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社群研究的话语建构与中国方案

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唐宋海上丝绸之路扩大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交往,海外华人多集中于此,他们多以“社团”形态立根当地,不但数量众多、组织庞大,而且积极参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海外华人社群为切入点研究华社与中国文学文化之关系,可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一条可行路径。由于华社在文化含义上的复杂性及其跨学科研究的多样性与艰难性,当下对华社“文化文学”含义的解读规模小、领域狭、队伍弱,急需加强。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亟待在“五个空间”取得突破：海外华人社群文献辑考、整理与汇总;海外华人社群历史分期及其古今演变;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古典“旧文学”;海外华人社群与中国现代“新文学”;全球区域国别海外华人社群“文化文学”案例分析。加大华社与文化文学关系研究既有益于推进“华人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又可为国家文化战略提供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和基本方法。     

从身分到契约

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长河中,有一些堪称“一言而为天下法”的不朽名言,它们宛如这条长河中的璀灿明珠,长久地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考。它们不仅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跨世纪的现实意义,它们是思想的精华,认识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说是认识了整个人类思想。 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论述过,后来英国著名法学家亨利·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所明确提出的“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就是其一。 一、“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的比较意义 梅因所指出的“从身分到契约”,准确地抓住了最能概括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根本特征的两个东西——“身分”与“契约”,并把它们作为区别不同社会的一个根本标准,即据此把社会区分为“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于此我们可以洞悉“身分社会”与“契约社会”的比较意义。 第一,在“身分社会”,身分(出身)是人们获取特权的主要途径。“人的肉体能使人成为某种特定社会职能的承担者。他的肉体成了他的社会权利。”在“身分社会”,身分成为确     

文化中国的阆中范本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面中,阆中以其春节文化的创制、传承和再造,成为文化中国的一个地方范本。阆中的文化发展具有国家层次的意义,不仅因为春节,还因为它体现了科举考试、文人墨客的古代主流文化精神;在古今中国的多元文化结构中呈现出古典与现代两种结构形式;在中国现代转型的进程中,阆中以自己的文化自觉,承接历史传统,创新现代文化,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局面。阆中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以三城的比较呈现出来;阆中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共性与特性,也在中外文化的比较中逐渐展示出来。这对人们理解“何以中国”具有明显的助益。     

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

本文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做了总体的回顾与评析。作者认为 ,对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思想主题 ;就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而言 ,现代中国文化走过了一个现代化的价值理想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主要成就包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中国文化之民族慧命、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化具备了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框架、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迈出了坚实步伐等三个方面 ;人类文化发展中后现代转向的出现在使中国文化面临两难困境的同时亦为其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面向 2 1世纪 ,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 ,切实完成既实现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又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双重任务。     

中国“家文化”泛化的机制与文化资本

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即“家文化”及其泛化做了深入分析,进而探讨了“家文化”泛化的历史形成机制。由此进一步分析了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之间的转换关系及其对社会资源的流动、配置和家族企业成长的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空背景及形态分析

自晚清以来,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中国与世界的接触和交流都使得中国文化发展处于一个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交织的时间场与本土化和全球化共筑的空间场中。在这一文化生态背景下,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具体形态可以分割为“前80年”与“后20年”两个时段来进行描述。在“前80年”,革命话语充斥和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主流意识形态完成了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重改造,三者形成了一个“文化等腰三角形”,最顶端正是“革命”背景下的主流文化,两底端分别是被主流文化改造过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后20年”,经济建设话语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其文化格局也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最顶端正是“建设”背景下的大众文化,两底端则分别是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这三个要素的分化组合几乎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变迁史。     

贾春峰:"文化力"研究第一人--记者访谈答问录

本文是对“中国‘文化力’研究第一人”贾春峰先生的专访。十年的艰辛研究 ,贾春峰先生成果累累 :“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市场经济的开拓需要“文化力”的配合 ,而文化也需要在市场经济中找到自身发展的巨大内在动因 ;“企业文化力”是企业发展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企业文化建设是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的系统工程 ;企业家应当是“共生英雄”与“人企合一”的第一信奉者、第一实践者和第一宣传者。“2 1世纪的经济赛局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     

文化观念的演化

中西“文化”观念有各自的演化路径。在“辞源学”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一开始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西方的“cultura”一开始指向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文化“指文治教化,其内涵主要在精神方面;西方的“文化”从物质世界扩展到精神世界;就现当代而言,中国通过日本的中介引入了西方的“文化”观以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重大工作部署,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在于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逻辑展演中对文化的价值与地位、使命与任务、战略与举措等层面作出论述与部署,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在文化的地位与作用层面,提出“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能够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文化支持和保障、为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丰厚的文化资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文化引领和支撑。在文化使命与任务层面,提出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之需,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之要,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代之责。在文化战略与举措层面,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坚持人民立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以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定文化自信,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基础与精神力量;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统筹推进“七个着力”工作,系统把握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西方人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文化观念

西方学者对中国法律及其意识系统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从早期的传教士到现代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法律及其文化传统的解析,构成了一个西方世界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然而,西方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基本上是对异域法律文化的贬诘和否定,西方人从自己的学人那里得到的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认识多半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