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综述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已成为多个学科领域重点研究领域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前人通过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学理研究或实践总结,提出大量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历程回顾、研究范式、存在局限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观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质上在于政社关系,关键还在于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尤其在灾后重建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其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的深度,更直接影响社区灾后重建的结果,而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现基层社区的多元治理,则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     

社区空间再造: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推力——以武汉市J社区和D社区的空间再造过程为分析对象

社区作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既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和交往需要最基础的平台,也是各类社会组织和机构活动的场域,渗透着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在我国社区建设和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是形塑社区形态最重要的三极力量,三者力量的非均衡容易导致社区空间利用的无序状态,而通过培育社区组织对社区空间进行再造是解决无序困境的根本出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具有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化解乡村社会风险、重整乡村治理秩序、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助推乡村振兴等多重价值。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面临着主体流失、动能不足、制度缺失、价值偏移、社会资本匮乏等现实困境。要全力推动乡村组织再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再造主体动力、重筑组织再造物质利益基础、驱动组织功能再造、重塑组织再造价值理念与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社会资本构建与社区公共品供给：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行动逻辑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措施,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如何创新社区治理,以满足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与需求,是一个重大问题。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建构至关重要,如社会工作机构、社区自组织等通过社区服务提供、社区公共性建设、社区参与促进以及情感能力培育等路径,可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机制的实现。这也为破解我国当前基层治理的普遍困境提供了经验借鉴,当然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持续跟进。     

政府再造，公民社会浪潮与中国公共组织改革

公共组织是在社会公众隐含的、疏散的、泛化的委托授权下 ,作为单一的、长期的、非市场选择性的代理组织存在和运作的。“政府公共组织”与“民间公共组织”是两种基本的公共组织形态。现代公共组织变革与整合的基本趋向 ,简单地说 ,就是 :通过市场化、民营化的“政府再造” ,积极培育“公民社会” ,来建立“小政府 ,大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     

社会资本、现代化政府与政府再造

自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于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以后,社会资本的理论和实践引起了众多领域的学者的关注,并将其引入各自的研究领域,从而拓展了理论视角和理论深度。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审视政府再造,指出了我国以机构改革为主的政府再造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善治之道: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对传统的行政理念和模式提出了挑战,催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而社区治理为居民提供的非物质公共产品———社会资本,是善治的基本组成成分,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存量与社区中草根社会组织的数量成正相关,因此,草根社会组织参与下的社区治理是推动善治普遍形成的重要路径。本文首先对社区治理中草根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草根社会组织的参与促进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社会资本的增加是实现政府善治的必然要求。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学习型社会中的政府治理

中国当下的境遇呈现出现代性追求、转轨(从中央计划经济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后现代性三者的缠绕状态。现代科学知识和它支撑的国家威权一并衰落,导致伦理亏空、价值观丧失、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困难重重,社会冲突缺少化解机制,现代国家日益面临合法化危机。对话、交往以求在各种矛盾歧异的观念和意识形态中达成最大可能的“交叠共识”,以及从传统中寻求智慧才是可能的出路。这期间,个人和公民社会尤其是政府能做些什么呢?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府的构建就是新形势下寻求合法性的一种有效的努力。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功能阻滞及创新路径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有助于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伦理道德层次的提升、资源合理公正和高效配置以及我国公共政策的优化和有效.但现实中仍存在着社会组织社会资源不足,公益产权基础薄弱、政府管制苛严,社会组织独立性不强、社会组织专业能力缺乏,多元力量整合困难、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乏力,公信力不高等问题.因此,要提升我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实效,必须遵循国情为本、政府主导、渐次推进原则,清晰区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职能领域、协调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合理界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责任关系、建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信关系.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政府购买服务研究

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回归市场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政府购买活动便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政府治理理论是随着公共管理领域实践的变革逐渐兴起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质上反映的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走向,主要涉及公共领域的治理问题,特别是政府与各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体现了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关系,推动了政府治理现代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质上有效地转变了政府职能,使治理理论得以落实,治理主体多元化得以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以理顺。     

结构、行动与制度: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有效协同治理

在新的社会发展环境和社会治理变革中,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挥协同作用,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为进一步深化社区治理结构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正在实现从以政府管控为主的"社区管理"向党委领导、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转变。社会组织协同社区治理在活动领域、资源条件、运行机制、专业能力、价值取向等多方面面临着行动上的困境。为此,基层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国日益向好的国家宏观制度环境,积极推进基层政策和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深层次改革,加快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积极培育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尽快完善评估机制,健全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