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协调

出自国家的具有普适性的清晰的能够具体操作的规范是国家法,相反出自社会的自发形成的具有地方性和模糊性的内控性规范则是民间法。民间法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在中国渐进性的法治建设过程中,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消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与冲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村民自治语境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制度性契合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有其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性。村规民约作为乡土社会最常见的地域性民间自治规范之一,经历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繁荣、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的沉寂后,20世纪80年代,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而很快复苏,正式获得国家法的认同。村民自治为民间法提供了生存空间,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在社会转型期的制度性契合保障。     

清代回疆地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关系探析

清代回疆地区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汇处,同时受到中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影响。文章通过分析史料及典型案例,对新疆建省前后,回疆地区"国家法"与"民间法"在刑事法律领域和民事法律领域的适用情况及二者关系作出说明,从而揭示出在回疆地区刑事法律领域的内地化趋势,以及在民事法律领域的多元化趋势。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协调

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家制定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孕育和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民间规范还有很大市场。国家法和民间法存在着对立和互动的关系,两者既有相冲突的一面,又有相协调的一面。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实现两者的协调与互动,关键在于国家正式制度要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对接提供互动渠道和对话空间,这就要求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法以更良好的品格出现在民间法面前。国家法应当具有宽厚、博大、权威的品格。     

民间法的社会权力、效力基础及其动力机制

民间法以社会权力为基础,社会权力是指以特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体的同意为基础、以契约为表现形式,并受到一定程度程序控制的社会强制力,具有“同意性”、“契约性”和“多元性”特点。社会权力视角的民间法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具有“冷暴力”、“文化性”和“族性”特征。社会权力的变迁必然引发民间法发展路径和范式的变化,社会权力是民间法效力的重要基础。应构建民间法与国家法沟通的理雌平台。     

民间法与国家法规制下的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探析——以广西南宁市为例

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它能否合理解决,对于一个区域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国家法与民间法对外嫁女土地权益问题的不同规制是引发此类问题并难以解决的重要因素。解决外嫁女土地权益纠纷问题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部门要主动承担起调适国家法与民间法的重任,以国家法为依据和参考,结合各村组的实际情况,在兼顾纠纷双方利益的基础上,通过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此类纠纷。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理论、现实及和谐之道

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乡村民间法系统与国家法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是建设和谐农村的一个基本前提。作为一种与国家法相对立的民间法,村规民约在实际运作中与国家法既存在着冲突,也有妥协,还有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应有效界定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在国家立法层面吸纳村规民约合理因素,完善乡镇政府对于村规民约的备案制度,实现司法层面的平衡。     

乡村社会的民间法与纠纷解决--来自河北保定冀北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

河北省保定市冀北村至今还保留着"招墓角"这一民间婚姻风俗。笔者通过对该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发现,从表象上看,人民调解成为了该村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国家法似乎有了某种"失灵"的迹象。因此,必须客观认识民间法在乡村纠纷解决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二者虽然存在着结构性断裂,但也有着共同的逻辑基础。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纠纷多样化的乡村社会,应当构建适合乡村社会自身特点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研究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且具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在地域和文化不同的背景下,一部成文法很难解决生活中各种法律问题。民间习俗和国家法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国家法因国家制定而产生,民间习惯则缺乏法律根据。解决民间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问题,改善我国法律规范,构建合情合理的法律体系是当今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我国的国家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整合问题为不少学者所关注。学界对“民间法”的定义争议较大，但就国家法而言，学者们普遍认同国家法印为国家制定的法律的说法。文章以此为基础，追溯我国国家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对当今中国国家法所选择的法律创新之路给予了充分肯定。     

论我国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法律保护模式的构建

本文具体界定了民族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概念和特征 ,并立足于我国实情提出了“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特设法定权利”的综合法律保护模式。     

法治与贵州民族地区法律建设

实行法治,是进入全面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当今,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方国家的发展趋向已日益明显,并对整个社会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在我国,在党的“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①的思想指导下,贵州民族自治地方的法治建设究竟怎样呢?本文就此作点探讨。     

论法学视野下的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标志着我党已着手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上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管理工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安全事务也应当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机构,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推动依法治国战略的落实。     

依法治国理念的本质分析

市场经济、和谐社会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法治则是解决这种天然矛盾的最佳途径.依法治国的本质在于用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法"控制、约束国家公共权力,防止其随意扩张和滥用,以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法治视野下的国家公共权力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人民主权、权力有限、分权制衡、公正公开.弘扬法治精神、坚持依法治国是我们政法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国民待遇与宪法权利

近年来 ,我国市场经济中诸如证券市场上违规违法操作黑幕、企业利用虚假广告欺诈消费者等问题相当突出 ,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践踏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呼吁要回归宪法所赋于的本位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向人民提供人民应拥有的“国民待遇”。     

族际整合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调适——以建国初期族际通婚为例

统一国家法体系是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法治基础和保障,但因其构建过程中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难以有效吸纳民族习惯法积极因素和全面考虑少数民族的合理利益诉求,从而导致难以避免与既有的民族习惯法冲突和矛盾,这就决定了适时适地进行国家调适的必要。解放初期,在族际通婚问题上国家法和习惯法的冲突表现为:族际通婚的积极政治意义及新《婚姻法》婚姻自由原则的确立使其获得了国家法上的合法性,而在少数民族的婚俗婚制、宗教条规及族权系统中却是严重越轨行为。但国家并没有僵硬推行国家法,而是主要通过运用政策的形式,创造了"和谐"、"互补"以及"团体的多元主义"为特征的调适方式,对今天具有借鉴价值。     

比较法视阈下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重构

用法律手段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进程的需要,也是保护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首先是由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发达国家中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相对较弱.比较法视阈下,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尽可能既要与现行国内国际立法实现有效对接,又要坚持立法重构,以有效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传承、记录、整理和汇编者的合法权益.     

浅谈依法治国的几个问题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理论上认清并在实践中解决好“依法治国”的前提、核心、重点、保障等几个问题 ,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法治与法的可诉性

法的权威性与其适用性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法律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那么法律除了空洞的词汇外,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而,法的可诉性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法的可诉性是司法权得以行使的前提;是对行政权行使的有效监督和控制;更重要的是为保障公民自由地享有属于自己的权利提供了可靠的手段,而这正是实现法治的核心价值所必需的。法的可诉性在加快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不能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