面都具有相似结论,而且同样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从变化趋势来看,无论是整体水平还是个体指标,其条件效率都超过非条件效率,但是两者之间的落差逐渐缩减.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分布分析

本文利用动态分布法分析了中国28个省区1985-2007年的劳均产出、全要素生产率及要素投入的动态分布与长期趋势。结果表明,劳均产出具有双峰收敛趋势,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有扩大倾向。研究还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分布也具有双峰收敛趋势,和劳均产出分布相似,而要素投入则呈单峰收敛趋势,与劳均产出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可以推断全要素生产率是造成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最主要因素,且方差分解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     

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市场因素

运用投入定位距离函数将16家银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效应和规模效应,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最大,技术效率和规模效应负相关;贷款市场上,相对市场势力,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存款市场上,相对市场势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存款市场,国有银行市场势力高于股份制银行,贷款市场刚好相反。     

中国旅游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旅游上市公司是旅游业发展的微观主体,其全要素生产率全面反映了该行业的实际经营效率和发展趋势。本文基于Malmquist指数探讨了20家中国旅游上市公司2004-200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显示:中国旅游上市公司Malmquist指数年均增长率为-0.4%,其中纯技术效率的增长显著,年均增幅为1.3%;时间跨度层面,中国旅游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度波动性较大。此外,样本中旅游上市公司Malmquist指数与营业收入增长率未能兼顾;2008-2009年度粗放型增长的特征显著。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一带一路沿线15个省市区2001—2015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效应。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投资并不能直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基础设施规模的扩大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有着不同的间接溢出效应,信息、城市基础设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广东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1980~2004——基于面板数据的Malmquist DEA

本文利用非参数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广东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析,估算出1980年至2004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率。分析表明,广东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FDI、对外贸易与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来自江苏的证据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实现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必须理性考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对于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FDI和进出口总额对于江苏县域技术效率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对于江苏县域技术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出口额和进口额对江苏县域技术效率变化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江苏县域技术变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出口额对江苏县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进口额对江苏县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江苏县域要在积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同时,做好优化升级和自我提升两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