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后单位社会”基层社会治理及运行机制研究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单位体制的剧烈变迁,在后单位社会的语境下,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极其复杂的"重层结构"。旧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逐渐消解,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尚未成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变动过程。单位制虽然开始式微,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单元,单位组织并未退场,而是以一个新的角色和身份继续发挥作用。由此引发后单位社会政府与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复杂的衔接问题。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不同程度的合作、冲突、妥协,使得基层社会的运作兼具行政性与自治性,从而衍生出一种双重性质及兼容式的运作方式。如何在过渡时期建立起一种新的基层社会联结,成为新时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二元到三元: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变迁

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成的特殊社会区是一种有别于城乡社会的独特社会样态,从社会形态上突破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条件,并造成了当前特殊社会区治理的传统体制"失灵",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的适应性调整与制度创新。融合型治理是新时代特殊社会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模式,其主要内涵与特点包括: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的差等协同、治理结果的利益共享、治理体制的多制兼容、治理形态的多样统一,实质是有别于传统城镇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第三类治理,促进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变迁。基层社会治理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结构转变;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过程,需要有关部门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策略。应当消除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创新的制度障碍,创新特殊社会区融合型治理的制度体系,建构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体三类"格局。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创新我国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基层,重点在基层,创新也在基层。改革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解决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从整体上进行推进。形成党领导下多方参与、互动协作、共同治理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实现民心在基层凝聚,资源在基层整合,问题在基层解决,服务在基层拓展,切实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从"理念"到"实践"的转换。这对于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准公民社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一个替代模型

对过去十多年的社区建设检视发现,当前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在有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如市民参与频率和参与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网络发育良好的社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自主权。总体而言,城市基层治理状况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其权力结构状况处于从基层行政机构和相关商业组织的操控到市民参与相对发达、拥有一定自主权的"准公民社区"的连续谱中。但当前社区民主化由于城市管理体制和市民群体自身的原因仍难以充分发育。国家和非正式社会网络对基层治理绩效有着很大影响,但其影响又是变动不拘的。当前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由此一方面展示了现代社会理性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印证了传统因素的作用。     

建国初期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研究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之深刻莫过于1949年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嵌入与改造.从长时段看,它是应对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解体溃散,社会危机持续加深的产物.此举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国家权力达至郡县的制度结构,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因此以“结构”为研究视角,探究20世纪50年代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形塑,有助于深化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城市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

城市结构的变化迫切需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党建可以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内容和路径,并与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目前,城市基层党建面临着职责定位不准、有效运行机制缺乏、群众参与不强、职能发挥较难等问题。探索从严落实基层党建、创新社会治理运行方式、有效解决群众需求的路径,有助于从体制上解决基层党建的现实困境,有效发挥城市基层党建引领方向、服务群众和促进发展的多重功效。     

现代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逆行政化问题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治理的逆行政化趋势。国外的反行政理念为这一发展趋势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在当下中国,业已改变的城市治理环境以及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潜在的比较优势成为城市基层治理逆行政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尤其是社区层面应在政府角色、社区性质、治理思路、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满足我国城市发展和转型的需要。     

我国70年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起步探索、社区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三个阶段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作出了重大调整。社会组织化方式从"单位-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会组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治理模式从总体性治理向一定程度上的权宜性治理转变;治理结构从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从单向管制变为协同治理。尽管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众多突破,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后在建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整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完善。     

从机械嵌入到有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探究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时代,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以嵌入理论为基础,从嵌入主体、嵌入手段和嵌入后的状态三个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着机械嵌入的困境,表现为社会组织建设薄弱、项目制缺乏理性以及社区信任和参与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有机嵌入...     

社会治理“共同体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和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经提出,便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有学者对此开始专门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出的社会背景以及建设路径,目前还缺乏深度的研究。本文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共同体化”概念,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以及实施路径和机制上展开一些讨论,认为在共同体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内化为其内在的组成部分,才能达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就是说,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共同体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转变成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在活动中展开的。为此,本文还对日常生活化实践的具体路径做了初步讨论。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新熟人”关系：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

城市社区普遍是陌生人社区,存在着关系疏离、人情淡漠、个人权利至上和利益分化等社区治理问题。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城市社区的邻里互动、社区资源的整合以及社区组织的培育等路径进行积累,可以促进城市社区“新熟人关系”的形成、增进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统一性以及提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有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善治格局。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功能考察

结构功能视角下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体系中应是民主决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多元利益的表达者和整合者、协商结果的检验者和落实者.目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协商治理面临主体性彰显不足、"嵌入"渠道不畅、协商作用不充分、制度保障不到位等功能"失调"问题.需通过强化社会组织自我适应,加强信任与认同,提供扶持与保障,优化主体关系和社会环境等路径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协商治理中的功能.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