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2015-2017年非婚非商业的异性性传播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特征分析

目的 了解2015-2017年杭州市经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的新报告HIV感染者特征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利用我国艾滋病综合防治基本信息系统,研究对象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新报告HIV感染者,且现住址为杭州市、传播途径为非婚异性性传播。采用SPSS.20软件统计分析,比较不同特征的感染者经非婚异性性传播的比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感染HIV的相关因素。结果 新报告HIV感染者中的非婚异性性传播占38.03%（1 393/3 663）,其中,非商业性传播占非婚异性性传播的50.83%（708/1 393）,商业性传播占非婚异性性传播的49.17%（685/1 393）。男女性别比为3.51：1（1 084/309）。男性以非婚商业性传播为主（61.81%,670/1 084）,女性以非婚非商业性传播为主（95.1%,294/309）。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非婚非商业异性传播的相关影响因素包括女性（aOR=48.25,95% CI：26.94~88.44）、年龄<30岁组（aOR=2.43,95% CI：1.31~4.51）、30~岁组（aOR=1.92,95% CI：1.11~3.33）、40~岁组（aOR=1.80,95% CI：1.08~3.00）、已婚和未婚（与离异或丧偶相比,aOR=1.57,95% CI：1.10~2.24;aOR=1.78,95% CI：1.15~2.7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与小学及以下相比,aOR=1.82,95% CI：1.18~2.80）、职业为干部/职员（与农民相比,aOR=2.03,95% CI：1.04~1.91）、非婚性伴数<5个（与非婚性伴数≥ 5个相比,aOR=10.65,95% CI：6.41~17.42）。结论 2015-2017年杭州市非婚异性性传播HIV感染者比例高,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职业的HIV感染者在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的风险上存在差异,应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陕西省新报告HIV阳性嫖客的新发感染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陕西省新报告HIV抗体阳性嫖客新发感染状况及相关因素。方法 选择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期间新发现报告的现住址为陕西省且经核查后明确感染途径为“商业异性性传播”的男性HIV/AIDS病例,收集其一般人口学资料、确证前高危异性性行为和样本来源等相关信息以及血液样本,应用HIV-1捕获酶联免疫法（BED-CEIA）进行检测,计算新发感染比例并研究新发感染的相关因素。结果 陕西省新报告212名HIV抗体阳性嫖客,新发感染比例为25.5%（42/165）,确诊前HIV抗体检测率为6.6%（14/212）。HIV抗体阳性嫖客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比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更可能是长期感染（aOR=0.28,95% CI：0.08～0.93）;与其他就诊者/性病门诊就诊者检测相比,术前/受血前检测（aOR=3.14,95% CI：1.06～9.30）和无偿献血人员检测（aOR=4.19,95% CI：1.01～17.42）更容易发现HIV新发感染者;与确证前仅在西安和/或外省发生商业异性性行为相比,在省内其他城市发生商业异性性行为的更可能是长期感染（aOR=0.19,95% CI：0.07～0.57）;与确证前有临时异性性伴的相比,无临时异性性伴的更可能是新发感染（aOR=9.03,95% CI：3.00～27.18）,P值均<0.05。结论 陕西省HIV抗体阳性嫖客新发感染比例处于较高水平,确诊前HIV抗体检测率低,文化程度、样本来源、确证前商业异性性行为发生地点、确证前有无临时性伴是HIV阳性嫖客新发感染的相关影响因素。提示陕西省嫖客尤其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艾滋病疫情不容乐观,针对该人群特征应加大行为干预及检测发现力度。     

山东省2015年艾滋病防治策略“三个90%”目标进展状况分析

目的 分析山东省2015年艾滋病防治策略"三个90%"（即90%诊断、90%治疗及90%有效）"目标的进展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山东省现存活HIV感染者/AIDS患者（HIV/AIDS）检测发现、接受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AART）服务的相关信息,分析进展情况。采用χ²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2015年12月31日,山东省估计现存活HIV/AIDS有11 700例,检测发现率61.2%,HAART率74.4%,病毒载量（VL）抑制率81.8%。经同性传播的HIV/AIDS检测发现比例较低（P<0.05）。青岛市（OR=1.30,95% CI：1.05~1.60）、烟台市（OR=1.53,95% CI：1.02~2.31）和威海市（OR=1.96,95% CI：1.07~3.58）的HIV/AIDS接受HAART的比例较高;同性传播（OR=0.12,95% CI：0.06~0.24）、异性传播（OR=0.13,95% CI：0.07~0.26）、注射吸毒传播（OR=0.08,95% CI：0.03~0.17）,羁押场所检测发现（OR=0.29,95% CI：0.21~0.41）的HIV/AIDS接受HAART比例较低;医疗机构接受HAART服务的HIV/AIDS（OR=1.81,95% CI：1.05~3.47）的VL抑制比例较高;同性传播（OR=0.43,95% CI：0.25~0.75）、异性传播（OR=0.49,95% CI：0.28~0.81）,羁押场所检测发现（OR=0.48,95% CI：0.28~0.80）的HIV/AIDS的VL抑制比例较低。结论 山东省2015年现存活HIV/AIDS的检测发现率、HAART率和VL抑制率与2020年实现的艾滋病防治策略"三个90%"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尤其是检测发现目标。需加强检测和艾滋病综合关怀服务。     

北京市2017－2019年经报告机构转介的HIV/AIDS抗病毒治疗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2017-2019年北京市经报告机构转介的HIV/AIDS抗病毒治疗（ART）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2017-2019年北京市4 917例HIV/AIDS报告卡数据及ART机构数据,无ART记录者记为ART转介失败,确证报告至启动ART的日期间隔>15 d记为ART延迟,分析ART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4 917例HIV/AIDS中,16.53%（813/4 917）未成功接受ART;接受ART的4 104例HIV/AIDS中,30.63%（1 257/4 104）发生ART延迟,启动时间中位数为27（P₂₅~P₇₅：19~42）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由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OR=1.65,95% CI：1.30~2.08）、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OR=1.68,95% CI：1.34~2.11）、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于大专及以上,OR=1.42,95% CI：1.13~1.79）、无业（相比于干部职员,OR=1.32,95% CI：1.02~1.70）、异性性传播（相比于同性性传播,OR=1.40,95% CI：1.15~1.72）、来源于专题调查和无偿献血（相比于检测咨询,OR=1.87,95% CI：1.34~2.60;OR=3.52,95% CI：1.79~6.92）者ART转介失败比例较高;由CDC（相比于ART机构,OR=1.43,95% CI：1.07~1.92）或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OR=1.62,95% CI：1.32~1.98）、报告机构在郊区（相比于城区,OR=1.24,95% CI：1.01~1.52）、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OR=1.42,95% CI：1.19~1.70）、外省户籍（相比于北京市户籍,OR=1.26,95% CI：1.07~1.48）、来源于无偿献血（相比于性病门诊,OR=2.74,95% CI：1.21~6.22）者延迟比例较高。结论 不同特征HIV/AIDS的ART转介失败及延迟比例不同,需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推进ART工作,减少ART转介失败及延迟。     

上海和成都市HIV阳性MSM人群性传播危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有无保护性行为HIV阳性的MSM人群性传播行为状况,及与健康状况和性伴告知的关系。方法 在成都和上海市HIV感染者中,采用滚雪球方法共招募308名HIV阳性且有无保护性行为的MSM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被确认HIV感染时间、CD₄⁺T淋巴细胞数、病毒载量、抗病毒治疗状况、焦虑和抑郁症状、最近6个月性伴种类和性行为、固定性伴和偶然性伴告知状况等。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方法分析性传播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308名调查对象中,最近6个月至少有一次性传播行为的报告率为70.1%(216/308);确认HIV感染后拥有男性固定性伴、男性偶然或商业性伴的比例分别为89.0%(274/308)和68.2%(210/308),其中未告知固定性伴、未告知偶然或商业性伴的比例分别为59.1%(162/274)和94.3%(198/210)。未告知固定性伴者中,91.9%(149/162)有性传播行为,未告知偶然或商业性伴者中相应的比例为89.9%(178/198)。多因素分析显示,非同性性取向者拥有性传播行为的危险约是同性性取向者的6倍(aOR=5.896,95%CI:1.808～19.232);未将自己的HIV感染状况告知、或仅部分告知男性偶然性伴或商业性伴者,其继续传播行为的危险分别是告知性伴者的29倍和19倍(均未告知者:aOR=28.957,95%CI:7.511～65.004;部分告知者:aOR=18.956,95%CI:6.995～57.417);确认感染HIV时间为<6个月者其继续传播行为的危险性最高,1～2年者发生性传播行为的危险性最低(aOR=0.048,95%CI:0.033～0.788),≥2年者发生性传播行为的危险性有所升高;与未接受抗病毒治疗者相比,接受抗病毒治疗者发生性传播行为的危险性降低。结论 HIV阳性且有无保护性行为的MSM人群拥有性传播行为比例超过2/3,增加抗病毒治疗和促进性伴告知是降低HIV阳性的MSM人群继续传播的重要策略,确认HIV感染时间<6个月者是性传播行为干预的重点对象。     

浙江省2017-2019年部分新报告HIV/AIDS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浙江省新报告HIV/AIDS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的性伴及相关行为特征。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的方式,收集浙江省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新报告HIV/AIDS在确证HIV感染前的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伴类型和行为特征。采用多重对应分析方法分析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与性伴类型间的关系。结果 共调查406例HIV/AIDS,均为确证HIV感染前发生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者,男性占67.2%（273/406）,25~49岁占59.1%（240/406）。调查对象自我报告在确证HIV感染前仅有临时性伴、仅有固定性伴、有临时及固定性伴的分别占36.0%（146/406）、52.0%（211/406）、12.0%（49/406）。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伴不同类型的调查对象婚姻、职业、月均收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重对应分析结果显示,月均收入≤ 3 000元、个体户、已婚与仅有临时性伴存在关联;服务行业、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与仅有固定性伴存在关联;企业职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月收入≥ 5 000元与有临时及固定性伴存在关联。结论 2017-2019年浙江省部分新报告HIV/AIDS在确证HIV感染前发生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的比例较高,应采取积极干预措施,提高普通人群健康意识,降低危险性行为传播HIV风险。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AIDS性伴感染状况和溯源效率相关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MSM HIV/AIDS的性伴感染状况和溯源效率的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2018-2020年在宁波市对MSM HIV/AIDS开展性伴调查和HIV检测,并用限制性抗原亲和力酶联免疫法判定是否新发感染。分类资料采用χ²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溯源效率的相关因素。结果 共调查374例新确证MSM HIV/AIDS,动员479例性伴进行调查和HIV检测,性伴HIV阳性率为15.7%（75/479,95%CI：12.4%~18.9%）,其中新发感染者性伴HIV阳性率为31.8%（21/66,95%CI：20.3%~43.4%）。新发感染者的性伴HIV阳性者中新发现阳性性伴的比例（76.2%）高于长期感染者（4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36~45岁年龄组（与18~25岁年龄组相比,OR=3.973,95%CI：1.364~11.569）、HIV主动检测（与HIV被动检测相比,OR=1.896,95%CI：1.083~3.319）、新发感染者（与长期感染者相比,OR=3.733,95%CI：1.844~7.556）的溯源效率更高。结论 MSM HIV/AIDS性伴HIV阳性率高,其中新发感染者和HIV主动检测发现的感染者性伴溯源效率较高。建议加强MSM HIV/AIDS溯源调查,重点关注艾滋病自愿咨询与检测门诊新确证的MSM HIV/AIDS。     

嘉兴市2017-2018年新确证HIV/AIDS的HIV-1分子传播特征分析

目的 分析嘉兴市HIV/AIDS的感染和传播关系,探索区域HIV-1分子传播网络特征,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以2017-2018年嘉兴市新确证HIV/AIDS为研究对象,收集社会人口学、感染和传播等相关信息。采集血样并提取RNA,运用RT-PCR和巢式PCR扩增HIV-1的pol区基因序列,采用Mega 6.0软件构建系统进化树进行HIV-1亚型分析。计算研究对象的HIV-1基因序列遗传距离,筛选构建分子传播网络的基因距离阈值,使用Cytoscape 3.6.0软件绘制分子传播网络。对基于分子传播网络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研究对象HIV/AIDS 517例中,HIV-1基因序列包括15种基因亚型,以CRF01_AE（37.1%）、CRF07_BC（36.2%）和CRF08_BC（11.8%）为主。在1.0%的基因距离阈值下构建HIV-1分子传播网络,形成87个分子簇,总体入网率为45.8%（237/51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60~81岁年龄组（与14~24岁年龄组相比,OR=2.690,95%CI：1.058~6.844）、已婚（与未婚相比,OR=1.698,95%CI：1.003~2.875）、CRF07_BC亚型（与CRF01_AE亚型相比,OR=2.203,95%CI：1.426~3.404）的HIV-1分子成簇风险较高。分子传播网络中最大的CRF07_BC-1分子簇包括50例（2017年入网21例,2018年新增入网29例）HIV/AIDS,未婚（与已婚相比,OR=2.482,95%CI：1.140~5.402）、同性性传播（与异性性传播相比,OR=3.163,95%CI：1.543~6.483）、疑似高传播风险HIV/AIDS（与其他HIV/AIDS相比,OR=7.631,95%CI：1.783~32.654）、确证地在南湖区和平湖市[与其他区（县）相比,OR=2.225,95%CI：1.074~4.608]是进入最大簇的主要危险因素。该分子簇包含7例疑似高传播风险HIV/AIDS,均为同性性传播;自我报告首次发生男男性行为的时间范围为2010-2018年,确证前2年内的同性性伴数为20（P₂₅,P₇₅：10,100）;其中6例自我报告有近期在南湖区某MSM交友活动场所寻找性伴活动史。结论 2017-2018年嘉兴市新确证HIV/AIDS的HIV-1亚型多样,以散发为主,存在地理聚集性和一定数量的疑似高传播风险HIV/AIDS,呈快速传播现象,需开展针对性的强化干预。     

台州市2006－2019年HIV/AIDS抗病毒治疗策略与免疫学效果的关联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2006－2019年台州市HIV/AIDS立即抗病毒治疗（ART）的影响因素,探讨不同ART策略与免疫学效果随时间变化的关联。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立即ART影响因素,采用t检验和χ²检验比较不同ART策略的免疫学效果差异,采用Kaplan-Meier（K-M）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 2006－2019年台州市2 971例HIV/AIDS中,立即ART组1 786例（占60.1%）,其中2016－2019年立即ART的比例为77.8%（1 170/1 504）。2006－2019年立即ART组的成功率（87.4%,1 561/1 786）高于延迟ART组（84.4%,1 000/1 18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IV/AIDS立即ART的影响因素中,男性（aOR=1.28,95% CI：1.03~1.59）、已婚（aOR=1.71,95% CI：1.33~2.19）、基线CD₄⁺T淋巴细胞（CD₄）计数≤200个/μl（aOR=1.60,95% CI：1.27~2.02）与立即ART呈正相关;31~40岁（aOR=0.63,95% CI：0.48~0.84）、感染途径为异性性传播（aOR=0.60,95% CI：0.49~0.74）、确证时间为2015年及以前（aOR=0.20,95% CI：0.17~0.23）与立即ART呈负相关。立即ART组各年份CD₄/CD₈比值的增幅和ART累积成功率均大于延迟ART组（P<0.05）。结论 2006－2019年台州市HIV/AIDS立即ART策略落实较好,立即ART比例超过60.0%,立即ART组的ART免疫学效果较好。针对HIV/AIDS中31~40岁、女性、未婚和异性性传播者,需加强立即ART的健康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ART效果。     

乌鲁木齐市2010-2014年男男性行为兼异性性行为者HIV感染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乌鲁木齐市（乌市）男男性行为兼异性性行为者（MSMW）人口学、行为特征及HIV感染因素。方法 按照《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通过哨点监测系统获取乌市某区2010-2014年MSM一般人口学、性行为及血清学等资料,按其是否近6个月内与异性发生过性行为分MSMW、仅为男男性行为者（MSMO）两个亚组人群对比分析。结果 共监测MSM 2 073人,其中MSMW 216人（10.4%）,MSMO 1 857人（89.6%）。MSMW年龄集中在>30岁为115人（53.2%）,与MSMO相比,MSMW倾向于与同性发生商业性行为（OR=2.09,95%CI：1.35～3.21）;且最近一次同性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较低（OR=0.58,95%CI：0.40～0.85）。MSMW和MSMO人群HIV感染率分别为7.4%和9.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604,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MSMW感染HIV的影响因素为最近一次同性肛交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OR=0.24,95%CI：0.09～0.71）、最近一周同性肛交性行为次数（OR=6.63,95%CI：1.47～29.90）;MSMO人群感染HIV的影响因素为非汉族（OR=6.40,95%CI：1.62～25.36）、本地居住时间短（OR=7.47,95%CI：1.98～28.20）、同性商业性行为从未/有时使用安全套（OR=6.14,95%CI：1.93～19.52）。结论 乌市MSMW亚人群HIV感染状况与其影响因素较MSMO差异较大,应制定针对不同亚群体的预防策略。     

基于Andersen模型探讨自评HIV感染风险高的学生接受检测服务的影响因素

目的 研究自评HIV感染风险高的青年学生接受HIV检测服务的影响因素。方法 基于Andersen卫生服务利用行为模型及相关文献设计学生HIV检测服务利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采用阶段模型分步骤对2019年3-4月使用青年学生性健康和HIV感染风险评估干预工具（"熊探"）自评HIV感染风险高的学生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共526名研究对象，年龄（19.30±1.19）岁，其中96.2%（506/526）知道发生高危行为后应主动寻求HIV检测；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比例为56.7%（298/526），HIV检测率为11.0%（58/526）；发生过和未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的学生HIV检测率分别为13.42%（40/298）和7.89%（18/22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倾向性特征模块中的性取向为其他（与异性恋相比，OR=7.88，95%CI：3.98~15.61）、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较高（与知晓程度较低的相比，OR=2.05，95%CI：1.07~3.93），需要因素模块中的有危险性行为（与未发生过危险性行为的相比，OR=2.66，95%CI：1.41~5.03）、在医院确诊感染过STD （与未感染者相比，OR=6.35，95%CI：2.21~18.27），能力因素模块中的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与未接受的相比，OR=0.29，95%CI：0.11~0.76）、最近1年接受过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的宣传（与未接受的相比，OR=3.67，95%CI：1.71~7.90）是HIV检测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 学生的检测行动力亟待提高，其知识得分和性取向等倾向因素，以及是否有高危性行为和感染过STD等需要因素对HIV检测服务的利用均有较大的影响。但相比之下，接受过艾滋病预防和咨询检测服务相关知识政策教育等能力因素显得更重要，提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知识政策的教育，尤其是重点关注女生、有危险性行为者的教育。     

浙江省2009-2013年单阳家庭配偶HIV血清学阳转率分析

目的 了解HIV单阳夫妻配偶HIV血清阳转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对浙江省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下载的数据进行整理, 选取2009-2013年配偶首次检测结果阴性的HIV单阳夫妻为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包括一般特征、感染危险行为、抗病毒治疗、配偶HIV血清阳转情况、阳转夫妻基本特征。结果 2009-2013年2 575对HIV单阳夫妻配偶HIV血清学总阳转率为3.56/1 000人年, 年阳转率从2009年5.49/1 000人年下降至2013年3.20/1 000人年。经异性性行为感染的男性感染者配偶HIV阳转率逐年上升, 女性感染者的配偶HIV阳转率有所下降。抗病毒治疗1年以上(OR=0.063, 95%CI: 0.019~0.204)是预防配偶HIV阳转的保护性因素, 先证者感染时间在3年及以上(OR=3.564, 95%CI: 1.296~9.804)、外省户籍(OR=2.626, 95%CI: 1.098~6.230)是配偶HIV阳转的危险因素。结论 浙江省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HIV血清学阳转率低, 地区分布不平衡。以异性性行为感染的男性感染者配偶阳转率有所上升, 重点关注外省户籍女性先证者单阳家庭。抗病毒治疗、感染时间、户籍是配偶HIV阳转的影响因素。     

浙江省535名有性行为的大学生HIV检测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了解有性行为的大学生HIV检测意愿及影响因素,为校园艾滋病宣传防控工作提供参考信息。方法 选取浙江省11个地市2015年在校的9 61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将其中有性行为（有过阴道交、肛交或口交行为）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了解其HIV检测意愿。使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描述和推断分析。结果 共调查9 615名大学生,其中6.5%（619/9 468）有过性行为。535人符合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其中77.2%的研究对象愿意接受HIV检测,医疗机构、CDC为学生选择的主要检测地点。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大学中间阶段（aOR=2.618,95% CI：1.511～4.536）、知道浙江省通过男男性行为感染HIV的学生人数上升很快（aOR=1.879,95% CI：1.153～3.060）和对艾滋病有感染危险感知（aOR=1.701,95% CI：1.041～2.780）与HIV检测意愿相关。结论 建议在校园艾滋病宣传中加强警示性教育,说明并普及艾滋病在大学生中疫情的严重性和传染来源,提高大学生群体的艾滋病危险感知和HIV检测意识;并在校园内外设立HIV咨询检测点,为学生提供便捷、保密的HIV检测服务,满足大学生的检测需求。     

成都市男男性行为人群3种类型HIV暴露前预防用药使用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调查成都市MSM对3种类型HIV暴露前预防用药（PrEP）的使用意愿及影响因素。方法 2021年11月至2022年1月,依靠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招募793名研究对象。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最近6个月性行为发生情况、PrEP污名、HIV预期污名、MSM内化污名和3种类型PrEP的使用意愿。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3种类型PrEP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 在793名研究对象中,按需口服药物的使用意愿较高（68.3%）。较高文化程度和多性伴均会促进口服类PrEP的使用意愿,较高文化程度[与初中及以下相比,高中/中专（aOR=2.43,95%CI：1.13~5.21）、大专（aOR=2.67,95%CI：1.27~5.61）、大学本科（aOR=3.21,95%CI：1.52~6.74）、硕士研究生及以上（aOR=3.77,95%CI：1.54~9.26）]、多性伴（aOR=1.54,95%CI：1.12~2.11）均与每天口服1粒药物呈正相关。较高的HIV预期污名对3种类型PrEP使用意愿均呈正相关：每天口服1粒药物（aOR=1.07,95%CI：1.02~1.12）、按需口服药物（aOR=1.09,95%CI：1.03~1.15）、每隔8周注射1次药物（aOR=1.06,95%CI：1.01~1.11）。结论 成都市MSM的PrEP整体使用意愿较高,推广PrEP有较高的可行性。未来应加强对该人群HIV和PrEP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认知水平,引导MSM树立正确的PrEP使用动机。     

云南省两地抗病毒治疗门诊注射吸毒HIV感染者入组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云南省两地抗病毒治疗(ART)门诊注射吸毒HIV感染者的基本特征并分析其入组美沙酮维持治疗(MMT)的影响因素。方法 将云南省两地艾滋病疫情数据库进行关联,在ART门诊筛选出由注射吸毒感染HIV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分成两组,一组是正在参加MMT,另一组是从未入组MMT。提取这些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相关疾病史、高危行为等信息。对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描述,运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635例研究对象中,247例(38.9%)正在参加MMT,388例(61.1%)从未入组MMT;男性536例(84.4%),女性99例(15.6%);年龄M=40.33岁;确证感染HIV时间的M=6.08年。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OR=2.40,95%CI:1.00～5.74)、初中文化程度(OR=3.28,95%CI:1.75～6.14)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OR=7.10,95%CI:1.90～26.62)、确证感染时间≥6年(OR=3.84,95%CI:2.11～6.98)、患有丙型肝炎(OR=6.21,95%CI:3.06～12.58)是入组MMT的促进因素;已婚(OR=0.38,95%CI:0.20～0.72)、有职业(OR=0.01,95%CI:0.00～0.02)是入组MMT的限制因素。结论 两地ART门诊的注射吸毒人群入组MMT的比例不高,为加强这类人群转介入组MMT,需要对具有不同特征的患者采取有针对性干预措施。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AIDS及其性伴的分子传播关系分析

目的 了解浙江省MSM HIV/AIDS与性伴之间分子传播关系和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浙江省2015-2017年新确证的MSM HIV/AIDS及参与性伴驱动检测的阳性性伴开展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收集血浆并提取RNA,运用RT-PCR和巢式PCR扩增并获得HIV-1的pol区基因序列,构建系统进化树,分析分子传播簇,判定性伴间的传播关系。结果 共937例MSM HIV/AIDS参与性伴驱动检测,检出173名阳性性伴。有61例性伴间（31对）形成传播簇,成簇比例为50.8%（61/120）,其中7对性伴结合新发感染结果初步判定传播方向。在性伴分子传播网络的相关因素分析中,性伴之间确证年份为相同年份（与不同年份相比,OR=12.190,95%CI：1.563~95.054）,现住址所在地为不同区（县）[与相同区（县）相比,OR=17.054,95%CI：1.742~166.982]更可能存在分子传播关系。结论 MSM HIV/AIDS的性伴驱动检测,结合分子传播网络分析技术,可以提高HIV/AIDS精准溯源,同时根据新发感染结果,初步判定传播方向。建议对MSM HIV/AIDS确证后,应尽早进行性伴驱动检测,包括跨区域的性伴追踪检测,有利于传染源追踪。     

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暴露后预防服务的使用意愿调查

目的 分析MSM对HIV暴露后预防（PEP）服务的使用意愿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2019年9-11月通过“i卫士”微信公众号招募年龄≥18岁、最近6个月发生同性肛交或口交的男性为研究对象。结果 研究对象MSM共1 517人,听说过PEP服务的研究对象占72.5%（1 100/1 517）,PEP服务的使用意愿为87.9%（1 333/1 517）。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更愿意使用PEP服务的因素包括年龄>25岁（OR=1.807,95%CI：1.090~2.995）、曾经做过HIV检测（OR=1.953,95%CI：1.171~3.256）、至少了解1条PEP知识（OR=2.163,95%CI：1.468~3.186）;不了解性伴HIV感染状况者（OR=0.602,95%CI：0.407~0.890）的PEP服务的使用意愿较低。在听说过PEP服务的MSM中,更愿意使用PEP服务的因素包括居住地为浙江省（OR=1.942,95%CI：1.097~3.438）、年龄>25岁（OR=2.431,95%CI：1.331~4.439）、至少了解1条PEP知识（OR=3.714,95%CI：1.532~9.007）、通过MSM社区组织/志愿者/卫生专业机构了解PEP服务（OR=1.902,95%CI：1.096~3.301）。结论 MSM对PEP服务的使用意愿较高,年龄、PEP知识、是否了解性伴HIV感染状况是其相关因素。MSM社区组织、志愿者及卫生专业机构是开展PEP服务宣传和推广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