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鲁迅人性阶级性论争溯源

在21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派理论梁实秋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就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新文学的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以及有关文学的本质，功用和价值等问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理论意义。因此，梳理总结梁实秋和鲁迅两人不同的人性论旨趣及其理论渊源，对于我们今天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去重新评价这场论争的功过得失。或者对于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建构和现代批评形态的生成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梁实秋、鲁迅人性阶级性论争溯源

在 2 1世纪 30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就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新文学的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以及有关文学的本质、功用和价值等问题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理论意义。因此 ,梳理总结梁实秋和鲁迅两人不同的人性论旨趣及其理论渊源 ,对于我们今天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去重新评价这场论争的功过得失 ,或者对于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建构和现代批评形态的生成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回眸50年代的胡适批判运动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是一场以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思想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本文对这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缘起、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对这场运动的得失及这场运动的社会影响进行了评价。     

评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胡适思想批判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是一场以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思想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本文对这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缘起、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对这场运动的得失及这场运动的社会影响进行了评价.     

鲁迅与一九三六年“两个口号”论争

一九三六年,我国文艺界曾发生一场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这场重要论争,建国以来随着我国政治风云变幻,曾有不同的说法与评价。由于胡风、冯雪峰于一九五五、     

定县乡村平民教育论争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产生一场教育论争。论争的焦点集中在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下乡,以乡村教育为重点还是以城市教育为重点,乡村建设运动是否有前途等。平民教育派、独立评论派和中国农村派等各方的观点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借鉴意义。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文学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由于所持的政治立场不同,使得他们对社会、文学观念等问题持不同的态度,并发生论争.但作为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团体,对对方的文学创作批评的同时也难以掩饰对对方的文学才华的赞赏.他们不同的自由人生观、民主政治追求、对民众的态度等,使得他们创作内容和政治倾向不同,鲁迅倾向于平民文学,而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大多倾向于贵族文学.他们的诗歌、杂文创作明显体现出各自代表的政治观念和文艺观念.     

世界语境下文化的选择与分野——论胡适与梅光迪之分合

本文通过胡适与梅光迪交往的史料梳理,探讨与新文化阵营论争中"学衡"派产生的历史渊源.旨意是还原一些历史真相,并说明,这场论争在胡适看来其实早已开始并结束.这场论争从一定程度说,是在全球语境中,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化建设与发展不同观念和价值追求的体现,只是"学衡"派的文化理想最终并没有构成现代文化实践的主流.     

“前七子”中李、何之争起始时间辨

明代中期的“前七子”中,李梦阳和何景明之间因为文学观点的不同而引发了一场论争。学界对这场论争开始的时间众说纷纭。看法不一。经过对史料的重新发掘和研究,我认为这场论争的开始时间可以确定在正德十二年冬。     

论胡适派学人的胡适批判

胡适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建国后对胡适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对于这场批胡运动,本文试图梳理胡适派学人在批胡中的思想与心态问题,即分析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完成前面对频繁的思想改造运动他们抱着怎样的观念和思想。     

论语派研究述评

论语派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要的文学流派。学术界对该流派进行了大量研究。1949年至1979年的研究以政治思想为评价标准,论语派被目为“帮闲文学”,遭到批判。1980年代的研究中较多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论语派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1990年代,研究重点转向论语派的文化立场和文学思想,在作家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新世纪以来,由于研究视野的拓展和新方法的运用,论语派研究在作家作品、期刊、流派的整体特征等方面都获得丰硕成果。论语派研究领域仍存在可供深入开掘的空间,我们应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探寻论语派的文学史意义。     

两汉学者的屈骚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两汉时段,出现一个独特的理论内容———屈骚批评,即诸多学者对屈原及其《离骚》创作,各抒己见,发表评论,做出思想和学术意义上的价值评判,客观上呈现出批评与反批评的论辩态势,形成了较早的学术探讨热点。其中的学理与情趣饶有兴味,反映了汉代先贤的政治思想、文艺观念与生命意识,值得当下学人深思和借鉴。     

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研究综述

保甲制度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一项重要的农村基层政治制度,学界对其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不过,严格意义上讲,学界对保甲制度开展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围绕保甲制度的概念与性质、缘起、推行、民意机构、与地方自治的关系及评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本文试图从学术史考察的角度,对国民政府时期保甲制度的研究历程作一梳理,以期对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研究有所殷鉴。     

论百年驻藏大臣研究进程

本文分解放前、"文革"前和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回顾阐述了整整一百年来(1910~2010)中国大陆与台湾学者研究驻藏大臣及其典章制度的历程;分析了不同时期滞后或发展的原因;概述了该研究领域两岸几位主要研究者和重要学术成果。     

中国逻辑史研究50年概览

20世纪后半叶，中国逻辑史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时期：1949—1965年为新的起点阶段，这一时期中国逻辑史研究主要在墨家逻辑和中国逻辑史方面；1966—1977年为第二个阶段，逻辑史研究工作被迫停顿；1978—2000年是中国逻辑史研究全面展开的阶段，80年代出现一批中国逻辑史作和教材，90年代对中国逻辑史研究进行反思，包括中国逻辑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中国古代逻辑的类型、研究中国逻辑史的基本思路等内容。     

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的批评转向

本文对海外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中的批评转向和国内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者使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最新发展作简要述评，旨在为我国学者对本世纪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作战略调整提供参考。     

行行重行行:杜威教育思想研究在中国

中国学界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百年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20世纪头30年为引进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译介杜威著作和评介杜威教育思想,此时期的代表性研究者是胡适;1930年至1949年是深入研究期,此时期的研究颇有"百家争鸣"气象,有吴俊升的自由主义进路的研究、梁漱溟的创造进化论视角的研究,也有林布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等;1950年至1980年,中国的杜威教育思想研究分化为两支,大陆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意识形态化批判,真正的学术研究几乎停滞,香港、台湾的研究则进入繁荣期,吴俊升成为此时期中国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1980年后中国大陆对杜威教育思想重新评价,标志着杜威教育思想研究在大陆开始复苏。从研究的思想类型看,百年研究历程是一个从实验主义到绝对主义,再重回实验主义的历程。     

美国近二十年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新进展

注重基本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编纂是美国学者从事杜威研究的传统特色。近二十年,美国杜威研究界在基本文献的整理和杜威教育思想的深入研究两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出版了四卷《杜威书信集》光盘,以及《杜威与美国民主》《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和《杜威与爱欲:教育艺术中的智慧和欲望》等一批优秀的研究著作。近二十年美国学术界对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民主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现代性内涵、杜威的美学理论与教育思想的关系、杜威的宗教理论与教育思想的关系等。近二十年美国的研究成果对杜威教育思想以正面评价为主。这些新进展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对立趋缓后,人类面对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共同挑战,开始公正地、全面地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世界性趋势。     

一九四九年后的胡适

1954年开展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这引起1949年离开大陆的胡适的极大关注。文中循此叙述了毛泽东和胡适历史上的交往,以及胡适的归宿。     

The Swedish comprehensive school—lost in transition?

The Swedish comprehensive school system was developed from 1950 to 1971. In the 1990s the system was radically restructured. Developments were based on consensus between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up until the 1980s, however after this date the debate has become more polarised. In 2006 an alliance of four parties was elected to government and began to realise a ‘new educational policies’. As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the results of PISA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tests are used to ‘scandalise’ the existing educational system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introduction of change. However, it is not the under-achieving restructured school which is scandalised but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previous, not under-achieving, comprehensive school system. In this artic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wedish school model, as well as its changes during the 1990s and thereafter, are described—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wedish welfare model and alterations to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