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乾隆年闻的杂谷事件

杂谷土司曾是清初嘉绒各部中势力最大的土司。乾隆年间发生的清地方官员灭杂谷土司的杂谷事件,不仅对第二次金川之役有一定影响,而且对“理番四土”土司的最后形成及嘉绒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都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介于两次金川之役之间的杂谷事件,无论耗时、耗资都远不及金川之役,所以一直未引起史家们的重视。本文在此拟对杂谷土司世系及杂谷事件的影响作一探讨,以期引玉之效。     

清乾隆朝大小金川善后政策形成过程考论

两次金川之役不仅是清乾隆朝的重要事件，战后施行的一系列善后政策更给两金川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第一次金川之役起，清廷上下便围绕战后如何在大金川地区施行有效治理，达到一劳永逸之目的而就善后政策进行讨论。至第二次金川之役，随着战争范围不断扩大，相关善后政策也逐渐着眼于整个两金川地区，政策内容也日趋全面。文章指出，乾隆朝大小金川善后政策形成于两次金川之役的全程，经历了从最初提出多种设想、不断修改完善到最终形成的过程，体现了随着战争不断深入，乾隆皇帝等人对两金川地区相关情形不断了解的过程。     

试论清代金川战争后大小金川人口的异地安置及其影响

清朝金川战争后,为了防止大小金川土司势力再起,维护嘉绒地区的稳定,清廷对两金川地区土司及部分民众采取了异地安置的措施。文章通过梳理清朝中央政府对两金川地区不同层次人员的异地安置史实,探讨异地安置政策对清朝中央和两金川地区的影响。     

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

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是清朝中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事件 ,它直接反映了清代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政策。两次对大、小金川的用兵 ,不仅劳民伤财 ,而且成为清政府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嘉绒藏区而言 ,战争是残酷的、不公平的 ,但是 ,在客观上保持了金川地区的稳定和统一 ,促进了民族交流和生产力的发展 ,加速了金川地区在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封建化进程     

“热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因应

五世热振活佛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内向"活佛,曾一度期望在国民政府的帮助下复任摄政,后被西藏地方政府拘捕,不幸圆寂。文章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和英国外交部档案,对"热振事件"前后国民政府对五世热振活佛的态度及治藏政策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试图弄清"热振事件"中一些被忽略的细节,从而辨析国民政府的最终抉择。     

第二次康藏冲突后的中英涉藏交涉研究(1919—1921年)

1919—1921年的中英涉藏交涉,是近代西藏面临外来侵略以来,中国在涉藏问题上为数不多的外交胜利,成功地捍卫了国家主权。我们将英国外交部与印度事务部档案与国内公开档案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外交官在此次交涉中展现出了优秀的外交能力,充分利用各方博弈,最终挫败了英国重开谈判以逼迫中国承认“西姆拉条约”的图谋。因此,对这一事件的重新梳理与厘定,无疑能够为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的学习与研究添加新的内容,其史学价值如何渲染都不会逾越事件本身所能够指涉的范畴。     

《六世班禅朝觐大事记》内府档案论析

南京博物院所藏清乾隆内府《六世班禅朝觐大事记》原本黄册,真实地还原了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那段难忘的历史,弥足珍贵。文章将其与《清实录》《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等文献资料相佐证,可知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对这一事件的重视,以及该事件对清朝政治、民族、宗教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深远意义。     

大小金川地区佛苯话语转变研究

位于藏羌彝走廊区域的大小金川地区存在较为典型的苯教传统与藏传佛教信仰共存现象。大小金川地区民间在历史上曾以传统苯教为主流信仰,清乾隆时期,经历大小金川战役后,在清政府的推动下发生了从苯教到藏传佛教格鲁派的话语转换。改革开放以后,苯教传统在此地区重新被回归到当地宗教文化视野,并发生与佛教的去界限化乃至混同。两次转变无论从转换发生的社会语境、转换的触发机制和转换形式与结果均存在本质上的显著差异。这种佛苯话语转换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行为与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语境需求相适应的结果,属于社会语境催生的宗教文化行为基于功能性所发生的调适。     

玉树哗变及其有关问题探析

玉树哗变是九世班禅大师返藏受阻玉树期间所发生的一次严重政治事件。文章根据有关档案记载和当事人的记述,对此次事件的处置情况、发生哗变的原因及时机选择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并对此次哗变所引发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评乾隆两度平定金川的实质

一、清政府两度征剿大、小金川之役概述清代乾隆年间,曾两度调动大军,征剿四川西北部大,小金川土司。这就是民间至今所传称的:“乾隆皇帝打金川”和史籍所载“乾隆初定金川”和“乾隆再定金川”,统称“乾隆平定金川之役”,先后共两次。     

西藏传统铜佛像制作工艺的另面观察——基于清宫活计档案记录的讨论

在清代宫廷造办处活计档案中,保存有关于铜佛像生产制作活动的许多翔实记载。其中,乾隆九年尼泊尔工匠进京是最有代表性的事件。由于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录,一些重要的工艺配方也因此而保留下来,可以看到"藏里"尼泊尔工匠将铜佛像制作工艺带入北京宫廷,也可以看到宫廷汉人工匠在铜佛像制作中的娴熟技艺和高超创作能力。虽然清宫活计档案所显示的铜佛像制作工艺面貌并非十分详尽,但却能体现藏传佛教铜像制作成熟时期的面貌。     

刘正强《新乡土社会的事件与文本——鲁县民间纠纷的社会学透视》出版

刘正强所著《新乡土社会的事件与文本——鲁县民间纠纷的社会学透视》采用主体性研究视角,选择婚姻纠纷作为研究当今中国民间纠纷现状的进路,从事件和文本两个维度比对分析纠纷的展开与当事人的博弈过程,以期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它所体现出来的乡土秩序,省思法律元素与地方知识在乡村治理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从而     

西夏律法档案整理与研究

西夏律法档案是指西夏制定的法典、规定及依据法典处理违法案件所直接形成的、有备查利用价值的文字材料.西夏文献的出土及编纂出版,使我们有幸目睹了种类齐全的律法档案的原貌,为更深入地研究西夏律法档案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因此,本文拟对西夏律法档案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并进而对其所具有的价值进行研究.     

满族珍档 瀚海撷贝——评魏启君的《十七世纪前中期汉语词汇研究》

魏启君博士的新作《十七世纪前中期汉语词汇研究--以顺治朝内阁大库档案为例》（后简称《研究》）,以满族入关后的内阁大库档案为对象,史料详尽,考据精当。作为官府正式公文,顺治朝档案记述了当时地方治安方面发生的大量事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万象,真实可靠。在涉及社会下层俚俗人物的陈述禀白的内容中,往往直录了大量的方俗口语,在社会历史和语言研究方面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价值。为推进满民族研究亦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笔者仅就民族学视域略加评论。     

一字之改 铸成大错

读译文《松区的地理位置》,[日]山口瑞凤文,杨元芳、陈宗祥译,载《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以下简称《研究》)。文中,原作者转引《金川琐记》云:“……自章谷循同一路线,依次为巴旺、巴底(巴拉克底)以及马尔邦。这些地方以及绥靖(促侵)与崇化皆座落于大金川河畔。”这段地理位置地名的记载十分正确。然而国人译者毫无依据     

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

“嘉绒”为藏族的一支,分布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黑水、理县、金川、小金、汶川、茂汶等县及雅安专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清代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嘉绒地区进行了两次金川之役。大小金川之役不仅是乾隆“十大武功”中耗时最久、耗资最巨的战争,而且给嘉绒地区带来了巨大影响。     

金川番屯的“再土司化”及其原因

金川之役结束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实施“改土设屯”,建立起兵民番练四种类型的屯田。改土设屯后的金川地区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内地化”态势,但原本受到严格限制的屯弁却随着屯番兵的频繁随征而逐渐获得世袭,屯守备不断扩张权力和权势,进而在清末民初控制了番屯各方面权力,因此被普遍视作“土司”。金川番屯“再土司化”的原因与屯制有关,但根源却是清朝统治者的藩部意识,造成行省体制与藩部体制在金川杂糅并存,使得占总人口70%以上的屯兵屯民等移民与屯番屯练因土地资源分配形成的空间区隔被固化,而番屯还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与土司制度相应的社会文化。     

甘丹颇章时期的水灾档案解读与研究(1790—1958年)——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藏文水灾档案为中心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藏文档案中不乏甘丹颇章时期的水灾档案文书,通过对这些藏文档案文书的解读研究,我们可以了解西藏水灾地理分布、诱发因素、时空分布等情况。此外,从噶厦与地方官员之间的有关水灾文书往来,可以看出甘丹颇章时期公文文种的范式、内容等,以此还可以管窥当时西藏行政公文运作方式。文章从西藏甘丹颜章时期的水灾档案中选取5件档案,采用文献考证、文本解读和内容解析等方法对档案原件进行内外延研究。通过档案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地区的灾情及应对策略进行分析研究,试图归纳水灾发生的因素、地理和时空分布特征,并以此概括18世纪90年代以来甘丹颇章政权采取赈灾措施的适应性,并进行水灾档案的分类解读。同时选用不同文种的档案,可以更好地归纳三大文种的拟制眷写与工作机制,从而折射出甘丹颇章时期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化过程。     

四川理县甘堡藏区清乾隆时二田契试析

清乾隆朝曾两次对四川西北藏区用兵，此即著名的“杂谷事件”与“大小金川事件”。事后推行改土归流或改土设屯，在一些原土司区设置土屯，委土屯守备等进行管理，称土屯制。迄至解放前夕，在理县及大小金川地区尚有１１个土屯。清初在土屯区仍保持封建领主制度，土地名义归朝廷所有，而由土屯守备代管并分与屯民耕种，不能进行买卖。解放以来，众多调查报告与著述均认为这一土地制度一直延续至１９１３年或１９３５年左右。近期在理县甘堡乡发现的两份以汉文书写的田契纠正了上述看法。从二田契可看出，在乾隆十七年改土设屯以后的３０年间，土屯区已有土地买卖行为。这表明当地的封建领主制已走向崩溃，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这一变化的根源在于其自身经济的发展与相邻地区封建地主经济的影响。     

民族精英、社会资本与动员能力:民族群体性事件组织化逻辑

民族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类型,精英则是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的关键.本研究运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和相关性分析定量研究方法,对不同类型民族精英的动员能力与其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精英与宗教精英的动员能力没有显著差异;民族精英的社会资本越大,其动员能力越强;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强,被动员参与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高.基于研究发现,我们认为,政府应建立制度化的机制,扩大政治参与渠道,吸纳社会精英合法参与政治进程,从动员逻辑上消除民族群体性事件被“三股势力”所利用并演化为恶性群体犯罪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