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本文通过对“家”和“言”的重新界定 ,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提出新论。司马迁自成的是史家 ,而先秦诸子中没有史家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归属于诸子任何一家。司马迁具有史家特有的强烈的论载历史、保存史文的历史责任感 ;他首次就历史撰述宗旨和目的、历史研究要求和对象以及历史编纂方法等史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史记》为后世历史创作提供了范式。司马迁之史家言 ,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文章还对这史家“三言”作了具体阐释。     

也谈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根本原因。其主观意图主要并非在写书体例等技巧上以有所创新见长，也不是要以为农民起义领袖作传取胜。而是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达自己的崇道立场和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以区别于当时“儒术独尊”的社会潮流和以君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最终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用人观。     

司马迁的人格魅力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另一位文学巨匠,也是世界史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巨著《史记》是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但司马迁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贡献却不仅仅是《史记》,还有他忠于理想、忠于事业、百折不挠、忍辱负重、爱憎分明的魅力人格,成为后世人们学习的榜样.     

司马迁的传记文学观

司马迁有一贯而明确的创作指导思想,即传记文学观,其主要表现为第一,"人"是传记文学的根本审美对象;第二,真实是传记作家的良心和责任;第三,追求生动而深刻的艺术性;第四,传记文学必须有哲学深度.     

司马迁人才思想探赜

司马迁采用人物统领事件的纪传体形式来叙述历史 ,将人物置于异常显著的位置。他不仅从历史的角度传叙历史人物 ,而且以思想家的睿智思考着历史人物之所以脱颖而出、名垂青史的原因。他的人才思想总体上具有开放性与进步性的特征 ,他考察历史人物注意到“势”的影响作用 ,他强调以“隐忍”和“发愤”应对人生苦难屈辱。他有关成材的真知灼见如吉光片羽般散见于《史记》 ,迄今仍有认识借鉴价值     

公选课“司马迁与《史记》”教学模式探微

开设＂司马迁与《史记》＂全校公选课,对引导大学生回归原典、立身成人和探究治平天下的道理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见微知著,讲史明心,塑民族之魂＂的教学理念,综合运用传递——接受型、引导——发现型、情境——陶冶型等多种教学模式,融讲史、审美、释义、解经于一体,在教学实践中摸索一条适合大学公选课堂的《史记》解读之路。     

论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演进

司马迁著成千古传世之作《史记》,其原因前人已经作过许多探讨,太史公自己的《报任安书》更是早已剖明心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从现有材料出发,挖掘人所未发,列论人所未论,对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历程进行一次梳理,找到其思想演进的深刻原因,最终说明《史记》正是太史公思想历经磨难“蚌病成珠”的结果。     

司马迁动机观浅论

司马迁撰写《史记》,为的是探索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规律,通过描述许许多多的人物活动来实现这一目的。人物活动都受着动机的驱使。司马迁充分认识到了动机的重要性,同时又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     

司马迁人才思想探赜

生活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受时代风气影响,冲破了前人在尚贤、知人方面的僵化模式和世卿制的思想羁绊,在其伟大的著作《史记》中分别阐述了有关人才基本素质、成才、人才事关国家兴衰以及用才等方面的人才思想,总体上表现出实践性、开明性和人民性的特点。司马迁的人才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悲剧在西方的文化语用中至少包含 3层基本含义。对悲剧性进行文化把握的悲剧意识 ,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和文化认识。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考察 ,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包括人道悲剧意识和天道悲剧意识两大基本层面。由强烈的悲剧意识所驱动 ,司马迁以悲剧人物的身份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 ,使《史记》全书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史记》纪传体中的求真

纪传体成为《史记》求真的重要途径。从篇目的设置、篇目的内部组织以至篇目之间的编次，都能发现司马迁求真的思想。他清楚事实之真和观念之真的区别，并主张二者相符。道德对于人生、历史的作用，是司马迁求真的重要内容。从《史记》纪传体来看，他既强调失德对命运的危害，又否定道德能为人生带来正面的回报。他认为，上古至三代的政权转移取决于帝王的道德臧否，而春秋战国时期道德对政权转移不起关键性的作用。     

论司马迁的民本思想

司马迁一方面以历史的眼光审视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另一方面又以民本思想考察历史的更替，探讨民与国家治乱及朝代兴衰的关系，揭示统治者以民为本治国兴邦的意义。他从历史考察中认识到：统治者治国要合乎民心，顺应民意；其施政要安定民生，不与民争利。司马迁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思想及道家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     

试论司马迁的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功不可没。司马迁把“尊疑”、“传疑”、“阙疑”作为治史原则，表明了汉代史学的趋向成熟；而“善疑”则要求史家学识、求实、严谨完美的结合；疑与信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则促使了治史的深化。可以说，膜拜正统、伏首权威的封建史学由于注入了怀疑精神才放出了异彩，《史记》就是其体现     

浅谈司马迁的崇高体验

司马迁为之作传的一些人物，或以事业，或以人格，或以才气，或以精神气质令司马迁倾倒，给其带来强烈的崇高感。作者将这种感觉融入笔端，后世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也受到强烈的震动。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提出自已的卓越见解。     

司马迁笔下的鞭笞之罚

《史记》中涉及鞭笞之罚的记载的目的不同,或肯定主人公的知错能改,或谴责某人罪有应得,或揭示人物的性格,或揭示主人公的某项才能,或为主人公雪耻复仇作伏笔,或阐明家长管教子女的权力,或揭露封建国家的狱吏之酷和刑罚之滥,不一而足。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司马迁王朝变迁观念刍议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更是一位哲人。他以清醒的头脑思考着三千年来历史上王朝更替变迁,在付出毕生精力凝结而成的《史记》中,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究天道与王道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视势办事,巩固统治。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针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观点：一、“取与守不同术”是西汉经济思想不同于先秦经济思想的特点之一，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史记》汇集和总结了这一思想。二、司马迁既反对贵人贱利，也反对不讲礼义之分；本末思想的特点是赞成汉初自由经营工商业，反对官府垄断工商业的与民争利政策，而不是什么“重商”；其思想影响非儒非道，而是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如何发展封建经济的角度上兼采了儒、道。三、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在封建制生产关系下通过“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的机制以发展封建经济实现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