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扩大内需与人口消费红利

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消费效应出发,分析我国当前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对扩大内需的积极影响,明确提出和分析人口消费红利及其现实性,并深入探讨人口消费红利的实现机制,最后提出充分兑现人口消费红利、扩大内需的对策建议。     

人口红利效应、产业升级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劳动力大量流入为长三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入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产业带的形成;(2)劳动力流入的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竞争力提升;(3)在后人口红利期,长三角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同时根据长三角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效应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战略选择和整合策略.     

人口红利的变化与人口政策研究

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历年人口数据来分析阐述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结构状况，来推算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总抚养比，同时测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每年出生人口数和社会总抚养等人口状况指标，通过测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状况指标预测出：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基于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现行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本文提出人口生育政策必须调整且迫在眉捷。     

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和人口红利乡城转移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效率,同时通过资金、机构和服务三重保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水平.     

数字经济与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是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对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这一问题。利用财新传媒2017—2019年的中国数字经济指数,从技能水平和性别两个维度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行业内的高技能岗位比例,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同时存在行业挤出效应以及对上下游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行业内女性正规就业的比例,对女性正规就业存在挤出效应。     

论财政政策的三种挤出效应

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受乘数大小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经济系统中有无挤出效应。挤出效应包括三种情况 ,即IS—LM框架下利率的提高、MF模型中本币的升值及AD—AS框架下价格水平的上升。     

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

人口红利是人口学领域及学科体系的扩展部分,也是人口学界与经济学界接轨而重点研究的领域.人口红利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长短及其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隐患等问题的争论与研究上,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的判定方法与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不够明确.对模型所选用的基础数据的处理和修正交待不明确,对参数选取、结果检验等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合理的年龄结构、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十几年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走势的影响因素及特征分析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正在到来.在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不断发生改变.这些因素直接体现在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市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际层面,影响到人口红利的获得与实现、数量和质量变化、空间和时间分布、国际和国内的分配,这将会对中国未来产业机构的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人口红利与生产力发展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概念,人口繁衍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年龄人口保证了劳动者的数量供给,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但规模在持续减小,把握人口红利存在性、持续性、规律性特征,可以有效兑换人口红利,推动生产力发展。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嬗变的保障——创新人才培养制度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从一个人口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要因之一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就必须加大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力度.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深层次原因在于高等学校体制和制度的不完善.本文从商考招生、学生评价、教学、学生培养和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等方面着手,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制度保障.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与措施

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能否被充分利用,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其效应问题研究——基于山东省人口普查的资料

20世纪70年代,我国人口处于高速增长态势,鉴于当时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关系,政府相继出台了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或法律条文。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已取得了人口革命的巨大成就,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巨大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变为具有人口红利的成年型,直至老年型。同时,人口红利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人口红利的负债到人口红利正效应,使中国走出了人口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步入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快车道。随着时间推移,人口红利产生的效应还在不断"发酵"扩大,推动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动力。     

人口、经济发展与四川的机遇——一个“人口红利”的视角

本文援引国际、国内经验,把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或"人口红利";论证了中国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四川作为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好、利用好这笔宝贵的资源,对四川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挤出效应理论的简单回顾--兼议我国是否存在挤出效应

我国近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产生了挤出效应,理论界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分歧促使人们对挤出效应理论进行探讨,并分析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存在挤出效应.     

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的权衡——论中国现阶段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近期有一种呼声:放松生育管制,主要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或"人口红利"丧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也有极端观点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影响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这些认识有失偏颇:(1)主张"适度"放松管制,理论上成立,实际执行一定是远远"过度",因为现在政策上没有放松,实际执行上就有很多违背政策超生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就是证明;(2)威胁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更是夸大事实,真正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定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负担。人口老龄化是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些压力,但同时也是发展针对老龄人产业的机会,而且,相对于放松生育管制从而人口高增长而言,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和负担是小的和短期的。中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人口负担大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对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子孙,都有巨大的负外部性,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想发展成为发达国家,首先经济结构必须升级,而经济结构升级又必须以生产要素结构升级为基础,必须提高技术和资本的比例,而不应该留恋于吃"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因此,中国必须长期持续地坚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提高人口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