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康党”与戊戌时期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

甲午战败后,在民族危机的逼迫下,酝酿已久的维新力量渐趋活跃。各路维新志士函电往返,分析时局,商讨对策。1895年后,一个有着共同变法意愿的群体,逐渐登上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然而,这一由民族危机催生出来的变法群体颇为复杂。其中,由康门师徒构成的“康党”与其他变法派官绅的关系离合对戊戌维新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造成双方关系离合转变的关键在于“康党”有着与其他变法派不尽相同的学术思想、变法理论和结党做派。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社会转型：文化转型和文化创新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文化的发展出现“离异”,究其根源在于我们长期信奉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本”、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的思维方式、知识分子失去“自我”。新时期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正确认识文化转型,走综合创新之路,发展出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新文化、新哲学。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研究

“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是“新批评”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定的契机下,中国学者开始译介“新批评”,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作品的翻译与介绍上;通过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观疏解

20世纪以来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断举起“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试图在争取国家独立富强的同时,发扬传统,重建起独立的民族新文化。钱穆的整个学术活动,就具有这样的时代和文化流派特征。厘清了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线索,实际上也就抓住了其整个学术路向演变的主脉。     

关于推动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几点思考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享文化成果是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论文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推动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湖北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充分认识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涵特质,准确把握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发展基础,科学定位湖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发展战略。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正确评价中华文化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前提。中华文化是5000年历史的积淀,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规范、审美趣味、创造才能、思维方式和理想追求。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尽管我们曾经否定中华文化,但中国人的精神依托,仍然固执地镶嵌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之中。在中国人身上,无论是生活方式、思维习惯,还是民族文化心理,几乎都能够同时找到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印记。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与培育机制研究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从苦难到辉煌的重要见证和历史积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巩固的黏合剂,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培育的基本历史前提和重要现实语境。因此,新时代站在国家发展的总布局上,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就是培养能担大任的时代新人,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力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时代转型的起点上,重视从文化视角培育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加强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文化中的国家与国家中的文化--论日本对汉文化的认同与承传

人类文化可分为几大体系,任何一种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不能只靠创造这种文化的民族本身来完成.国家及国家意识的产生远远晚于文化.日本作为汉文化圈中的一员,其文化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但日本民族并没有视其为外国文化,而是作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即使在两国关系极端恶化的时期也不例外.今天,人类文化在相互碰撞中重新组合,作为文化工作者和传播者,应以继承和发展人类共有的文化为己任,不为国家关系的亲疏所左右,携手创建新的文化使人类文明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建设文化强国的特区使命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和价值支撑,文化的自觉是推动城市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更高追求,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排头兵的深圳,必须树立高远的文化理想和文化情怀,确立文化建设新的更高的标杆,建设文化强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特质与内在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中国共产党最新的文化思想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为新形势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指明和标注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行动指南并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出了时代特质,坚守人民立场和政治底色、坚持宏微结合和体用贯通,并彰显了民族特性与世界眼光。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实现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内在发展和外在保障的统一。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利于深刻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存在和发展的内外动因。     

略论吕思勉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以抗战时期为中心

吕思勉的学术思想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但始终不变的是他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他认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但应以真实的历史知识为前提;文化乃国家民族盛衰兴替之本,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掘文化历史传统的民族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吕思勉所表现出的对抗战前途和中华民族命运的乐观和自信,根植于他对历史的深刻体认。吕思勉是一位热情但不失理性的民族主义者。     

论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

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和集中体现,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新时期,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就要充分认识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时代价值,把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通过文化创新培育中华民族时代精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弘扬中华民族时代精神。     

论增强文化软实力之路径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确立核心价值体系。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基本路径是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切忌急功近利;要立足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要把文化建设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文化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要与时俱进,在创新中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