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贪污贿赂犯罪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例

贪污贿赂犯罪是历代传统法打击的重点。唐律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不仅法网严密,条文齐备,而且立法详细,内容博大精深。本文拟从唐律疏议之条文出发,就其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进行阐述,还原唐代惩治官吏贪污贿赂的原貌,以期更深入的理解传统法的精髓。重新认识传统法,挖掘传统法文化资源,以史为师,必将为我们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及司法,提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唐代惩治贪贿罪对我国现行刑法反贪罪的借鉴

《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法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其中对于贪污受贿犯罪的规定密而不漏,对于整顿吏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于唐律关于贪贿罪的规定的分析,以期能够对于当前我国的反腐倡廉提供有益借鉴。     

论《唐律》中的不作为犯罪

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其结构之严谨、内容之完备,影响及于古今中外.唐律中出现了大量的不作为犯罪,反映了当时立法水平的高度成熟性.唐律中对不作为犯罪的规定,尽管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于严密法网,整顿吏治还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对于今天的立法仍有借鉴意义.     

《唐律》惩贪治吏思想浅析

《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法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值得探索和研究。唐律把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吏治立法的重点,对其作了严密而科学的规定,内容详尽,刑罚严峻,恩威并施,赏罚分明。在唐初整顿吏治方面卓有成效。本文从唐律从严治吏的历史原因入手,就唐律涉及的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阐述和评释,以期对当今的反腐倡廉能有所借鉴。     

《唐律》中的官员贡举考选犯罪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这与其严密的法制和较清明的吏治是分不开的。《唐律》中关于官吏贡举考选犯罪的规定是研究唐代法制、吏治的关键。《唐律》九十二条规定了贡举非人与考选不实两类犯罪。本文将通过现代刑法犯罪要件理论分析该罪,以期更好地展现唐代对于官员贡举考选犯罪的规定,并对当代官员选拔任用提供相关借鉴。     

《唐律》别籍异财之禁探析

禁止别籍异财是中国古代法律规范家族财产、维护家族制度的一项重要规定，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其视作一个整体，忽视别籍和异财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相互关系。根据《唐律》和其他原始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别籍和异财实际上是两个问题而又紧密联系，法律禁止的重点是别籍而不是异财。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重要章节,掌握并界定贪污贿赂犯罪在犯罪构成方面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果不很好地区分出犯罪主体,就容易将贪污贿赂犯罪与诈骗罪、职务侵占罪相混淆,因此,对贪污贿赂犯罪主体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疑难问题十分必要.     

贪污贿赂犯罪应用预测浅探

<正> 我们应对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市场经济新形势下的贪污贿赂犯罪应用预测加以重视,组织力量对其犯罪原因、特点、趋势进行比较系统的科学预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贪污贿赂犯罪的升降趋势与流向规律的预测,必须把其置于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法制、社会风气以及人们的道德文明水准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加以考察。研究社会与经济发展引起的各种变革、变化同犯罪之间的联系,滋生和诱发贪污贿赂的各种原因、条件,对我国社会控制贪污贿赂犯罪能力作出正确判断,对犯罪率、犯罪趋势作出基本估计,并把地域性(县、地区)犯罪放在宏观的全社会背景下研究,找出其区域内犯罪特点,推断犯罪趋势、犯罪率,使预测结果符合当地的经济结构和实际情况。     

中介组织贪污贿赂犯罪及对策

当前,一些中介组织发生的贪污贿赂犯罪逐渐增多,并呈现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发案多、犯罪涉及面广、环节多、以贿赂犯罪为主等特点。由于中介组织犯罪具有规避作案风险、逃避法律追究的隐蔽性,受利益驱动并缺乏良性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制约,机构体制改革不深入,缺乏有效的监督等因素影响,以致查办难度大,打击力度受削弱等,这类犯罪呈易发多发态势。有效遏制和预防中介组织犯罪,应采取健全完善中介组织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加强对中介组织犯罪的打击及推进预防犯罪长效机制建设等措施。     

工程建设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的遏制

本文在分析工程建设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的基础上，提出预防对策和建议，以期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工程建设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有所裨益。     

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影响刑罚轻重的数额等级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及犯罪的数额起点问题是困扰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应当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而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数额等级应当进一步细分,情节规定应当具体化。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法定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与司法实践脱节而否认其合理性。完善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沿着数字化、具体化方向发展,凡是可以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基于我国的国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不确定性。     

浅论贪污贿赂犯罪侦查途径基本模式

贪污贿赂犯罪侦查途径的基本模式是检察机关在同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长期斗争过程中,结合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所形成的基本侦查模式。这一基本模式是在对贪污、贿赂、挪用公款为主要表现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所运用的侦查途径的分析和探讨。主要包括侦查人员对案件证据的搜集、分析,采取强制措施,以及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技巧方法等。     

论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

本文阐述了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概念、特点、制定依据,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现行的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主要有依法从重从严;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狠抓大要案;打击与预防相结合.在对它们进行检讨之后,指出"依法从重从严"应调整为"严而不厉";"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应重新厘清其内涵;"狠抓大要案"予以谨慎地保留,但必须统筹兼顾,处理好大要案与小案的关系;"打击与预防相结合"应明确为"预防为主,打击为辅",预防格局应从司法预防调整为社会预防.     

贪污贿赂犯罪初查行为探析

我国检察机关一般将立案前的调查活动称为"初查"。初查行为在性质上应当是一种任意侦查行为,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由于立法规定的缺失,导致初查行为实际上没有得到合法授权,因而初查权力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规制初查行为的途径首先是将初查行为纳入刑事诉讼法中,在时机成熟时应当设立与贪污贿赂犯罪特点相适应的单独的初查制度。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问题刍议——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传统国际法上引渡原则的突破大大提高了缔约国之间成功引渡腐败犯罪分子的可能性,但在死刑犯的引渡问题上却只字未提。在"死刑犯不引渡"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可的今天,中国在"贪官"引渡问题上的出现了困境——存在死刑刑罚与"死刑犯不引渡"原则之间的矛盾。本文拟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解决该问题的治本之策,废除我国刑法中关于对贪利型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     

宽严相济视野下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路径之选择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以及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背景下,我国现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新时期与贪污贿赂犯罪做斗争的需要。     

新农村建设工程领域贪污贿赂犯罪防控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领域,贪污贿赂犯罪呈上升趋势,呈现出犯罪主体多元化和共生化、贿赂案件发案频率高且金额大、犯罪手段日趋复杂和隐蔽等特点。要防控新农村建设工程领域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找准发案的重点环节,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应对。     

从专题调查谈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

<正> 笔者最近就贪污贿赂犯罪心态专题调查了200名正在服刑的贪污贿赂罪犯和200名社会人员(包括办案人员和各行业人员),本文拟根据调查中反映的情况,对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谈点看法。 一、清除滋生贪污贿赂犯罪的“土壤” (一)加强教育,提高人们抵制贪污贿赂行为的自觉性 此次调查中,88.29％的社会人员和43.24％的罪犯认为“教育的缺乏”是导致贪污贿赂犯罪发生的社会原     

浅析关于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废除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废除了经济类犯罪的死刑,从目前国民对待死刑的价值评价及我国的物质条件来看,我们还不具备全面废除死刑的条件,但作为日渐增长的贪污贿赂犯罪应否适用死刑,值得我们思考。贪污贿赂犯罪本质上属于贪利性犯罪,罪犯的人身危害性较其他暴力型犯罪相对小一些。因此,本文认为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理应像经济类犯罪一样,废除死刑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