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推进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中国3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度分析了2008和2013年各行政单元“五化”协调水平、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五化”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②“五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呈“集群化”、“等级化”及“梯度化”特征,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③“五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区域差异较小;“五化”协调发展效率呈“等级化”及“阶梯化”特征,效率值的高低与城市行政级别等级格局基本一致,且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④“五化”协调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综合效率低的关键原因;“五化”协调度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测度及交互响应——以中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

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存在复杂的动态交互耦合过程,厘清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发展关系及交互响应机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03—2015年中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Super-SBM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对中国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的协同发展和交互响应关系进行综合测度。研究表明：① 城市精明发展呈现从沿海向内陆阶梯递减的空间演变趋势,多个城市群具有较高的城市精明发展指数。② 生态效率与精明发展的空间变化具有一定的耦合特征,沿海地区南北方向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生态弧线”城市带。③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关联性特征,协同发展关系有下降趋势。④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效率存在双向交互的Granger因果关系,具有正向的交互响应关系,且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和惯性发展趋势。⑤ 长期而言,城市精明发展对生态效率变动的影响更大。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对外开放度时空分异格局

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机制和动力,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中国343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熵值-突变系统模型从3个维度测算对外开放度;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三维插值拟合分析及重心迁移、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单元对外开放度的时空分异格局及演化的内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地级单元对外开放度表现出明显的行政指向性、空间地带性和开放区域性等多重分异特征。对外开放度整体呈现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南方 > 北方的特征;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整体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地级市间差异较大;10 a间,对外开放度总体差异逐渐减小。（2）对外开放度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表现为"小分散大集聚"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特征;10 a间,开放型纹理分散程度趋于提升,闭塞型纹理集聚程度趋于收敛,高原型整体呈破碎化分布。（3）中国对外开放度格局变异的随机成分在逐渐减小,空间自组织性和连续性较为显著,东北-西南方向均质性最好,东南-西北方向空间差异明显。科学剖析地级单元对外开放度时空格局分异及演化机理,对制定合理的对外开放战略和促进外向型经济与区域经济双轨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统城市化概念已难以解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兴城市化模式,而“创新”是解读城市化新变化的重要概念。从“流的空间”视角,提出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在此基础上,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270个城市作为研究的空间单元,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和城市文化多元性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方法,构建城市创新空间回归模型,测度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验证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研究表明：①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背景,强调高技能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促进城市职能与景观发生变化,城市知识活动与行为的扩展,可以很好的解释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新机制和新的创新景观。② 基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的创新的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中国的沿海及省会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有重要作用。③ 中国国内高技能劳动力迁移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均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正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城市高技能迁移人口数量每增加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3%;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每提高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2%。研究在理论上加深了对区域创新系统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理解与认识,为知识经济下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Innovation-based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270 cities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or above in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a number of important shifts are emerging in urbanization pattern across the world.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中国环境污染源的区域差异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基于339个地级行政单元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年环境污染物排放和社会经济截面数据,选取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及污染源结构指标,定量研究中国339个地级行政单元环境污染源的空间分异和集聚效应,解析环境污染源及排放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污染防控措施与综合治理建议。结果表明：① 环境污染源结构区域差异显著,水环境污染源以农业源主导型、城镇生活源主导型、城镇生活和农业源复合型为主,三者比重分别为35.40%、33.92%和25.66%,农业源主导型排放强度最高,主要分布于华北和东北地区;大气环境污染源以工业源绝对主导型为主,其比重为74.63%,分布于除青藏高原区的广大区域。② 农业源主导使水污染物集聚式排放加剧,工业源主导则促进了大气污染物集聚式排放,特别在环渤海及其经济腹地区域,污染源结构强化了污染物排放的空间集聚效应。③ 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是污染物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以人口规模影响最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模型中呈现不同的影响效应,对工业源主导型区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呈正向影响,而对城镇生活源主导型区域的水体污染物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工业化程度对工业源绝对主导型区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正向影响显著。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网络结构韧性测度

随着城市间关系趋向于网络化发展以及外部急性冲击和慢性压力的增加,城市网络结构韧性作为衡量区域韧性的重要手段,致力于评估城市网络系统在面对突发故障或扰动时,能够抵御、吸收和恢复原有网络特征和重要功能的能力.以中国34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2017年百度指数、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等,在构建信息、交通、经济和综合城...     

1951—2010年中国土壤温度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土壤温度状况对于研究气候变迁、地球物质能量循环以及土壤性质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对国家尺度上土壤温度状况的长期序列和空间变化缺少研究。因此,本文基于土壤温度内插法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使用1951—2010年中国880个气象站点的观测数据,研究了中国土壤温度状况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60年来土壤温度变化整体趋势为东北地区升温,西南地区少部分地区降温;② 中国土壤温度状况可划分为冷性土壤温度状况（东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和内蒙古东部）、温性土壤温度状况（新疆南部、内蒙古和山西南部以及山东）和热性土壤温度状况（华中、华东、华南以及西南的云南、贵州和四川）;③ 经纬度和气温与土壤温度具有良好的响应关系,其中气温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④ 中国60年来整体呈现温性土壤向北迁移（约46.5 km）、冷性土壤向南迁移（约43.4 km）的趋势。研究结果可为地理学、土壤学等相关领域深入研究提供一定参考,并为土壤系统分类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的实证证据

基于2002—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集,利用DEA模型测度各地级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综合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经济综合效率整体水平在研究期内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投入产出效率水平较低,仅少数城市实现效率最优。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综合效率水平相当,西部偏低,不具备明显的梯度特征。② 旅游收入每提高1%,城市综合效率正向变动0.064%,其对城市综合效率的作用强度显著高于人力资本水平、二产产值比重、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占比。③ 旅游业对中国三大区域城市整体综合效率的提高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的旅游收入水平对经济综合效率的作用强度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运用相关GIS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空间分异问题,进而考察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相比居留意愿及户籍迁移意愿,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偏低（6.17%）,其中,绝大多数流动人口（74.05%）的回流去向地是返回原居住地。城市规模、城市等级与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呈非对称“U型”格局。② 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模式,并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较高,成渝和哈长城市群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低;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最高,东北地区的回流意愿最低;华南、中南和部分华东地区为回流意愿热点区,东北和华北地区为回流意愿的冷点区。③ 回流意愿受流动人口内部因素与流入地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作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教育水平及经济发展变量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④ 流动人口的家庭联系、社会网络、住房及经济因素是塑造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流入地家庭规模及住房拥有率等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产生抑制作用,非流入地家庭规模、流动次数、家庭收入支出比等对回流意愿产生促进作用。     

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时空变化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社会、经济与生态指数,对西部各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了社会、经济与生态两两之间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1990-2010年,西部各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其中甘肃以东地区经济发展显著,社会水平与经济发展保持平行提高,生态水平基本保持静止,而西南地区生态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生态水平波动大。（2）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发展模式互动趋势明显,社会进步相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短暂滞后性;而生态系统反映较迟钝,生态与社会、生态与经济模式的发展趋势不明显,但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发展模式一致。（3）中国西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均呈增长趋势,说明随时间的推移,各个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趋于协调发展。但2005年和2010年的协调度增长不明显,个别地区经济生态协调度出现下降趋势,生态水平的下降造成协调度增长停滞。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评析

从城市经济运行的角度,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模型),对2007年我国75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规模效益进行了定量评价,揭示出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效率在空间分布、资源类别上的差异,分析了影响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的原因,并就如何提高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效益,促进其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建议.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空间格局

在探讨经济承载力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统计全局趋势分析法,对中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济承载力空间格局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城市经济承载力的驱动路径及提升策略。结果表明：① 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空间分布,基本呈东、中、西三级阶梯依次递减的趋势,且各城市得分值从高至低的衰减速度由快到慢再变快。② 城市经济承载力空间分布呈现较弱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H-H类型集中,冷点区域H-L型和L-H型较多,且热度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依次递减。③ 城市经济承载力的空间差异主要在东西方向,而经济发展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南北方向,且两者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基本对应中国的西部、中部和东部位置。④ 资源环境驱动路径、经济社会驱动路径和政策人才驱动路径是城市经济承载力提升的三种主要途径。     

沿黄九省工业水资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

科学评估工业水资源效率并识别其影响因素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前提。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Epsilon-based measure）模型测度了沿黄九省2010—2019年的工业水资源效率,然后构建Tobit模型分析其全局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选取显著性影响因素纳入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各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沿黄九省工业水资源效率均值为0.77,未达到有效水平,但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各省份之间效率差异明显,山东最高（1.064）,宁夏最低（0.424）。在影响因素的宏观层面,技术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对工业水资源效率攀升有正向促进作用;水资源禀赋、社会发展水平、工业用水强度和政府规制程度皆存在抑制效应,但显著程度不同,且高显著性影响因素的效应具有不同的时间演化趋势;在微观层面,各省份工业水资源效率的主导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存在空间差异。     

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以西北五省会城市为例

 通过模糊分级评价方法对西北五省会城市的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进行评价。首先,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其次,建立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改进和使用模糊分级评价方法, 引入协调度、协调发展度和协调发展趋势指数的模型;再次,对中国西北五省会城市自2003-2009年的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分析;最后得出,西北五个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并且城市经济系统、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存在着差异,影响了城市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五城市中协调发展状况最好的是银川,其次为乌鲁木齐、西安、兰州,最差是西宁。应引起注意的是,西安、西宁和乌鲁木齐的社会系统处于衰退趋势。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5—2017年黄河流域61个地级市数据,构建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运用多种计量方法研究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格局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如下：①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研究期限内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由“高效率小差距”向“低效率大差距”演进,说明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不断凸显。②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增长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的贡献,科学技术尚未发挥重要驱动作用。③ 研究期限内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依存关系,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近的地区空间集聚现象显著。④ 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性显著,高效率地区的东西分布、南北分布的地域差异性突出,集中表现在以城市群为载体呈集群式发展。最后采用Tobit回归模型具体分析了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政府调控与市场化水平对于黄河流域及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强度与作用效果。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空间格局研究

在分析城市综合承载力内涵基础上,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函数模型计算2015 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水平,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了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存在较大差距,整体呈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地级以上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明显正向全局空间自相关关系,从局域空间自相关和冷热点结果来看,呈现出自东向西由热点逐步过渡为冷点的空间格局,H-H型城市主要分布在热点区,H-L型城市以西部地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居多,L-H型城市数量只有河源市,L-L型城市集中分布在冷点区。研究结果可为解决当前城镇化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指导和借鉴。     

基于GWR模型的中国城市雾霾污染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

基于全国城市的PM_2.5监测数据,识别PM_2.5的时空分布特征,并着重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PM_2.5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2015年全国PM_2.5的年均浓度为50.3 μg/m3,浓度变化呈现冬高夏低,春秋居中的“U型”特征;PM_2.5的空间集聚状态明显,其中京津冀城市群是全国PM_2.5的污染重心。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影响因素除高程外,其余指标均呈现正负两种效应,且影响程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特征。从回归系数的贡献均值来看,自然因素对城市PM_2.5浓度影响强度由高到低依次是高程、相对湿度、温度、降雨量、风速、植被覆盖指数;各类社会经济指标对城市PM_2.5浓度影响强度排名依次是人口密度、研发经费、建设用地比例、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人均GDP。由于各指标对城市PM_2.5浓度变化的影响程度存在着空间异质性,因此在制定大气治理对策时可以考虑不同指标影响程度的空间差异,从而使得治霾对策更具针对性。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市化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

根据城市化质量的内涵,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就业、居民生活、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用地质量、创新质量和城乡协调等10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除拉萨外的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城市之间城市化质量差距明显,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城市化质量和城市规模没有对应关系,城市不是越大越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能反映城市化质量,人口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最终目标;城市化质量较高的城市仍存在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依次降低的特点;城市化质量较高的城市呈"群"状分布,与城市群有较好的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