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超越与无限的创造——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

文学观,体现了作家自身对文学认知的基本观念,深刻影响其创作审美价值的取向。由于文学观的不同,两类“右派”叙事作品在艺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其实质仍然反映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虚构是建立文学与现实联系的唯一手段。正是由于作家从小说的虚构本质出发,在充分想象的空间里对人的存在境遇给予热切的关注,才使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真实。由虚构到真实,这是艺术文本的最高境界。     

叙述时间与叙述情景

虚构叙事文本内故事演进的时间是人类现实时间经验的想象性延伸 ,叙事话语与故事之间的关系不是两个时间之间的关系。叙述者的叙述时间不能在任何叙述情景中定义 ,因此是个伪概念     

明代小说叙事理论真实性观念内涵研究

随着小说在明代的兴盛和小说观念的调整,明代文人士大夫开始关注这种新文体,新的小说叙事理论真实性观念产生.真实的现实世俗世界在观念中被认可,成为有价值的叙事对象;明代文人士大夫认识到小说叙事的虚构性;叙事之真被认为是由文学虚构所营造的真实感,这种真实感通过内视审美而实现,因而,明代文人士大夫认为由文学构造的真实比绘画和现实真实更具真实感;明代文人也认识到了在何种情况下会失去这种真实感以及如何通过一定的文学叙事手段使得小说叙事更为真实.这种新的叙事真实观念因而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信实观念,它代表了明代文人士大夫对叙事文体小说的新认识.这一观念的产生也提示着,叙事文学从传统的历史叙事逐渐剥离而走向独立.     

空间叙事视阈下拉斐尔前派诗歌的“虚构死亡”叙事艺术研究

拉斐尔前派诗歌的“虚构死亡”叙事是其“现世死亡”的叙事变异，也是“死亡恐惧意识”到“死亡不惧意识”转化的表征。空间叙事视阈下，以叙事空间天堂或天国、地狱或冥府、墓地或家园等为“虚构死亡”的文本叙述层，解读拉斐尔前派诗歌的来世复活与生死轮回哲学观，死亡的不惧意识和不朽思想，分析诗人超然物外的“出世”境界，论证诗人在精神层面对死亡的独特认知，发掘虚构死亡意识的审美意义。     

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叙事与文学

"历史"和"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现当代批评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概念上看,历史是虚构,历史是方法,历史是当下,历史是建构。从叙事过程上看,历史叙事是情节编织和符号系统。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看,历史与文学都是一种语言虚构,历史叙事对文学创作、文学效应对历史叙事具有双向的意义。     

从“他者”到乌托邦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从最初的为都市生产的“他者”，转变成为具有审美乌托邦意义的文化图式，是在迁移语境下，来自边缘文化的闯入者与主流文化霸权之间不断“嬉戏”的产物，是其妥协性叙事策略与颠覆性叙事策略之间的某种平衡。在自晚清以来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虚构乌托邦乃是常见的叙事模式，而《边城》作为其中不可多得的审美乌托邦，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小说艺术本质特征再探

在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原则的支配下，中国作家的虚构意识相对淡薄，小说的艺术品性未得到充分重视。在小说创作中，“虚构”与“真实”呈现为二元对立的悖论关系：不真实的被看作是虚构的，真实的则不是虚构的。小说由虚构抵达真实的美学特征并没有得到正确认识。从强调小说的反映功能到注重小说的虚构品性，是现代小说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小说突显三大特征：虚构、叙事、真实的生命创造。     

论中国科幻赛博格叙事与话语建构

以“后人类”视角观照中国科幻话语，在梳理技术赛博格、文化赛博格的观念发展后进入科幻赛博格叙事。科幻赛博格叙事聚焦赛博格身体感官体验的故事讲述，是基于身体的异质性经验而产生的身体-情感非常规认知，并由此发生思想与精神层面的世界观念变革。中国科幻赛博格叙事兼具身体间性、世界间性与文化间性三个维度，最典型如双翅目作品《精神采样》的赛博格叙事，展示出中国新锐科幻作家正在以赛博格话语重建身心二元观念，以整体性思维重构人与世界、人与宇宙的关系。科幻赛博格话语让我们认识到新世界正在生成，人类正在成为多元与多维的自我。     

艾丽丝·门罗《荨麻》中的叙事时间

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荨麻》讲述了一个中年女子在低谷时偶遇儿时玩伴迈克,萌生爱意,经历过内心的挣扎、迷茫,最终回归理性,领悟到爱的真谛的故事。小说的叙事时间极有特色,体现为碎片化的叙事时序、灵活多变的叙事节奏和重复讲述的叙事频率。从小说简单故事背后的复杂意蕴能感受到深邃的审美体验。     

文化的时间叙事——对殖民主义文化话语的一种解析

殖民主义文化话语通过文化的时间叙事把文化时间化,在文化的进化问题上采取历史线性进步观,认为自我是“源”,他者是“流”,有些文化在时间的上游,而有些文化在时间的下游,其目的就是要在西方人的时间与他者的时间之间拉开距离。于是,时间被意识形态化,西方与东方、自我与他者在时间上存在差异,时间关系被看成是排斥性的关系。文化的时间叙事讲述了一个文化优劣故事,反映的是文化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这样,文化的时间叙事就成为殖民主义入侵统治的重要方式。     

论小说叙述者和叙述对象的五种关系

叙述者和叙述对象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两大重要因素。根据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关系在作品中的不同表现,论述了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主要有五种关系,即单纯叙述关系、虚构关系、代述关系、知情关系和同一关系。由小说的叙述层次考察上述五种关系,叙述者与叙述对象关系的亲疏,对作品的艺术效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小说的知情叙述者及其叙事优势

知情叙述者,是对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关系进行考察而提出的概念,“他”与叙述对象有着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由此决定了他的知情身份,并区别于全知叙述者、隐含或显露叙述者,表现出自己特有的性质和叙事作用。知情叙述者叙事,实际上是一种跨界叙事,不仅融合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长处,而且在叙述的可靠性及人称转换的便利性上表现出特有的叙事优势。     

民族性叙事与隐含作者的多维立场

民族立场、民间立场以及时代立场是少数民族叙事小说中隐含作者进行写作的基本立场,这三种立场使得作品在身份认同与构建、塑造民族形象、建构民族心理时必然采取多种叙事策略技巧以凸显民族性,从而使作品富有民族气息和时代特征;它体现了隐含作者对于民族文化的弘扬与反思,对于解答少数民族小说中独特的叙事技巧等困惑具有重要价值。     

论雪漠“大漠小说”的异域情调

根植于西部大漠地理空间,雪漠的"大漠三部曲"在对自然、动植物的民间化、传奇化书写中,沉潜着现代文明的反思与家园意识的建构。叙事策略上的文化空间间离与时间对峙的审美间距,生成的是敦实厚重的异域情调之美。对大漠村落的民间禁忌、方言土语、情爱悲歌的乡土本色书写,闪射出异域情调的文化忧郁意识。     

从叙事角度看中国式大片的困境

持续不断的骂声和指责表明,新世纪以降的中国式大片确实面临着某些需要摆脱的困境。在叙事学的视野中,二元性功能的缝合与分裂,视觉过剩与人性匮乏的纠缠,传统与现代观念的相互消解,分别构成了中国式大片在叙事对象、叙事方式、叙事伦理等三个方面的困境。这三重困境的产生有其各自不同的原因,因而需要不同的因应对策,才能真正将其摆脱和超越。     

《聊斋志异》“异史氏曰”叙事艺术论略

《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素有＂史笔＂之称,基因遗传源远流长。这一特殊的叙事模式,艺术创新在于：叙事艺术日臻成熟,提升了文言小说的传统地位;叙事结构统驭连株体故事,拓展了小说的结构章法;记言模式上师承史传,开创了文言小说的新体例。缺陷与不足是：议论过半,喧宾夺主;封建说教,苍白平庸;偏离正文,松散结构。     

单一回指语言类型及英译策略刍议——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个案研究

文学作品中的叙述频率强调事件与被叙述次数之间的数字关系。如用同样的词汇、语块、句式乃至语篇表现不断重复的故事场景和故事情节,就是单一回指叙述。作为对《马太受难记》音乐叙述方式的文学模仿,《许三观卖血记》的最大文体特点是单一回指叙述方式,然而一经翻译,其英译本的读者反映与原作的读者反映相去甚远,原因在于翻译策略未考虑叙述方式的文体表征特点,故需借此重新定位翻译策略。     

身份缺失中的时间诉求——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小说家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中的独特时间观念是其后现代主义特征的集中表现。运用德理达的解构理论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通过对《洛丽塔》主题的重新解读，发现该小说至少包含了三个时间元素：梦想、愚顽与痴迷。纳博科夫正是借此构建了小说身份缺失中的时间诉求，并以其时间的断裂和弥合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在叙述方式、结构模式等方面比其他作家走得更远。     

论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学者都将伯夷和叔齐视为道德楷模,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视为对伯夷、叔齐的赞扬。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史记》相关章节中的描述却显示伯夷和叔齐并不符合司马迁自身的道德标准。此外,司马迁通过在《伯夷列传》中所展示的种种矛盾,告诉读者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的多重可能性,并由此捍卫了其写史和历史评判方法的合理性。     

论电视剧《小麦进城》的叙事伦理

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小麦进城》讲述了一个农民如何“向城求生”的故事,其叙事张力来自王小麦（乡村）与林家人（城市）不同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及相通与相融中,剧作的叙事伦理即隐含在这一系列冲突之中。这就是：贤妻良母与浪漫爱情、乡野尊严与城市偏见、草根哲学与教授智慧。王小麦以自己对人生朴素的理解、固执的坚守、顽强的拼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细思之,剧作的叙事伦理还存在着矛盾与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