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合作: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限度及其发展

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出将我国的社会建设提到了一个更全面和体系化的高度。由于国家权力的强大,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治理理念使社会治理主体和方式更加多元化、顶层设计为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地方治理创新展示了众多创新成效。但同时,由于社会力量发展有限,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还面临着社会自主治理、有效性和持续性、创新动力与激励等发展限度问题。从改革的方向来看,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应走向有序可控的、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发展模式。     

行业协会: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基于对温州烟具协会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温州烟具协会为例,分析了行业协会在达成集体行动中的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研究表明,行业协会是集群企业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温州烟具协会在行业自律、游说政府、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等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行业协会之所以能发挥上述作用,与协会核心成员的小群体特征、组织规范的形成、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以及组织社会声望的积累有关.另外,获得政府部门的授权、协会成员的异质性、与政府和其它相关组织之间的互助协作是集体行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社会边缘人: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基于SS事件的分析

以SS事件为例,从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中积极参与者的社会特征及其力量的展示过程中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当前,中国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具有社会边缘人特征.社会边缘人的力量展示过程如下:以社会性纽带为组织后盾;通过有效动员向民众借力;寻求政治机会,使地方政府居于强者弱势地位;引领聚集者挑战地方政府权威.社会边缘人是中国价值主导型群体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其参与行动可解释为以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其动员能力强,组织化程度低,但其惊人的力量难以持久.     

从"合作治理"到"层级治理" ——基于公共服务链建设的一项分析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并存的格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本意是要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促进社会组织的凝聚、协作及均衡发展.本文以D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营的公共服务链为例,探讨合作治理的意义及困境.研究发现,政府购买服务固然为以购买服务平台为枢纽、以"公共服务链"为载体的合作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力的保障,也应和了创新社会治理的需要与选择.但由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资源与权力不对称,合作治理的局面极易被打破,致使合作治理走向"层级治理",从而阻碍公共服务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恢复重建各主体有效对接、优势互补、功能互嵌的公共服务链,实现真正意义的合作治理.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本文使用2009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问卷调查数据,探讨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各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在不同体制、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地区的人群间具有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以“饭局”为途径来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往往伴随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对政治信任带来“副作用”。     

“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以666份对南京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常有限的“自主选择”,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