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葡萄”一詞为例論古代汉語的借詞問題

由于汉語語言結構的特点,汉語的借詞不但是汉語历史詞彙学的一个問題,而且是有关汉語結構理論的一个極其重要的问題(虽然是消極方面的)。大多数研究汉語的学者認为,在某种意义上說,汉語总是单音节的語言,虽然他們在这个問題上的意見有許多細微的区別。这里我沒有必要鑽进这些細节,因为我已經有个机会更詳細地对中国的語言学家们說过我在这一方面的看法。为着目前的目的,讓我重复指出,在汉語里,音节單位不但在音位学上,而且在句法学和形态学上,都經常地起着特殊的結構作用(我对这事实并沒有什么怀疑),也就够了:一般的情形,在汉語里,某一語言結合物之分     

畧論汉語动詞的重迭法

一汉語的实詞,除代詞外,每一类都有一部分可以重迭使用,經常重迭使用实詞,可說是汉語的特点之一。汉語各类实詞中,最常重迭使用的是形容詞,其次要算动詞。汉語动詞的重迭方法和作用也甚繁多,有必要来探索一下。在談到汉語动詞的重迭方法和作用之前,得先把动詞重迭的范围划清一下。汉語里,表示动作数量的方式有一种是即用表示动作的动詞來表示动量的,例如“笑了一笑”“想一想”。由于这种語言格式里重复使用了同一的动詞,因此有些人认为这也是     

漢語的使動性複式動詞

一、汉语動詞的特點在漢語的動詞中,除了一般性的動詞以外,還有一種運用非常靈活而又富於表達力及邏輯性的複式動詞。這就是漢語動詞的特點。什么叫做複式動詞呢?請先看下面的一段短文: 他們走了以後,王安福獨自尋思了一夜徽撛趺聪?總以為沒有什麼發展的希望,總以为這種局面將來得不到什麼好結局。他是個急性子的人,想起什么来     

论古代汉語介詞“于”、“於”、“乎”

介词有人称之为副动詞,如吳文士同志的《語法讲义(初稿)》(1953年9月上海东方书店第一版)、郎峻章同志的《汉語語法》(《东北师范大学函授讲义》,1955年4月辽宁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孺牛同志的《大众語文学习手冊》(1957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第一版)。为什么把已經习用的“介詞”改称为“副动詞”呢?陈书农同志說:“介詞是从动詞中衍化出来的一系列的詞。”(陈著《现代汉语语法》63頁)因此他虽然沒有把介詞称为副动詞,但仍把介詞当作动詞中的一类。这些看法和做法大概是受了王力先生和呂叔湘先生影响的結果。王力先生在1952年4     

略論外国語言文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厚古薄今的几个问题

代表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厚古薄今的傾向,在我們的外国語文教学和科学研究中,正如在別的文史部門,是值得重視并且加以批判的。这种傾向使得教师标榜为学术而学术,脫离政治,忽視培养的目标。学生則是好高务远,貪得务多,滿腦子“希腊、罗馬”和“文艺复兴”,而对于现代国际文坛上的大事,尤其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則甘于不聞不問;甚至掇拾过去經典作家的片言只語,沾沾自喜,而对于现代外国語言的掌握,实用文字的运用,則比較生疏。这样的人才如要     

《古代汉語》(上册)中几个句法問題的商榷

过去高等学校《古代汉语》的教材,是由任课教师按照部颁教学大纲自行编写的。稞程的内容主要是讲“范文”及“语法”。现在由王力同志主编,由萧璋、马汉麟等同志分工执笔的《古代汉语》课本上册(包括第一、第二两个分册)已经出版了,内容分为范文、常用词和通论三个部分。“范文”所选篇章,都极精采,思想性强,注释详尽,也多正确。“常用词”部分,能特别注意说明词义的演变,辨别词义的异同。“通论”部分不但讲“语法”还讲“文字”“音韵”“驯诂”等理论知识。从这个课本的内容看来,可知它是一部“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论知识”的好教材。     

线语言在油画造型中不能忽视

线条,的确是而且一直是中国画的最重要的表现语言。但是,如果认为线条仅仅是中国画的专利,油画原本与线无缘,那就未免失之偏颇。诚然,以意象造型为其特征,有着浓郁东方情趣和文人意识的中国画,其主要造型手段是线,锥形毛笔的长期运用又强化了中国绘画线条的形式美感,即使脱离特定的具体内容,中国绘画以及中国书法的线条的形式本身也具有很高的相对独立的美学价值。中国画用线讲究勾勒,注重节奏,强调自然。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所谓“如屋漏痕,似折钗股”,中国艺术家在中国绘画长期演化过程中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线绘画语言和技巧,甚至达到了炉火纯育的程度。可以说,没有线,也就没有中国绘画艺术。然而,应该看到西方绘画亦始于线条,而且直到今天,线仍然是油画表现语言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     

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意义——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学术讲演

英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博士、我院名誉教授李约瑟,在来华访问期间,应邀于8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意义》的学术讲演。参加听讲的,有部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我院师生。 李约瑟博士在演讲中,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为了人类的幸福而从事科学研究,早已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心中的一个观念。在欧洲最黑暗的年代传来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它们为整个欧洲带来了光明。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满怀欣喜地说:世     

在有效评改中提高小学生作文水平

作文评改是作文教学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它是指在命题指导和作文的基础上,对学生作文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归纳。通过评价,使学生知道自己的作文好在哪里,不足在何处,该怎样修改,从而提高作文水平。其过程,是一个不断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作文心理品质,发展语言意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举行座談会——批判刘节先生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級斗爭理論的錯誤观点

我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同志們,为了捍卫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于本学期开学之初,举行了座談会,对刘节先生反对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斗爭理論的錯誤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明日張胆地提出:“阶級斗爭的理論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釋古代历史事件,是否可以不要这样敎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     

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加强爱国主义传统教育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学生对祖国的历史有宏观的认识；认真讲述我国历史上的科学文化成就及其对人类社会的杰出贡献，以加强学生对我们民族伟大智慧和创造才能的认识，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向青少年讲授爱国主义传统，要大力宣传历史上劳动人民和杰出人物为祖国为民族坚持真理，敢于斗争，不畏艰险，勇于牺牲，奋斗不息的事迹和精神，以陶冶学生的品质和情操。     

状语在句中移位作定语的情况考察

§１问题的提出汉语句法成分的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可是我们看到,有时状语可以挪到句中名词的定语位置上而意思基本不变。例如：（１）山上有灯……（山上的灯）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像是一座星山,放射万丈光芒星的山。（转引自安汝磬《汉语形容词选解》）山上密密...     

如何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发挥学生主体作斥

英语在社会交际中起到愈加重要的地位。英语教学中，教师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提升英语教学水平。     

在互改互评中提高中学生作文水平

一、作文改评现状的“尴尬”作文改评，是中学作文教学中的重要～环c如何提高作文改评的效果，是至今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难题c我们常能听到一些语文教师慨叹：最头疼的就是批改作文，最尴尬的就是讲评作文c你花再大的功夫去批去改，学生也只是看一下得分，瞥一眼评语，很少去思考；你费了那么多力气准备了那么多内容去讲评，学生却不置可否，甚至不以为然。而一铺开稿纸，他们又茫然无措，无从下笔c作文改评中何以会出现这种“头疼”与“尴尬”现象？究其原因，恐怕最重要的是学生对此失去了兴趣。为什么失去兴趣？这里自有诸多因素，其中主…     

在教育统计工作中不能夸大差异系数的作用

教育统计学定义差异系数CV的公式是 CV=100σ/(?)这就是说,差异系数跟分布的标准差成正比,跟平均数成反比,因而差异系数越小,则标准差越小,或者平均数越高,反之,也能成立。这样,如果考察的一批数据是考试分数,差异系数小,就意味着学生成绩比较整齐,或者平均分数比较高。因此直到去年8月,还有刊物在一期上就登载了三篇短文,主张用各门课程、各班、各年级或各校的学生考试分数的差异系数来“定量地”比较其“教学效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能动摇道德思想的核心地位

道德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道德思想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中心环节。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是建设和谐社会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江泽民同志为我们制定的我国的治国基本方略。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精神文明建设中道德思想建设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不能动摇道德思想的核心地位。     

中国古代史籍在古史研究工作中地位的初步商榷

一、中国古代史籍对古史研究工作的作用我們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同时,又是个历史著作极为丰富的国家。不要说羣经诸子、笔記文集都可列入历史研究的范圍,卽便单就純粹历史的古籍来看,已經是浩如烟海,令人閱读起来,有“白首莫尽”之感。这些史籍,以今日史学达到的标准衡量,不过是一堆原始性的历史资料,没有一部是合乎人民需要的历史著作,但若从整理古史的角度去衡量,这些原始性的历史資料,对我們中国古史的研究工作将要发生重大的作用。固然这些著作仅是我国文字发明以后的历史記录:不是概括我們祖先在中国这片肥沃土地上五六十万年的历史活动过程。同时,我們今日进行古代历史的研究,也不     

Sinophiles and Sinophobes in Tokugawa Japan: Politics, Classicism, and Medicine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十八世紀在德川日本 "頌華者" 和 "貶華者" 的問題 – 以中醫及漢方為主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text within which Japanese during the Tokugawa era (1600–1866) mastered Kanbun 漢文 as their elite lingua franca.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were based on prestigious classical Chinese texts imported from Ming (1368–1644) and Qing (1644–1911) China via the controlled Ningbo-Nagasaki trade and Kanbun texts sent in the other direction, from Japan back to China. The role of Japanese Kanbun teachers in presenting language textbooks for instruction and the larger Japanese adapt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s then contextualized within a new, socio-cultur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regional, and urban role of the Confucian teacher–scholar in a rapidly changing Tokugawa society. The concluding part of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new research using rare Kanbun medical materials in the Fujikawa Bunko 富士川文庫 at Kyoto University, which show how some increasingly iconoclastic Japanese scholar–physicians (known as the Goiha 古醫派) appropriated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revival of interest in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rather than continue to follow more recent Song-Jin-Yuan 宋金元 medical practices (Goseiha 後世派) based on So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uangdi neijing 黃帝內經 (Yellow Emperor’s inner classic). This group favored ancient treatment formulae and empirically based diagnoses, which drew on the Shanghan lun 傷寒論 (Treatise of Cold Damage Disorders) as a medical text and Zhang Zhongjing 張仲景 as a pioneering physician. Although many Japanese physicians favored Western medicine (transmitted via Dutch Learning 蘭學) over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most in the mid- and late-eighteenth century focused on mastering classical Chinese, and then Ming and Qing medical books entering Nagasaki from China. These new, critical curr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in Japan provided the impetus later for growing Japanese interest in Dutch Learning and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社会形态问题在历史研究中不能回避--兼谈三代社会形态

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问题的探讨,历史学的每一次发展都与史学理论的创新突破密不可分.其中,社会形态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综合性和本质性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