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维”视角的国内耕地利用与保护研究述评

分析和评述了国内耕地利用与保护的研究动态,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国内有关耕地利用与保护的研究经历了研究背景由耕地无保护向耕地严格保护过渡,研究方法由定性为主向定量和计量为主转变,空间落点由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向城镇化速度快、耕地资源禀赋条件好的中部地区转移。在某一研究论题断面上,东、中部地区始终先于西部地区。得出以下结论:经济、社会因子与耕地数量保护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已近饱和;耕地质量变动对耕地利用与地区生态环境演变的响应机制探讨亟待深入;我国应开展广义的耕地保护,走"目标多样化、政策多样化、途径多样化"的可持续耕地保护之路。     

地缘经济视角下中日资源贸易关系测度与分析

大国是全球政经版图的主导力量,其关系性质对区域、全球发展和经济合作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结构性变动、资源和市场高度对外依赖性引发了大国博弈新态势。在资源争夺加剧的地缘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国家间的资源竞合关系是当今政治地理学的时代命题。以中日两国2000—2017年资源贸易为例,以库仑引力模型构建地缘经济合作强度指标,探讨中日资源贸易的地缘经济规律。研究表明：①中日两国资源贸易的地缘经济合作强度多为负值,总体上竞争大于合作,2008年后两国地缘经济关系进入矛盾与对抗新阶段;②按照竞合关系可将中日资源贸易货物分为强竞争型、波动竞合型以及合作潜力型,其中化石能源、稀有金属和农产品是影响中日两国地缘经济竞合关系的关键资源;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化是中日资源贸易关系变动的重要外因,对发展权的争夺构成两国在世界市场资源博弈的内在根源,稀有金属为中国捭阖两国关系提供了地缘政治杠杆。     

多尺度视角下耕地利用功能转型及驱动力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根据诱致性生产替代理论,构建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其综合分析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尺度揭示了甘肃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的特征与规律。结果表明：① 甘肃省耕地利用功能正处于从经济社会型向生态经济型转型的过渡期;5大区域耕地利用功能均已转型并呈现出两种状态;86个县区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结果呈现出4种状态、差异较大,但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② 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结果在不同尺度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空间尺度效应显著,且尺度越小其转型结果的差异越复杂。③ 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的驱动力主要体现在城镇化率与经济水平、社会发展与技术进步等方面。可以通过提高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来增加收入、提升消费水平和改善饮食结构,同时,依靠技术进步、政策调节来保障耕地利用功能的合理转型。最后,从利益调配和考核评价两方面提出了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管理的建议。     

新疆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微观机制与测度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借鉴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框架,从人口与产业集聚匹配性的视角分析了新疆地区差距形成的微观机制,通过引入内含空间因素的测度指标,对新疆地区差距现状及其演进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新疆地区差距是集聚机制作用下人口与产业(进而产出)集聚不匹配的结果,在此机制作用下,新疆地区差距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各梯度之间差距明显,其中第一梯度和第四梯度地区人口与产业集聚的不匹配是新疆地区发展失衡的主要动因。为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未来新疆政策设计的基本思路是立足其特殊区情,先"动钱"、再"动人",通过集聚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逐步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     

江苏交通可达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测度——基于空间计量视角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是交通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但现有研究对于两者的内在关系仍存较多争议。鉴于此,将可达性不同概念纳入空间计量模型,构建包含可达性与经济变化的二阶空间滞后模型,试图从空间计量视角探讨可达性变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研究显示：交通建设扩大了长江南北可达性的绝对差距,增强了长三角江苏部分城镇间的凝聚力,使苏中地区顺利融入长三角;在江苏“十一五”期间,交通建设并没有促进经济发达城镇带动周边城镇发展,但是交通建设改善了城镇发展环境,对经济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应注意交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效益。     

中国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的横向对比与纵向测度模型及应用——基于福建省的视角

优化、高效的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本研究基于传统偏离-份额分析法(SSM)以及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横向对比与纵向测度,从福建省的视角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科学指导.研究表明:1)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份额和产业竞争份额大部分大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沿海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具有产业结构的优势;2)福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全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不是靠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优势;3)相对于其他沿海地区,福建省的发展速度相对落后;4)福建省应利用区位优势,承接台湾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福建省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国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的横向对比与纵向测度模型及应用——基于福建省的视角

优化、高效的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本研究基于传统偏离-份额分析法(SSM)以及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横向对比与纵向测度,从福建省的视角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科学指导.研究表明:1)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份额和产业竞争份额大部分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韧性视角下中国超大城市绿带破碎化与连通性测度分析——以北京、西安及成都为例

城市绿带是阻止城市蔓延、提高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手段。为了探究不同时段不同城市绿带随城市发展的非线性变化,研究基于韧性城市建设视角,采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景观格局指数等定量方法,测度分析2000—2020年北京、西安和成都3个典型环状超大城市绿带破碎化与连通性。研究表明：(1) 2000—2020年3个城市扩张模式以外延式扩张为主,绿带不断遭到城市建设用地的侵占,绿带及缓冲带内耕地分布范围自中心向外围显著缩小,草地和森林分布范围扩大且呈现破碎分散的特征。(2)城市绿带内建设用地面积占比持续上升,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对北京绿带内生态用地侵占最为显著,其次是西安和成都,侵占面积占比分别为44.09%、43.21%和37.02%;建设用地面积占比从绿带及其缓冲带内部到外部呈现先下降后趋于平缓的趋势,耕地面积占比呈现先上升后趋于平缓的趋势,森林、草地等其他生态用地呈现轻微波动。(3) 2000—2020年3个城市绿带破碎化程度整体降低,北京绿带连通性逐渐降低,西安和成都绿带连通性呈现先降低后增强的“V”型变化趋势,然而不同城市绿带不同景观破碎度与连通性的变化显著不同,3个城市绿带内耕地破碎化程度...     

中国半导体产业集群网络的空间组织与网络外部性影响——基于半导体产业价值链细分视角

本文主要基于2022年中国半导体企业投资与统计数据,从半导体产业的晶圆材料、封测材料、半导体设备、设计、制造与封测价值细分环节与网络外部性视角,研究了中国半导体产业投资集群网络的空间布局与区域组织。结果表明：(1)其中长三角是半导体材料、设备、制造与封测的总体高水平一体化集群区,珠三角是半导体设计的集群高地,制造环节连片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小范围分布在中西部成渝、关中、中原城市群。(2)半导体集群网络在借用规模和集聚阴影表现为正负外部性,通过区域外部性实现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的协同集聚和空间一体化。在区域异质性中,长三角集群网络为生产驱动型和技术拉动型,珠三角为市场导向型和需求牵引型,京津冀、辽中南和关中地区为国企军企和科研院所分拆型,成渝为对口援助型。(3)晶圆材料、设备与制造社群具有小范围的集群发育倾向,设计社群集群发育最显著,封测材料与封测环节社群没有明显的投资集群发育。从区域投资组织看,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半导体投资布局分别主要为单核心、双核心和多核心区域关联形态。从价值链细分环节的区域布局看,半导体设计与设备环节更倾向单核心结构,半导体制造环节更倾向双核结构,晶圆材料、封测...     

干旱区绿洲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协同性分析——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耕地非农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耕地数量变化体现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因此,研究耕地资源与城市化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为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处在脆弱敏感的自然环境下,干旱区绿洲城市发展与耕地资源保护存在着显著矛盾。本文基于1996-2008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法和协调度分析法分析了甘州区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变化的相关性及协调性。结果表明:1996-2002年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呈现出一定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2003年耕地资源变化略有波动,耕地面积有所减少。2004-2008年耕地资源变化逐渐趋于平稳,而在此过程中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协同度除2004年呈不协调状态,其他年份呈基本协调或较协调趋势。     

生态保护视角下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非均衡性及演进趋势分析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建设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客观评价流域发展质量是有效提高发展质量的前提。因此,基于5大发展理念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TOPSIS评价法测算2010—2021年黄河流域及5大经济增长极60个地级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采用Dagum基尼系数和方差分解的方法探究区域非均衡性发展及差异来源,运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区域高质量发展演进趋势。结果表明：（1）样本期间内,沿黄城市高质量发展呈现“N”型变化态势,并具有上升的发展趋势,总体上省会、沿海和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2）流域总体差异呈缩小的趋势,区域内、区域之间的差距及变化趋势各不相同。（3）组间差距是高质量发展差异主要的空间来源,支撑环境差异是流域及5大经济增长极差异主要的结构来源。（4）流域及5大经济增长极的演进趋势各不相同,多数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向好。基于此,提出做好顶层设计方案,加强区域之间合作、打造特色经济增长极,避免同质化竞争、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及提升经济发展软实力等建议。     

寒冷气候环境下不同注浆方式的注浆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

区间周边运营中额高速铁路线、电厂煤场、在建的高架桥及地下管线,区间的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很大,同时,施工时限于周边条件没有采取降水措施,因此,该区间施工中先后采用了两种注浆方式和不同的注浆材料,加固地层及堵水。通过分别对两种注浆方式的情况下注浆效果(注浆后地面的沉降规律、浆液的扩散半径及开挖时掌子面渗漏水的情况)的对比,发现在特定地层和极端气候条件下比较适合的注浆方式,并针对长春的特殊地质情况和特殊气候条件,提出施工注意事项及施工建议。     

轨道交通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上海市80后微观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评估轨道交通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考察轨道交通可达性的提高能否促进居民交通行为转变,尤其是减轻对小汽车的依赖。目前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且研究中存在的自选择问题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2013年上海市80后群体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轨道交通可达性对城市居民交通方式选择(小汽车购买和使用以及轨道交通使用)的影响,并利用样本的异质性来克服轨道交通可达性与交通行为之间的自选择。研究发现:居民居住区周边轨道交通可达性的提高,确实能够显著地降低家庭小汽车的拥有概率,并提高乘坐地铁通勤的可能性;但不能找到轨道交通可达性的提高会减少小汽车使用的证据。     

规划控制要素视角下城市热环境的测度与优化——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

传统的遥感与CFD方法在定量评价及优化城市热环境的影响时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规划师缺少精细化管理城市热环境的定量方法。基于局地气候分区（Local Climate Zone, LCZ）体系,梳理规划控制要素与城市热环境的关联,定量分析广州中心城区热岛强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发现不同LCZ的热岛强度存在差异,调整规划控制要素可以对热岛强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比广州中心城区的实测数据,对简化数值模拟方法 （Urban Weather Generator, UWG）预测热岛强度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该方法的精度（R2=0.956,RMSE=1.10℃,MBE=-0.28℃）较好,计算速度快,适用于城市地块热岛强度精细化评估。2）研究选取与规划控制要素相关的11个参数进行全局敏感性分析,发现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建筑功能及占比是影响广州中心城区热岛强度的关键性因素,对热岛强度的控制可在规划初期介入,UWG和LCZ相结合是快速准确评估热岛强度的定量化工具。3）通过合理规划土地使用、环境容量与建筑建造,引导城市设计,可有效缓解城市热岛,优化城市热环境。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定量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以成德绵地区为例

“行政区经济”作为行政区划框架下自身发展和区域竞争相互作用的经济运行现象,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深远。论文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构建基于“行政区经济”函数和改进潜能模型的“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定量刻画其2005—2018年“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历经“累积上升—快速下降—波动起伏”3个阶段,行政区划对经济一体化的刚性约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② 2009年是其变化的拐点(峰值),各阶段“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变化与政策以及行政区划调整耦合性较强,“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具有较好适用性和合理性;③ 2005—2018年间研究区“行政区经济”类型结构具有阶段性稳步降低的特点,高强度型和60%的中强度型政区转为较低强度型政区,较低强度及以下类型政区占比由51.7%提升至91.4%,表明“行政区经济”的约束强度明显降低,区域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④ 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空间格局经历了“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过程,研究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且效果显著,推动“行政区经济”重心向南偏西3°方向位移10.08 km。未来还需通过改革行政组织结构和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等途径优化体制机制,弱化行政区划约束,构建良好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中国城市技术转移网络空间格局分析——基于企业控股与专利转移的视角

基于大数据挖掘获取的2018年中国城市间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控股数据与发明专利权转移数据,模拟企业控股与专利转移2种路径下的城市技术转移网络。结合地理空间及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从城市中心性、多尺度网络关联强度、社区结构及距离衰减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企业控股与专利转移的城市强度中心性分别呈“核心?边缘”与带状集群分布,区域中心城市与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分别在企业与专利联系网络中发挥了主要的中介作用,专利转移相比企业控股更有利于不同专业类别的技术转移;② 企业联系网络具有等级层次性,专利联系网络则更具开放性与流动性。其中企业控股为具有协调性的单向主导型转移路径,而专利转移为追求效益性的双向交互型转移路径;③ 企业联系网络中主要为“连片集聚,逐步扩散”的地理邻近式社区结构,而专利联系网络呈“局部合伙,广泛协作”的跨区域组团模式。④ 企业控股与专利转移均具有显著的距离衰减特征,但二者在不同阶段的距离衰减模式存在差异。     

政府与村民的行为对古村落保护及景观变迁的影响——基于本土社会学理论视角

为探究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的发生机理及不同行动者在此过程中的行为逻辑,对浙江省永嘉县境内的楠溪江古村落群进行了案例研究。从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情理社会,国家正式权力镶嵌于乡土文化之中,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政府与村民的互动推动了古村落景观的变迁。借用"国家-社会"二元框架,将变迁中的行动者分为县(市)政府,乡镇政府,有关系村民和无关系村民四类,指出不同的行动者具有各不相同又彼此联系的行为逻辑,为常态下的中国古村落景观变迁提供了一种行动者类型框架和一种理解方式。     

环境外部性与污染企业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基于深圳污染企业的实证分析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地区环境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使得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容量制约性和政府规制主导性。为应对这种制约与规制,在城市内部,污染企业向城市边界和环境准入门槛低的区域迁移,使得污染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所形成的城市污染格局更加复杂。利用2007 年深圳市污染源普查数据,通过OLS和稳健回归分别探讨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企业环境外部性及其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深圳废水与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企业具有明显地靠近城市外围边界但远离香港、经济特区分布的特征,以邻为壑的污染转嫁将辖区内的环境负外部性扩展到邻近城市,以避免对本城区的污染。同时,废水排放较多的污染企业也有明显的靠近城市环境功能较低的外流河分布的特征。企业所有制性质、经营时间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排污能力,进而影响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另外,不同排污类型的企业空间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本研究对于转型期正确制定城市产业结构空间调整政策,合理引导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尤其是避免跨界流域河道等成为转移负外部性的通道具有重要启示。     

区际农业生态补偿:区域划分与补偿标准核算——基于虚拟耕地流动视角的考察

从虚拟耕地流动的视角构建区际农业生态补偿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开展区际农业生态补偿支付/受偿区域划分和补偿标准测算的研究。结果表明：① 区际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虚拟耕地净流量（输入量与输出量的差额）指标划分区际农业生态补偿的支付/受偿区域。对于净流量为负的分室,通过虚拟耕地流动占用了其他区域的耕地资源,应该支付相应的生态补偿。对于净流量为正的分室,通过虚拟耕地流动被其他区域占用了耕地资源,应得到生态补偿。区际农业生态补偿额度应包含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投资成本以及占用农业资源使其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等方面,并由管理平台统一收缴和分发。② 2004年以后虚拟耕地流动格局基本上保持稳定,只有个别省市（甘肃和云南）由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在空间上表现为“北耕南流”的格局。③ 受偿区域（15个省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支付区域（16个省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④ 研究期内年均总受偿额度为1472.58亿元,处于高受偿省份（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年均受偿额度都在150亿元以上。研究期内年均总支付额度为543.10亿元,其中,处于高支付区域的省份（浙江、广东、北京、福建）年均支付额度都在40亿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