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关系研究

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运用安徽省1985—2009年数据,考察城市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在短期内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长期来看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化在短期内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长期来说这种负面影响逐渐消失,最终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政府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解析

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使用2011—2017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实证结果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政府建设主要通过遏制腐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同行政等级、地理区位、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城市,其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所不同,普通城市、中西部城市及高水平信息通信技术(ICT)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政府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显著缩小本地城乡收入差距,而且能抑制相邻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西北五省区1985～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倒U型关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政府的财政支持有助于缩小西北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而经济开放程度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则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提出了缩小西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应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和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运用1995—2014年31个省（市）的样本数据研究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贸易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相关,产业结构优化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贸易开放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交互项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负向因素;受教育程度、失业率、金融发展水平是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积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对比研究显示,东部地区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促进收入差距的扩大,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与收入差距负相关,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升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3—2007年重新估算的面板数据

城乡分组变化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利用控制分组不变的测算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再检验,并比较与统计值的差异。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在最近一个时期对估算值的影响有所改善;劳动力流动的确降低了原有分组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居民身份转换是统计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劳动力地区间流动对两类收入差距指标都起到部分缩小作用;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不利影响,经济开放、所有制结构、支农支出和教育等从不同程度上缓解了原有分组下的城乡收入不平等;一些应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如财政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对两类指标都未能发挥积极作用。     

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引入城镇化这一重要调节变量,实证分析了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1）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前提下,中国旅游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城镇化从总体上抑制了旅游产业集聚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减效应;（2）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中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则显著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2007-2016年的旅游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效应显著强于1997-2006年;（3）城镇化对旅游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同样呈现出不同的时空格局。     

文化消费、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以中国2008-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文化消费、区域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研究显示:(1)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显著缩小了我国各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但作用效果相对薄弱;(2)东、中部地区文化消费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较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则尚未发挥出来;(3)经济干预程度和文化产业人力资本水平则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文化产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区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而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干预程度均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人口红利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从人口红利的两个显著特征,高劳动参与率和总抚养比的下降两个途径提出理论假说。以中国1993—2012年的第二三产业总比重、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VECM 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受到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共同作用;在滞后期内,第二三产业总比重的增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房价与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间的互动规律

为厘清房价与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判断三者关系中所蕴含的矛盾、问题,构建了一个基于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通过该模型的估计、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发现：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房价有利于提升产业结构层次,但也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后者又会对房价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负面作用;在东部地区,房价和产业结构层次之间呈相互的正向促进关系,房价上涨也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过东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又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中部地区,房价上涨会降低产业结构层次并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又会对房价带来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地区,房价上涨有利于提高产业结构层次,但其幅度相对不足,进一步地,西部产业结构的升级却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直接抑制产业结构层次的提高。     

统筹城乡发展与体制创新研究

建国以来长期执行的“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一系列城乡区别对待的不公平的制度,致使农村长期处在严重被剥夺的境地,使得我国城乡发展严重失衡。本文通过对产生城乡差距原因的分析,得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体制创新,并分析了体制创新的途径。     

城乡协调——社会和谐的基础

中国的城乡关系是在政府行政力量干预下演进的,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科学发展观改变了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思路,认真落实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和新农村建设等,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安排,有助于扭转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现状及对策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是当前广大农民的现实需要,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与构建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我国长期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体制,造成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和城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到位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健全公共财政政策,改革县乡政府机构,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目前城乡统筹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建设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价值选择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本质是要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村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能够与城市共同协调发展,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等值不同质的现代生活。以等值不同质为取向增进农民福祉,是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树立大资源观,以增量资源为杠杆激活存量资源,构建平等、互动、共福的新型城乡关系。     

教育公平:破解城乡代际继承效应的关键——关于推进教育公平的思考

教育不公平是导致社会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教育不公平导致我们社会的富有者与贫困者的鸿沟不断加深,尤其是城乡之间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社会的"下层"无法向"上层"流动,社会弱势群体不断增加,并出现了定型化的趋势。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核心和前提,是破解城乡代际继承效应的关键,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内在要求。     

新时期农村法文化建构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法文化建构所面临的直接困境是现代法文化与传统法文化的冲突、城市法文化与乡村法文化的对立、西方法文化与东方法文化的背离，根本困境是农村日益发展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终极矛盾。文化演进理论是建构我国农村法文化的理论基础，文化利益、文化动力、文化和谐分别构成农村法文化演进的出发点、驱动点和归宿点。我国农村法文化建构的主要路径应是依赖于以农村社区供给为主体，以政府供给为引导，以农民供给为基础的多元分工合作参与机制的生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根本性的战略选择

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任务;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与必然;要抓住新农村建设和二元结构转换的机遇期与关键期,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积极面对和探析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推进实施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制度创新,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和谐社会构建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不和谐之处就是农村各方面的滞后,所以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就是加快农村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从而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一把双刃剑,处理不好则影响社会和谐,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合法权益受损、劳资关系紧张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尖锐对立,都对构建和谐社会构成了严峻挑战和极大风险。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解决好进城农民工遇到的各种问题,重视和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才能化解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步入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天地。     

黑龙江省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实施效果与对策研究

黑龙江省通过实施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对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黑龙江省实施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在经济发展、传统思想和政策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政府应采取加强管理和监督、提高政府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加快立法步伐等措施,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     

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生产要素流动及激励措施探析——以重庆为例

以重庆为例分析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单向流动的成因及其对城乡差距带来的影响,提出要实现城乡间统筹发展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并辅之以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生产要素合理地向农村流动,为农村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