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对城市居民出游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近年来,新兴的高速铁路交通对我国居民的出游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449份问卷调查资料,研究高铁开通后南京城市居民的出游行为变化及其对高铁旅游响应的群体性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高速铁路对城市居民的出游时间、出游方式、出游距离、出游地点、出游频率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根据对高铁旅游响应程度的差异,可将受访者划分为高铁旅游积极者、中立者和消极者3个群体,南京城市居民对高铁旅游的响应程度总体偏向积极;(3)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中,文化程度、职业和月收入是影响人们对高铁旅游响应程度的主要因素,本科及以上学历、企事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文教科技人员、月收入在5 000元以上的群体,是高铁旅游首先要争取的目标市场。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安徽省居民省内旅游需求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百度指数平台,收集2019年安徽省居民对省内64家典型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数据,利用季节性强度指数、旅游需求偏好指数和基尼系数分析安徽省居民的旅游需求特征,并对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全省居民省内旅游需求呈多岭型,形成4月、7―8月和10月3个需求高峰;单岭型景区各月的旅游需求有较明显差别,双岭型和多岭型的景区无明显旅游需求季节性差别;全省居民旅游需求时间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的季节性和独特性、景区开发程度、气候舒适度、节假日的影响;安徽省居民形成3个旅游需求偏好区,分别是皖中皖东南休闲娱乐偏好区、皖南自然观光偏好区和皖西南山岳景观偏好区;全省居民旅游需求空间分布主要受景区密集程度、级别、资源开发程度和空间距离的影响。     

贫困山区不同生命周期旅游扶贫村居民绩效感知的比较研究 ——以恩施州旅游扶贫村为例

居民感知是旅游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视角,扶贫村的生命周期是影响扶贫绩效感知的因素之一,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贫困山区实现脱贫目标具有一定意义。本研究以位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恩施州的22个旅游扶贫村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探索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维度,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判定各村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扶贫村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差异。结果表明:(1)居民对旅游扶贫政策执行的感知包括政策执行力度、微观政策覆盖面、宏观政策覆盖面三个维度,对旅游扶贫效果的感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正负效果六个维度;(2)旅游扶贫村分别处于探索、参与、发展和稳固阶段,且大多数处于探索、参与阶段;(3)扶贫村居民对政策执行力度和广度的感知水平均随着旅游业发展阶段的提升而不断增强,表明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既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4)发展、稳固阶段扶贫村居民对经济和环境成本的感知水平都显著高于探索或参与阶段,同时,对经济和环境效益以及素质提升的感知水平也显著较高,表明在旅游发展较成熟的扶贫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和负面影响并存。本研究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扶贫村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可以为扶贫村居民脱贫和旅游发展目标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大城市居民对周边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响应——基于“知识-态度-行为”（KAP）模型的分析

大城市居民作为最主要的乡村多功能消费者,是影响乡村多功能转型和价值显化的关键主体之一。该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典型大城市宁波的调查问卷数据,利用KAP模型提出3个研究假设,从城市居民的知识（K）、态度（A）和行为（P）三方面探讨大城市居民对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响应机理。结果显示：(1)宁波居民对11个乡村功能的认知态度全部显著,其中,对乡村提供休闲放松功能、乡村农耕文化体验功能和养老功能最为认可,均值分别是5.99,5.88和5.79;(2)大城市居民对乡村多功能转型具有“知识获取（K）-认知态度（A）-行为意图（P）”的传导和响应路径,即居民获取的关于乡村的知识、居民对乡村多功能的认知态度显著影响他们的乡村消费行为意图;(3)宁波居民对乡村多功能的认知态度（A）主要受由媒体和人际传播产生的外源性知识影响;除农产品供应功能、工业发展功能和文创功能以外,居民对其他8个乡村功能的态度（A）与他们前往乡村居住、旅游、工作和养老的行为（P）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研究结论：促进大城市乡村多功能转型的政策,应当重视城市居民对乡村消费的多样化需求在信息传播、差异化发展和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方面更好的承接城市居...     

城市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评价及实证研究

发展群众体育,倡导全民健身已成为推进"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居民健康意识增强,城市健身休闲空间建设日益增多,健身休闲体验研究受到学者普遍关注。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以城市居民满意度体验为视角,试图构建城市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评价体系,并以3个城市(南京、福州、厦门)2 901份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调查为研究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探讨城市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评价体系、实证分析满意度情况。研究结果显示:(1)城市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评价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服务质量""身心健康""教育认知""人际交往""环境审美""个人价值")和40个二级指标组成;(2)从3个城市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总体评价值来看,福州市满意度评价值为3.974,介于一般与比较满意水平之间;厦门市满意度评价值为3.991,接近比较满意水平;南京市满意度评价值为4.032,处于比较满意水平之上,是3个城市中满意度评价值最高的。具体从一级指标来看,3个城市在"服务质量""环境审美""教育认知"3个指标差异较大,满意度评价值介于一般和比较满意水平之间,按照评价值得高低依次为南京、厦门、福州。"服务质量""环境审美""教育认知"对3个城市居民健身休闲满意度评价值的高低具有较大的影响。     

休假制度对遗产旅游地客流的影响——以武陵源为例

休假制度是影响城镇居民出游时间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以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为例,分别以1986~1988年、1996~1998年、2000~2002年和2004~2006年4个连续3年期限代表我国休假制度的不同时期,分析比较遗产地客流变化规律,研究发现,休假时间的集中化趋势增加了该时段的客流量,但对遗产地全年的客流季节性并无显著影响,"黄金周"效应开始外溢为"黄金月",这种客流变化特征对遗产地旅游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云南省边境地区州市旅游竞争力差异与整合研究

云南作为我国的旅游大省,其州市旅游竞争力水平对区域旅游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基于旅游现状竞争力、旅游基础环境竞争力和旅游潜在竞争力三大维度构建了旅游竞争力量化测评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云南8个边境州市旅游竞争力水平层级进行了量化测评。研究表明:(1)云南边境地区8州市旅游发展竞争力层级分为较强旅游竞争力区、一般旅游竞争力区和较弱旅游发展竞争力区三种类型;红河、临沧属于较强旅游竞争力区,西双版纳、德宏、普洱属于一般旅游竞争力区,文山、保山、怒江属于较弱旅游发展竞争力区;(2)在空间布局形态方面,较强旅游竞争力发展州市呈现"分散状"布局,主要集中于滇南地区,其余非较强旅游竞争力区州市呈现"趋同俱乐部现象"空间布局。整体上旅游竞争力水平层级形成了以滇南地区为核心向周边州市等外缘区域发展的"核心—边缘"式空间发展格局;(3)边境各州市旅游资源呈现区块聚焦性,旅游形象和客源市场定位仍存在雷同现象,且边境各州市旅游业发展水平极化效应明显。为此提出了旅游产品及资源、旅游市场、旅游空间及旅游线路整合和完善旅游管理机制等应对策略。     

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关系研究

以自下向上溢出理论为基础,构建旅游影响感知维度与生活质量感知维度的结构关系模型。以我国东、中、西部代表性省区的部分旅游地为例,实证研究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的关系。以性别为调节变量,分析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家庭关系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经济条件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休闲娱乐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经济影响感知对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和休闲娱乐感知,文化影响感知对经济条件感知和休闲娱乐感知,环境影响感知对休闲娱乐感知没有显著影响;(3)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文化影响感知与休闲娱乐感知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     

基于发生学与系统论的旅游流与目的地供需耦合成长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明确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供需耦合成长的演化、因素与驱动机制,对旅游目的地实施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发生学与系统论,采用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回归与相关分析法,分析了1995-2014年西安市旅游流与目的地供需耦合成长曲线的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依此归纳出两大系统耦合成长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流是旅游需求的显化,是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成长的基本驱动力。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的耦合成长曲线演进主要受旅游流需求系统支配,二者耦合成长曲线呈现"三峰三谷"的波动演进特征;(2)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呈现由低质—高质耦合的发展演化历程。旅游流与目的地系统由低质耦合向高质耦合成长演进的不同发展阶段,影响两大系统耦合成长的指标、要素与子系统的数量与贡献值也逐步提升;(3)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成长受"四位一体"驱动力的影响。旅游需求是引致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成长的基本驱动力,旅游流需求与目的地供给的自组织动态演化是决定二者耦合成长的原生驱动力,系统内部因素与子系统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转换与变化是影响二者耦合成长的内部驱动力,国家政策的动态支持与特殊事件年份的出现是推动二者耦合成长的外部驱动力。研究结果从整体与系统角度加深了对两大系统耦合成长的演进特征与驱动机制的理解,对旅游目的地宏观调控起一定理论参考价值。     

基于游客网络点评的房车营地发展影响因素和机理——以苏州太湖房车露营公园为例

房车营地带动了环境保护、旅游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完善等领域的新投资与新供给,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该文以苏州太湖房车露营公园为例,基于游客的网络点评,分析游客的感知因素和态度评价,得出营地发展的影响机理,主要结论为:1)露营游客对自驾车房车营地的感知因素主要为自然环境、配套设施、房车酒店、休闲娱乐、管理服务和感知价值6类一级因素。2)房车酒店、休闲娱乐和自然环境是自驾车房车营地供给的主要旅游产品,是营地的供给层要素;配套设施和管理服务是完善营地供给和满足游客需求的基础支撑,是影响营地发展的中介层要素;感知价值(主要为"教育价值"、"休闲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游客旅游需求的体现,反映了营地的需求层要素。前5类因素影响游客感知价值的实现。3)对于自驾车房车营地的发展而言,特色化、多样化产品供给形成推力,设施设备和管理服务问题产生阻力,差异化市场需求提供拉力。     

基于轨迹数据场的热点区域提取及空间交互分析——以深圳市为例

以深圳市出租车GPS数据为基础,运用时空拓展的轨迹数据场聚类方法提取城市交通热点区域,结合城市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和地理实况对热点区域加以理解和分析。基于复杂网络的视角,计算交互分析指标并可视化热点区域的空间交互网络,探究城市交通和居民出行的时空规律。结果表明:1)交通枢纽(机场、火车站和口岸)、综合性商圈、城市重要主干道周边和城市商务中心在节假日和工作日均表现为持续热点区域;2)节假日热点区域分布较"发散",主要反映了居民个性化出行需求;3)工作日热点区域分布较"收敛",主要表现为职住分离的通勤模式;4)不同热点区域在空间交互网络中的重要性存在明显差异,其空间交互体现了距离衰减效应和局部抱团现象,居民出行的热点区域网络本身具有小世界效应和无标度特征。     

中国居民工作日与节假日的城际出行网络异同性研究

居民出行目的、出行时间与地域属性的差异都会导致出行行为的异质性,工作日与节假日具有完全不同的时间属性,且出行目的差异较大,对两时段城际出行网络进行比较有助于全面认识城际出行规律及其网络特征。以4月份工作日（2016年4月11日—4月15日）和国庆黄金周（2016年10月1日—10月7日）为代表,利用“腾讯迁徙”提供的居民城际出行数据,从城市节点、城际关联及网络集聚角度对工作日与节假日的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① 黄金周的日均城际居民出行规模显著高于工作日,但出行距离和网络集聚程度明显低于后者;② 两种网络均形成了跨区域组团、邻近组团和省域组团3种类型。黄金周跨区域组团数量明显低于工作日,区域和地方枢纽城市数量多于工作日,邻近组团和省域组团数量则明显高于工作日;③ 工作日,北上广三大城市核心地位突出,旅游功能、交通枢纽功能城市的地位在黄金周更得以凸显;④ 工作日城际出行网络以跨区域联系为主,而黄金周则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邻近效应,并形成了以省会为中心、省内出行为主的核心—外围模式。     

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

利用腾讯迁徙数据构建居民城际出行网络,分析了不同时段、不同交通方式下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以及主要城市群的对内、对外居民城际出行模式。研究发现,2018年中国居民城际出行网络呈“东密西疏”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以京、沪、穗—深、蓉—渝等高中心性城市为顶点的顶层跨区级“钻石型”网络结构。“春运”时段城际出行的重心相较日常出行更偏向于西南,居民城际日均出行规模亦高于其他时段,特殊节假日城际出行具有显著的空间邻近效应。不同出行方式下的出行人口、出行范围和出行交通网络差异显著,航空、铁路、公路出行分别承担国家级、区域级和地方级城际出行的人口集散。主要城市群对内出行网络呈现“核心—邻近—边缘”空间格局,以多中心双核出行模式为主,对外出行网络则呈现“跨区—邻域—地方”的格局,以单中心单核出行模式为主。     

COVID-19疫情影响下的“五一”小长假城际出行特征与影响因素

科学评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扰动对节假日城际出行活动的影响对于科学预防疫情传播、提升城际出行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百度迁徙平台提供的城际出行数据,系统探讨了COVID-19疫情影响下的“五一”小长假城际出行规模时序变化、格局变化与出行流格局特征,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疫情与节假日叠加背景下的城际出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COVID-19疫情影响,2020年“五一”小长假期间的城际出行规模同比下降达46.0%,时段波动主要表现为省内波动,省外城际出行总体较为平稳;COVID-19疫情对城际出行的影响呈现出东北>东中部>西部的特征;COVID-19疫情显著降低了“五一”小长假城际出行范围,相较于正常期70%的城际出行联系集中在400km范围内,疫情影响下的70%的城际出行联系集中在250 km范围以内;GDP、城镇化率、行政等级等城市规模吸引力因素,公路密度与高铁等交通变量是影响“五一”期间城际出行的主要因素,但各变量对城际出行的影响在“五一”不同时段具有时间异质性。公路密度与有无高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化率在出行期与返程期对城际出行分别起到了显著负向与正向作用;旅游资源丰富度仅在出行期显著。     

城市轨道交通和建成环境对居民步行行为的影响

步行作为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和日常体力活动形式,其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公共健康研究的热点。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不足,且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对于自选择问题的控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2014年西安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匹配对照的准实验研究设计,通过自选择效应的控制,本文探究并区分了城市轨道交通及建成环境对交通和休闲步行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出行态度和偏好等自选择因素对个人步行频率具有重要影响。② 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自选择因素后,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步行频率。③ 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于步行频率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无论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模型中,均未发现密度的显著影响。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周边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但对休闲步行并不产生显著影响。④ 地铁对交通步行频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步行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为通过优化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和健康出行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基于POI数据的郑州市文化设施的区位布局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服务于居民的文化设施兴趣点为研究对象,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了2007年和2017年郑州市文化设施空间格局的演变,并从宏观的空间形态和微观的集聚中心2个方面对比分析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影剧院5类文化设施的区位布局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基于大规模实地调研数据引入居民行为因素探究对文化设施空间形态的影响,并针对郑州市文化设施规划发展的方向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表明：① 10 a来郑州市文化设施增长迅猛,由传统文化形式占优势转变为审美艺术和休闲文化占优势;② 不同类文化设施朝着均衡的方向发展;各类文化设施的集聚特征与其自身特点和城市实际发展情况相关。③ 居民可支配时间、消费习惯、居民文化水平等居民群体因素对文化设施分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且不同因素对不同类文化设施的影响大小有较大差别。针对郑州市文化设施规划发展方向的建议：① 加强市区东北部和东南部文化设施建设;② 多注重审美艺术和休闲文化类设施的建设,迎合居民逐渐转变的精神与价值观趋向;③ 尝试文化设施的综合性布局和多用途开发;④ 在城市规划实践中综合考量不同居民群体对文化设施的需求程度和类型。     

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信息技术在城市生产、生活与管理中的加速应用不仅促使城市空间结构正在发生转型,也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活动空间特征。论文基于社会调查,以南京为例,考察了信息技术对城市居民交通出行行为特征的影响。总体而言,南京城市居民家庭在接入信息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接入互联网能力迈入快速增长期。但由于各城区间、各郊区间的信息接入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这必然会影响居民的出行行为。研究表明:在家办公的出现减少了日常的工作出行。信息网络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引导作用日益突出,并出现了部分替代。城市居民家庭的交通通讯费用大幅增长,上网时间增长较快,而城区更为明显。     

基于出行链的建成环境对居民小汽车通勤出行的影响

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出行,尤其是小汽车通勤出行的影响是交通需求预测的基础性命题,长期受到关注.已有研究大多以单次出行作为研究对象,较少关注出行链影响下的出行协同决策问题.论文基于2017年广州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检验了出行链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工作日选择小汽车通勤出行的影响.研究发现,出行链中...     

居民购物出行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时间利用调查

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购物需求日益多样的今天,掌握居民购物出行规律,对合理布局商业空间、科学规划交通路网和提升公民个人福利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基于全国29个省份174个地级行政区30591位受访者的主要和次要活动时间利用调查数据,通过GIS空间分析对居民购物活动参与率、购物持续时间和由购物产生的交通出行时间进行系统分析后,构建离散选择模型探讨居民购物出行活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和西部地区居民购物参与率较低,但持续时间较长;城镇和东部沿海地区居民的购物参与率较高,但持续时间较短;农村地区及青海、内蒙古、重庆、云南等地的城镇居民交通出行时间较长。居民购物出行受到居民个体属性、居民家庭属性以及区位条件因素综合影响,且购物参与率与持续时间在某些群体呈现一定互斥。最后,从基础设施建设、购物中心规划布局等方面提出城乡空间布局与交通发展优化的对策建议。     

城市居民非工作活动的家内外时间分配及影响因素——以北京上地—清河地区为例

中国各大城市交通供求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科学合理地分析、预测、引导交通出行需求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西方对城市居民出行需求的研究已经由基于出行的分析转向基于活动的分析,并且认为家内/家外活动决策与出行需求的产生密切相关;而国内少有从家内/家外活动时间分配的视角透视居民出行需求的产生机理的研究。基于2012年北京市居民日常活动与交通出行调查所采集的第一手数据,本研究以北京上地—清河地区为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工作日与休息日家内/家外的非工作活动的时间分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此尝试对居民非工作出行需求的产生机理进行解读。研究表明：家内活动与家外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家内/家外非工作活动时间分配受到工作与通勤时长、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并且不同类型的非工作活动的家内/家外时间分配存在内生联系。研究结果将为居民出行需求预测与引导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