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

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群众”概念是传统文化中的“民”(或“臣民”)与西方民主理论中的“人民”相嫁接后 ,安顿在传统术语“群众”的外壳之中而形成的。同时 ,它也是西方群众理论在中国的变异 ,特别是对群众价值评判彻底颠覆的产物。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 ,“群众”是“人民”的不彻底的具体化 ,是“臣民”向“公民”的过渡环节。一方面 ,它超越了传统的臣民 ,但仍然承袭了臣民概念的某些内涵 ;另一方面 ,它也涵蕴着公民概念的某些要素 ,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它是臣民与公民的融合     

“四五”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承和发展

六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门爆发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半个世纪以后,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这两个伟大的政治运动,在我国的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四五”运动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上来创造了应有的条件。两个不同时代的群众政治运动都极大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要求彻底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坚强意志。     

论行政监察制度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以“新公共管理理念”和“群众路线”的融合为视角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要求“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基于我国行政监察工作主体——纪委、行政监察局“联署办公”的现实特点,“群众路线”也成为我国行政监察的一项根本工作路线、指导思想.学生近期在学习新公共管理、公私协力方面的知识,所以在对“群众路线”与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时,自然的看到了新公共管理的影子和现实可能性.故而,从公众参与、公司协力角度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发展进行了一些思考.学生作此文之思路是:首先,以介绍行政监察本身的作用与功能作为逻辑起点;其次,通过引用社会学中“功能主义”、公共管理学中“行政环境”、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三个理论作为视角,探讨行政监察制度建设、运行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再次,融合“新公共管理理念”、“群众路线”作为行政监察中引入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最后,对我国行政监察制度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若干建议.     

浅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公安队伍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公安队伍建设的政治保障、思想保障、形象保障和文化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公安队伍建设全过程”,有助于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积极应对时代潮流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公安工作的冲击;有助于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正确认识目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变化进而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升政治鉴别力;有助于各级公安机关认真贯彻“政治建警”方针,不断增强公安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     

转型社会中的法律援助与法律改革

引言自19世纪末以来,转型一直就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从君主专制政体下的“老大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独断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社会向市场主导的经济社会转型,从“独立自主”向“与国际接轨”转型,从精神狂热、本能压抑的禁欲时代向伦理颠覆、万象众生的开放时代转型……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过程。历经一个多世纪,中国一直处于历史大转型的进程中。与社会转型相伴生的,是大规模的法律改革。自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中华法制传统…     

“网络民主”局限性分析及其发展引导

“网络民主”促进了公众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电子政务的发展等等，但它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在阐述中国“网络民主”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试从法律等角度对引导“网络民主”做出了初步探索．     

论中国特色的生态政治化

本文在生态政治的发展历程上,将中西方发展情况相对比,从中国生态经济发展、生态政府建立和生态政治文化建设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特色的科学性、和谐性、民主性的生态政治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生存空间.     

浅议“群众”与“公民”

近代以来,"群众"在中国政治变革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形成与确立。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治民主化建设的不断创新,被法律赋予相应的政治与社会权利的"公民"应该更多地取代"群众",成为一个时代进步的象征。     

他们因为什么优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表彰107名“全国优秀律师”

没有明星的时代是平庸的时代在第六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全国律协表彰的107名“全国优秀律师”受到了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没有明星的时代是平庸的时代,没有优秀的行业是平淡的行业。历史是群众创造的,历史也是优秀人物创造的,群众的智慧和活力往往通过优秀人物表现出来,有时候他们被称作英雄,有时候他们被称为先锋。他们激活了我们的想像,照亮了现实,引领了未来。全国律协在表彰决定中指出:中国律师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代步,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广为传播和弘扬…     

领导题词：不是艺术是工具？

领导人题词题字,在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基于艺术与权力的题词,很多时候还是一段佳话、一个景观,但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不规范的政治工具. 在某些人看来,领导题了字,不仅为事件本身提供了“政治正确”的保证,更能够从某些角度说明“上面”已经认可了.“这种肯定对于下级政府官员来说至关重要,甚至可能被放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解释称.     

面子文化下的权力再生产——基于社会互动与资本交易的理论视角

在中国，“面子”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产物，也是人际互动中重要的社会资本。面子资本参与权力再生产的过程类似于资本交易，其本质是将行政权力异化为权力资本，并将公共利益异化为特殊利益，其结果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政府的合法性。从文化传统本源审视，这一现象与国人对儒家道德主张的形式化理解、以及我国传统人伦社会的特征紧密联系。要阻遏其造成的破坏作用，需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利益协调与表达机制．明确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     

清末民初的派生诉讼制度考察

派生诉讼作为一项以公司利益受损为诉因的法律制度,其出现以公司出现为前提,其存在以公司存在为必要。从清末颁布《公司律》,再到北洋政府颁布《公司条例》,最后到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公司法》,其间历时数十年。这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派生诉讼作为一项较为高级的公司法律制度,其出现所依赖的条件在这些变化中悄然成熟,最终在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公司法》中得以正式确立。     

中国经济法的改革与创新——一种制度变迁的视角

经济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经济法的改革与创新,是在改革开放、社会转轨的大背景下完成的。经济法的发展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渐进式改革＂注定了经济法在发展初期以国家本位为主导、以经济行政法规、法律＂双轨制＂立法为特征,在稳定的前提下,以较小的社会成本获得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政治的科斯定理）。早期我国经济法属于典型的＂由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意识形态的转变、以及国内外法制环境的变迁,特别是中国加入WTO,经济法完成了从国家干预法到国家协调法、从国家本位到社会本位、从国内法到国际转轨、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硬法到软法、从公法到公私融合的六大转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时代下,＂以人为本＂,以科学发展观为理念,经济法正迎接新的发展契机。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论第三部门产生与发展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部门在现代社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性、志愿失灵的理论基础。     

作为符号形态与符号行为的法律——寻找另一种法理学的可能性

赖以构造法律理论的智识资源并未穷尽。以符号学的视角来看,法律恰恰是符号性时空,有其固有的节奏、以特定逻辑容纳生活世界中的真实。法律这个符号性时空由符号创造和符号运用两个领域构成,深藏在符号创造和符号运用内里的则是权力运作。法律由此呈现出完全的符号行为和半符号行为两种形态,此中内含着复杂的法律价值领域的"最大公约数",即"通过符号以理性与审慎地相互对待"。此堪可称为"法律以符号型塑生命"。然而,法律在以符号型塑生命从而屏蔽了生物性-物质性的不平等后,适造成行为人的符号性不平等,即符号能力的不平等。法律由此难以摆脱其不合目的性。     

“大生态观”的现代价值向度——对“生态文明”的一种理解

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表征了人类文明史的逻辑进程.人从根本上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大生态动物”.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就是世界的改变.发达工业文明造就的“单向度的人”是对现代“文明人”的价值伤害.伴随“丰裕社会”消费时代的娱乐精神,人陷入到了“消费的迷阵”,倾倒在拜物教盛行中,甘愿成为受物欲奴役迷醉的“消费型动物”.和合的社会伦理价值将一种生生为大“天人合一”的大生态观与“究天人之际”贯通起来,通古今之变.期望人类的“生活方式生态化”与“人际关系生态化”的价值转向.     

律令关系、礼刑关系与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中华法系特征的法律渊源角度考察

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律令制"架构,是认识中华法系特征的关键。一般认为这一架构至唐代才正式形成。其实,这一体系特征大致萌芽于战国时代,秦汉时代已初步成形,至两晋基本确定。所谓律令制体系,其要害特征在于律令间的特定关系。律为主(正),令为辅(副);律为刑罪法,令为政导法;律为稳固少变之法,令为因时修订之法。二者间这种关系,正好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礼刑关系构思,也大致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法模式的一般特征。通过对古代中国历代律令关系变化历程的考察,总结了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主要阶段性特征,并就中华法系律令制架构特征及"礼乐政刑"综合为治模式特征做了进一步阐发。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视角下的吉林省县域扩权

当前,在我国以＂省管县＂为方向的县域扩权改革中,＂扩权强县＂已成为改革的主流。吉林省采用多种方法,扩大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创新管理体制,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程;建立激励机制,调动县（市）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权力重心下移,实现了＂扩权强县＂的根本目的。这一改革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改善了县级财政困境,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法家的法治主义：历史话语与当代使命

从《史记》到《四库全书》,法家学派的法治主义主张蒙受了众多史家的非难与谴责;近现代以来,法家的法治主义又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实质法治主义＂学说的侵袭。其实,法家的＂以法治国＂、＂严刑峻法＂等政治法律思想是中国原生态法治概念,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在当今多元政治思潮并立、社会经济充满激烈竞争的新战国时代及严峻的中国现实问题面前,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不失为当今中国法治建设道路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