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行为视角下机会导向和创新导向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

新创企业成长要兼顾生存和长久发展两个重要战略目标，机会导向的短期获利性和创新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性都对新创企业成长具有重要影响。从资源行为视角，探讨两种战略导向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战略匹配理论，以网络嵌入和资源拼凑为中介变量，市场潜力为调节变量，构建机会导向和创新导向对新创企业成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205家新创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机会导向和创新导向均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创新导向的影响效应更大；网络嵌入在机会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创新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无中介作用，资源拼凑在机会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创新导向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市场潜力正向调节机会导向和创新导向以及网络嵌入对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但在资源拼凑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间无调节作用。     

基于异质信念的股权发行方式及其股价效应

股权发行主要有配股、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三种方式,本文基于Miller(1977)的异质信念分析,使用Order-Probit回归方法和2005～2010沪深A股再融资数据,实证研究异质信念对公司股权发行方式的影响,并通过考察不同发行方式的股价效应进一步确认这种影响.实证结论表明:随着投资者翼质信念的增大,公司股权发行依...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的非对称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1年1月到2008年12月商品出口的HS二位分类数据，采用异质面板共同因子模型分析了中国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非对称影响. 实证结论表明，人民币汇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随着各种出口商品中加工贸易的金额的变化而变化的. 当加工贸易较少时，人民币升值对行业出口有负的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随着商品的加工贸易出口额上升逐渐减小，最后变成是正向的影响. 本文还结合中国目前商品出口的结构特征和加工贸易的金额，解释了人民币升值使贸易出口增加的宏观现象，以及有大量企业经营困难的微观现象.     

技术动荡环境下的企业创新：基于组织冗余与学习的双重视角

以企业行为理论为基础，引入组织学习为中介变量，探索了企业可支配冗余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技术动荡性所起的调节作用。基于258家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可支配冗余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学习对可支配冗余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同时，技术动荡性对可支配冗余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也受到组织学习的中介。最后，提出了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基于异质信念的公司融资决策

股权和债券是公司融资的两种主要方式,本文从投资者异质信念的视角,分析公司融资选择股权还是债券的影响因素。首先基于Miller(1977)的投资者异质信念模型,从理论上得到预测:投资者信念异质程度越大,公司越倾向于股权融资;投资者情绪越高,公司越倾向于股权融资。最后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数据,采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对理论预测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论支持理论预测。     

期望绩效反馈效果对企业投资价值的影响——R&D创新方式和市场竞争的情境效应

针对R&D创新过程中的企业投资价值提升问题，基于2011~2017年间在A股上市的310家企业样本数据，分别以R&D创新方式、市场竞争以及两者的联合为情境效应，探索了正向期望绩效反馈效果对企业投资价值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正向期望绩效反馈效果与企业投资价值之间呈显著正向关系；突破式创新促进了正向期望绩效反馈效果与企业投资价值之间的关系，而渐进式创新起到了相反作用。市场竞争越激烈，正向期望绩效反馈效果越能促进企业投资价值的提升；市场竞争越激烈，与渐进式创新相比，突破式创新更能促进正向期望绩效反馈效果对企业投资价值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企业决策者和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都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     

标准联盟网络位置与数字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信号理论，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讨企业标准联盟网络位置通过标准化能力影响数字创新的内在机制，以及网络多样性在上述作用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利用2013～2021年我国ICT产业中参与标准联盟网络的企业数据，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标准联盟网络位置正向影响数字创新，标准化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网络多样性不仅正向调节标准联盟网络位置与标准化能力间的关系，还正向调节标准化能力在标准联盟网络位置与数字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拓展了标准联盟网络与数字创新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构建合适的标准联盟网络进而实施数字创新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品牌的力量：品牌强度与企业出口韧性

品牌为增强企业出口韧性、实现对外贸易逆势上扬提供了持久动力。利用2009～201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负面冲击作为研究背景，实证检验品牌强度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品牌强度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出口韧性，该结论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品牌强度可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提升出口多样化，进而增强企业出口韧性；女性董事比例的提高能够正向调节品牌强度与企业出口韧性的关系，并且对品牌强度抑制融资约束、增强出口多元化都具有显著同向调节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双轮驱动与经济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实施了创新和投资双轮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是否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效应?为系统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基于实物期权原理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投资和创新双轮驱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设定时变VAR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投资和创新双轮渠道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冲击效应.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经济增长,且呈现出时变特征,得益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这种抑制效应在新常态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缓减;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干扰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驱动效应缓慢降低,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正向驱动效应略显增强.政府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惯性,警惕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双轮驱动政策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与泛珠三角经济发展关系——基于泛珠三角省际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泛珠三角区域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影响FDI省际差异的因素。利用泛珠三角区域1995-2005年的数据，采用索罗-斯旺经济增长模型，把FDI作为一个独立变量纳入扩展模型中。研究结果表明，近十年来FDI的增长对泛珠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634％，产出弹性为5．9％。利用2005—2006年泛珠9省平行数据对影响FDI分布因素的实证检验，发现一个区域上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外贸依存度很好地解释FDI分布的省际差异。     

园区集群网络结构、资源获取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

工业园区的集群网络在提高企业创新和绩效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已得到学者广泛关注,但究竟何种网络结构特征能够促进资源获取以及提高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尚不明晰。本文构建了园区网络结构、资源获取与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以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通过问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关系强度对资源取获取具有正向影响;关系质量对资源取获取具有正向影响;网络规模对资源获取具有正向影响;网络开放度对资源获取具有积极作用;资源获取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吸收能力对资源获取与企业绩效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异质预期还是情绪异化？——IPO高抑价解释的新见解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异质预期和情绪异化都对IPO抑价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它们如何共同对IPO抑价产生影响并没有进行研究。基于此,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工具,通过刻画投资者异质预期和情绪异化,构建投资者异质预期与情绪异化下的IPO抑价模型,分析投资者异质预期和情绪异化对IPO抑价的影响,并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表明：投资者异质预期和情绪异化均与IPO抑价正相关,即正向异质和正向异化提高IPO抑价,而负向异质和负向异化降低IPO抑价;与只存在异质预期或情绪异化的情况相比,当两者同时存在时,正向异化或正向异质的存在会使得IPO抑价更高,负向异化或负向异质的存在会使得IPO抑价更低;此外,异质预期和情绪异化对IPO抑价的影响程度由机构和散户投资者的数量结构决定。进一步研究表明,IPO抑价还与1级市场机构投资者对新股的预期、机构投资者的数量负相关,与2级市场机构和散户投资者对新股的预期、发行规模正相关。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行为金融IPO抑价理论,也为IPO高抑价解释提供了新见解。     

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协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互补资源的视角,探求不同类型的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的协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采用中国高新技术行业A股上市公司2007~2013年面板数据对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的协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的协同对企业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动态性对制造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协同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以及市场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协同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环境动态性对人力互补资源与创新资源协同对企业绩效正向影响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投资者异质信念下可转换债券赎回策略

可转换债券现有研究模型多建立在投资者理性范式之下,较少考虑投资者异质信念的影响,易造成可转换债券定价偏差,市场上所存在的众多异象如推迟(或提前)赎回至今也未能获得良好的解释.将行为金融理论引入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之中,采用投资者的后悔厌恶来表征投资者的异质信念,构建了投资者异质信念下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重点探讨了异质信念对可转换债券赎回策略的影响.理论模型及数值实验结果均表明可转换债券发行者的后悔厌恶情绪是可转换债券推迟(或提前)赎回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同股权类型制衡度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分析

当前国家对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使国有企业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治理关系。国企关系中,国有股东对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需求与非国有股东纯粹的经济追求存在冲突与差异,构成了异质委托的特殊情境。在异质委托情境下分析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不同权力制衡,及其对国有企业双重任务的影响机理,可为国有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及国企治理完善提供理论指导。以2010~2017年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实证揭示了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对双重任务的影响差异,以及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滞后影响企业经济绩效的动态作用机理。发现外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个人股东及机构股东与国有股东的股权制衡度均和企业经济绩效正相关,和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企业社会责任负向影响企业经济绩效;更进一步发现,不仅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经济绩效存在滞后性影响效应,而且企业社会责任在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也存在显著滞后性。     

中小企业营销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

营销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学者对营销创新的研究较少。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营销创新划分为观念创新、产品创新和营销程序创新三个维度,构建了营销创新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理论模型,以125家中小企业为实证样本,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营销创新及其各维度对企业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营销观念创新对成长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财务绩效影响不显著;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产品创新对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营销程序创新对财务绩效和成长绩效都有显著正向影响。     

风险投资能筛选并培育优质企业吗?——基于中国创业板的模糊断点回归分析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VC）能否筛选出优质企业进行投资并促进被投企业的业绩改善，是判断新兴市场国家风险投资行业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这一问题，针对国内市场的研究匮乏.本文以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VC能否筛选出优质企业以及能否为被投企业带来业绩改善，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基于逻辑回归，VC未必能筛选出优质的企业，表现为企业业绩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2）基于模糊断点回归进行内生性调整后，VC能够促进被投企业的发展，对被投企业的业绩改善有正向作用；3）从经营效益和创新角度研究VC影响企业业绩的潜在机制发现：一方面，VC降低了被投企业的销售成本率，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益；另一方面，VC的进入为被投企业带来行业经验和资源等，促进被投企业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创新，从而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经营业绩.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国内VC具有"增值"作用，能够创造经济价值，但不具有"筛选"作用，揭示了VC对被投企业业绩的影响及潜在作用机制，为VC能促进被投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证参考.研究结果对于企业、风险投资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供应链买方信任的前因及信任对合约修改弹性的影响

以“买方信任”为切入点，对供应链企业间信任的前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同时验证了信任对合约修改弹性的影响. 通过对145份来自生产型企业的买方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声誉、专用资产投资、沟通质量认知、共同的价值观、 人际信任以及制度环境均对买方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买方信任与合约修改弹性显著正相关，可以通过增进信任水平来提高供应链的反应速度；政府部门需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考虑到各前因要素的影响效果不同，供应链管理者要理性决策，切忌盲目投入.     

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选取1994~2004年36个国家的数据为分析样本,构建了人口集聚及其与消费、投资、贸易、技术等因素的交互项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存在一个最优的人口集聚度,只有当人口集聚水平保持在最优人口规模时,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虽然人口集聚会通过与消费、投资、贸易以及技术的协同作用机制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但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低于单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绿色住宅市场化发展驱动机理及其实证研究

系统分析绿色住宅的市场化发展过程，从绿色住宅的质量（性能）、供应端、需求端三方面入手，全方位探讨驱动绿色住宅市场化发展的作用机理；构建绿色住宅市场化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对所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绿色住宅市场化发展的关键路径. 结果表明，开发商的绿色住宅开发计划、绿色住宅的设计和施工质量以及政府强制性政策法规对绿色住宅的质量（性能） 有直接的正向的作用，其中，政府强制性政策法规的影响最大；开发商的市场预期、战略和价值取向以及政府的激励政策对绿色住宅的供应有直接的正向的作用，其中，政府激励政策的影响最大；人口结构与数量、收入水平、消费者满意度对绿色住宅的消费量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其中，消费者满意度的影响最大. 研究结果可帮助政府或开发商科学制定相应对策，从而更好地推动绿色住宅的市场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