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的长安经验与其宫怨、闺怨诗的创作

在李贺的宫怨、闺怨诗中,他在长安任职期间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创作时间、地点非常集中,诗中女子在身份、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共同性,即她们都养尊处优,渴望感情的滋润,但却往往遭受冷遇,情感极度孤寂,生活也被边缘化了.这与李贺贵为皇族、踌躇满志而在长安任职期间却无人赏识,官居九品、壮志难酬的人生际遇和心理感受极其相似.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无奈使得李贺的宫怨、闺怨诗超越了对女主人公命运的单纯同情哀叹而转为对自己潦落抑郁的长安生活的叹息和对失败的仕宦生涯的自伤,从而意蕴深远.     

从创作与阐释角度看《诗经》对闺怨诗的双重影响

闺怨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门类,大部分以男性代言的面目出现,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如果把直接书写闺中幽怨的诗篇作为闺怨诗之"正体",那么诗中蕴涵比兴寄托意味的诗篇则为闺怨诗之"变体".这两种体式都跟《诗经》有直接关系.《诗经》的创作可直接作为闺怨诗正体的源头,后世的怨女情深即在此发端.其阐释启发了闺怨诗变体的形成,使得后世以男女之情抒君臣之感的诗篇均能在此寻找到理论依据.前者的影响是主要的.     

孤月 征衣 弱柳 残梦——浅析唐代闺怨诗中的常见意象

闺怨诗,即反映闺中思妇离愁别怨的诗,是闺妇对丈夫的相思怨恨之词。它是诗歌中的古老题材,发展到唐代更盛,因唐代闺怨诗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唐代闺怨诗中大量出现月、衣、柳、梦这些意象,成为令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它以其承载的丰富文化含义与诗歌融为一体。唐代闺怨诗中常见的月、衣、柳、梦等意象,为认识唐代闺怨诗的艺术特性和了解诗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提供一扇新的窗口。     

“诗可以怨”诗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理论意脉.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孔安国、何晏、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在此基础上各有阐发.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的是诗的社会功用,"发愤着书"和"不平则鸣"是诗歌创作论,"穷而后工"则更加凸显现实存在--诗人情感--诗歌创作三者之间关系."诗可以怨"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唐代闺情宫怨诗创作浅论

在唐代,表现闺情宫怨题材的诗人、诗作大量涌现。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唐代之前,还是唐代之后都是少有的,因而很有必要对之作深入的研究。首先对闺情诗和宫怨诗的概念进行界定,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深入论述唐代闺情宫怨诗产生的历史传承与现实条件,唐代闺情诗和宫怨诗的创作概况,从而对唐代闺情宫怨诗的创作做一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怨诗楚调考论

"怨诗楚调"产生于汉代,是以清切哀伤的楚声为歌,以哀凄悲怨的丝竹之乐演奏,带有固定表演程序,以本事为支撑抒发蒙冤屈志、相思被弃、伤生叹命之怨情的一类歌诗。东晋以后,随着音乐功能的衰退,怨诗楚调逐渐指代以源初本事为中心抒发怨情的一类诗歌,进而成为凄怨哀伤风格的代称。     

诗界革命:超越唐宋诗之争,主张觅求新诗界

本文从唐宋诗之争的角度,重新审视"诗界革命".基于开创诗界新纪元之目的,诗界革命派反对分唐界宋和诗坛的泥古之风,主张继承一切优秀的诗学遗产,包括诗学史上两种诗学典范--唐诗和宋诗,泯灭唐宋诗之争.更为可贵的是,他们采纳民歌民谣入诗,是对唐宋诗两种既有范式的超越,而从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来看,对唐宋诗之争也影响巨大,客观上终结了这场长达千年的诗争.     

先秦怨政诗综论

怨政诗主要抒写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怨责,<诗经>、楚辞中大量的批判性反映社情政况的篇章构成了先秦时期怨政诗的主体.在先秦怨政诗中,有平民讥刺国君、嘲讽权贵的嬉笑恕骂,其间充满了道义审判的优越感;有贵族焦虑国事、痛心朝政的严辞厉语,其间充满了命运攸关的忧愤感.先秦怨政诗毫无矫饰地表达不同阶层的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确立了中国古代怨政诗反映社套政治生态状况的基本模式,凸显了中国古代怨政诗堆护公共价值及诉求阶层利益的社会功能,是中国古代诗歌积极干预社套的优良传统的重要起点.     

南北朝唐代诗歌中“捣衣”意象的嬗变

南北朝至唐代出现了大量的“捣衣诗”同题及运用“捣衣”诸物象抒发感情的诗作。在此期间，捣衣诗的意象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南北朝时的捣衣诗经历了由“宫怨”到“闺怨”的发展过渡，并长期以“宫怨”、“闺怨”为基调：进入唐代以后，“捣衣”意象有所拓宽；盛唐之后，捣衣诗在“怀念”这一层面上完全普适化，即除传统的“宫怨”、“闺怨”诗外，还可以运用“捣衣”诸物象来表达思妻、怀乡、怀友等多种感情。     

南北朝唐代诗歌中“捣衣”意象的嬗变

南北朝至唐代出现了大量的“捣衣诗”同题及运用“捣衣”诸物象抒发感情的诗作。在此期间,捣衣诗的意象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南北朝时的捣衣诗经历了由“宫怨”到“闺怨”的发展过渡,并长期以“宫怨”、“闺怨”为基调进入唐代以后,“捣衣”意象有所拓宽;盛唐之后,捣衣诗在“怀念”这一层面上完全普适化,即除传统的“宫怨”、“闺怨”诗外,还可以运用“捣衣”诸物象来表达思妻、怀乡、怀友等多种感情。     

论萧纲的边塞诗

萧纲在诗史上素以“宫体”见称 ,但观其创作实际可以发现 ,“宫体”一词并不能涵盖萧纲诗的全部。以萧纲的边塞诗为研究对象 ,对其创作特征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与归纳 ,证实该类诗歌无论在题材内容、艺术形式 ,亦或风格情调诸方面 ,与其宫体诗相比 ,均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象。可见萧纲诗也存在着一定的多样化的风格特征。     

论敦煌曲子词中的婚恋词

敦煌曲子词中的婚恋词,以女性为抒情主体,叙写女性的生活姿态与情恋感受,笼罩着一层哀怨伤感的色彩。它们往往关联着宽阔纷繁的现实场面,拥载着丰富深沉的社会文化意义。它们在抒情上,热烈直率、大胆奔放,而且多为缘事生发,擅长叙事铺陈的表现手法,体现出浓郁的叙事性。     

宫体诗渊源论二题

乐府诗是宫体诗的源头之一,这是因为乐府艳诗的盛行对宫体诗的形成有着催生作用。但乐府诗对宫体诗的影响又是很有限的,不宜估价太高。文人艳诗也是宫体诗的一源,宫体诗是历史上文人艳诗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前代文人艳诗的某些因素如拟代手法、体物特色和哀怨题材都为宫体诗所继承和发展。不过,相对于文人艳诗的传统而言,宫体诗的出现又是突变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传统艳诗的否定。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弦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孽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曹魏乐府歌诗思想内容探析

曹魏时期的乐府诗歌以文人创作为主，它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并注入强烈的自我意识，表现出积极进取的入世热情。这些诗歌的内容大体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寄托鲜明的现实关怀；二是抒发强烈的建功立业之志；三是表达生命有限的焦虑和建功立业的紧迫感；四是抒发感世伤己的不平之气。     

论杜甫山水诗

本文以时地为序,从纵向方面勾勒了杜甫山水诗6个阶段的不同的内容风格特点：1.泰山豪情;2.慈恩寺塔“百忧”;3.凤凰台自誓;4.成都楼伤感;5.白帝城“血痕”;6．洞庭湖畔眼泪。杜甫山水诗有着巨大的成就,但不受重视,其原因是受“诗圣”、“诗史”等传统研究思想束缚。     

论“凯乐体”战争诗及边塞诗

鼓吹乐曲本身具有军乐属性,其在出征命誓和还师凯旋两种重大军事仪式场合的礼乐应用,促使了魏晋以来命将出征、庆贺胜利等诗篇的生成,直接催生了"凯乐体"战争诗的生成。"凯乐体"战争诗及边塞诗,应用于出征则极力宣扬出战必胜的威仪,应用于凯旋则颂扬军威国威告捷献功。这类作品长期以来被当作歌颂侵略的非正义作品加以批判,是忽视了其"凯乐体"文体特征的内在书写要求。     

王昌龄妇女诗论略

王昌龄的妇女诗主要描写了三种女性:宫女、贵族妇女、民间女子。宫女诗多表现望君幸临和羡艳受宠的情绪;贵族妇女诗概括了女子的现实命运;民间女子诗多表现自由、欢快的感受。场景描写、民歌艺术是王昌龄塑造妇女形象的主要手段。王昌龄大致以宫女诗寄寓个人情怀,以贵族妇女诗传达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以民间女子诗表现诗人的理想境界。     

解构与建构——论毛泽东诗词的历史观

毛泽东诗词表现的历史观,有历史的发展过程:青年毛泽东主要直观解构旧历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的历史解构观进入了辩证否定阶段;同时,毛泽东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开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构,完成了辩证唯物史观的确立。但是,毛泽东晚年的历史观出现了二元对立矛盾。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沄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孳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