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的影响研究进展与启示

城市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关系是城市系统人地关系在健康领域的一种现实表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乎城市公共健康的发展与管理水平,是健康地理学新近研究热点。论文基于地理学空间视角,从空间组织、空间格局、空间功能3个维度论述了国内外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身体活动影响的研究进展。结果表明,国外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① 理论与方法上,社会生态理论应用最为广泛,不断被修正和拓展。而基于移动-活动行为理论的建成环境与身体活动关系研究日益成为新视角。同时,一些复杂计量回归模型、空间回归模型得到较多应用。② 实证研究上,重点关注城市建成环境空间组织、空间格局、空间功能一系列特性对不同人群身体活动水平、类型的影响。空间组织上主要集中在交通组织、绿地网络等组织类型,以及可达性、连通性等空间联系的影响研究。空间格局上强调能级差异下建成环境要素集聚多寡,空间外部几何形态表征、指示对身体活动产生的相应影响研究。空间功能上多探究混合性、单一功能构成和主客观功能品质的影响研究。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学、城市规划学、体育学等领域,尚处于初步介绍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和少量实证研究阶段,缺少基于本土的理论提升及典型案例研究。最后,论文从理论、方法、实证上探讨地理学视角下未来研究重点：基于“天人合一”理念的理论提升;基于多源数据融合和时空计量的研究新方法;基于虚实交互空间和本土语境下的实证研究。     

基于活动视角的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框架

快速城镇化在改变城市空间形态与布局的同时也对公众健康产生了间接影响,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过程与作用模式的研究,一直是预防医学、地理学与环境科学等多学科关注的热点。以居民日常体力活动为中介变量,围绕“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健康关系”这一健康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方向,提炼了不同尺度建成环境与居民健康关系的概念模型与作用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成环境客观组织-居民主观感知-体力活动促进-健康效应产出”系统性研究框架,并从数据来源、研究方法、重点研究内容3个方面阐述了具体研究思路,认为通过居民活动识别空间利用与方案优化是未来微观尺度健康地理研究的重要结合方向,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与范式借鉴,同时也为相关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老龄化地理学的热点话题,仅从居住地视角探讨建成环境影响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偏差。为更精确揭示老年人日常活动所处场所建成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利用问卷调查等数据,基于老年人日常活动的时空模式及活动地建成环境特征,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对比不同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要素对广州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不同活动地建成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居住地与日常活动空间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模型伪R²最大,而维护性活动地与休闲性活动地能反映出仅考虑居住地视角下忽略的部分建成环境变量。由于老年人在不同活动地的停驻时长、频率和目的不同,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也存在差异,主要通过影响不同活动地相应的活动机会和出行环境产生作用。结论从老年人群日常活动的角度补充了时空间行为研究,有助于为老年主动健康服务供给与老龄宜居城市建设提供科学支撑。     

邻里目的地建成环境对老年日常活动机会的影响——基于感知和参与视角

老年人的日常活动水平与身心健康密切相关,且受到多种邻里目的地空间的复杂干预。但目前研究较少关注到老年人的活动机会特征和以邻里目的地为中心的建成环境范围。论文结合“城市人”理论,从老年人的生存、接触和社交等需求出发,以大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老年人对日常活动感知和参与数量的问卷调查数据,并选取商业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教育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作为老年人潜在接触的邻里目的地,借助聚类分析、线性回归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活动机会类型及其建成环境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日常活动机会可分为旁观型、目标型和活跃型3类;商业服务设施对活动感知、休闲娱乐设施对活动参与有显著影响;医院的环境适宜性对旁观型老年人、商场的空间区位条件对活跃型老年人分别存在较大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精细化地建设老龄友好城市提供新思路。     

城市轨道交通和建成环境对居民步行行为的影响

步行作为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和日常体力活动形式,其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公共健康研究的热点。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不足,且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对于自选择问题的控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2014年西安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匹配对照的准实验研究设计,通过自选择效应的控制,本文探究并区分了城市轨道交通及建成环境对交通和休闲步行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出行态度和偏好等自选择因素对个人步行频率具有重要影响。② 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自选择因素后,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步行频率。③ 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于步行频率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无论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模型中,均未发现密度的显著影响。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周边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但对休闲步行并不产生显著影响。④ 地铁对交通步行频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步行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为通过优化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和健康出行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勤通学的影响——以中国香港为例

步行是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也是体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代城市居民步行频率持续下降,相应地带来体力活动水平的持续降低,伴随着肥胖等慢性非传染病广泛蔓延,值得警惕。西方很多研究证实了建成环境(常以“3D”或“5D”等模型刻画)对步行行为的影响。基于西方的结论对于中国香港、北京和上海等具有与西方城市大相迥异的建成环境的城市是否适用?不同的人群由于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和生活节奏、习惯,其步行行为受建成环境的影响在方向、强度上是否存在差异?为解决上述问题,论文以香港为案例地,以职员和学生2类人群的步行通勤通学行为为研究对象,利用香港人口普查数据、Open Street Map数据以及中原地图数据等,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发现：①通勤通学距离是影响职员和学生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最重要变量;②以“5D”模型刻画的建成环境对香港居民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影响,与西方情境下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在香港,距地铁站的距离与职员和学生步行通勤比例相关性均不显著;③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勤通学行为的影响,在职员与学生两类人群之间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人口密度与职员步行通勤比例负相关,但与学生步行通学比例正相关。研究凸显了在“建成环境-交通行为”关系研究中情境(context)和人群区分(segmentation)的重要性。     

城市建成环境如何影响居民生理健康?——中介机制与实证检验

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的影响路径仍藏于黑箱中,且既有片段式分析多未考虑居住自选择问题。基于福州市社会调查,建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通过体力活动的中介作用,密度及多样性、道路通达性、形象维护管理、体育设施可达性均与生理健康自评值存在正向关联;前三类建成环境特征主要经由社会资本、犯罪活动、居住安全感对休闲型步行产生间接正向效应,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则受到实体要素直接影响;通过饮食行为的中介作用,提高健康食物可达性能有效减少罹患慢性病的种类数。即使规避了自选择干扰,上述建成环境特征依然对生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证明建成环境优化确是改善公共健康的可行途径,需在城市规划中兼顾体育和食物环境两项重点、硬件和软件环境两个层面。     

基于步行性与污染物暴露空间格局比较的建成环境健康效应——以南京为例

在雾霾问题日益严重的中国,通过提高建成环境的步行性以增加居民户外体力活动的同时,也会增加居民的污染物暴露度,最终的健康效应不一定为正。针对这一悖论,论文以南京为例,通过步行指数测度步行性,基于土地利用回归模型和插值模拟PM_2.5和O₃浓度的空间分布,在此基础上比较步行性与污染物暴露的空间关系,从而对建成环境健康效应进行评价。研究表明：确实存在高步行性但同时也是高污染物暴露的城市空间,这部分空间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在这些地区片面强调提高步行活动其实是存在很大健康风险的;城市郊区则呈现低步行性且低污染物暴露的特征,其健康效应亦难以直接判断;靠近城市中心但又距其有一定距离的大面积绿地周边地区呈现高步行性且低污染物暴露的特征,其健康效应为正;而城乡交界的半城市化地区容易成为低步行性且高污染物暴露的健康效应为负的空间。研究结果可以为精准制定健康城市的土地利用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生命周期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体力活动的影响

近年来,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体力活动的影响受到广泛的关注,但这种影响对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居民来说是否存在差异需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广州市居民划分为无子阶段、满巢阶段Ⅰ、满巢阶段Ⅱ、空巢期四个阶段,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研究建成环境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居民休闲体力活动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各阶段居民散步、中等强度、高强度休闲体力活动的频率和时间差异显著,但休闲体力活动水平无明显差异。（2）由于各阶段居民生活方式和休闲行为不同,建成环境对其休闲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各阶段居民都受到康体设施密度的正向影响。此外,无子阶段居民偏好多样化且中高强度休闲体力活动,因此受POI密度和交叉口密度正向影响较大。满巢阶段Ⅰ与满巢阶段Ⅱ的居民受到家庭束缚较大,受建成环境影响较小。空巢期居民偏好于散步,受土地利用多样性的正向影响较大,土地利用多样性高的地区,空巢期居民出门活动的几率更高。考虑到各阶段人群特征及需求差异,应采取差异化的建成环境改善措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供给。     

社区分异视角下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影响——以合肥市为例

选取合肥市为案例地,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不同类型社区中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休闲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社区中,老年人的休闲活动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休闲频率最高,公租房社区最低;大部分老年人休闲活动频率为每周≥3 d,且以散步、跳广场舞、打牌等低强度活动为主。2）在感知建成环境变量中,对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感知与单位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存在正相关;而对社区治安的评价仅对居住在单位房社区的老年人表现出积极影响;居住在公租房社区中的老年人对社区交通便捷度的感知与其日常休闲行为间存在正相关。3）在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土地混合利用度与老年居民日常休闲行为的关系在单位房社区表现为正相关,但在公租房社区呈现负相关;离最近公交站距离越远,商品房和公租房社区老年人的日常休闲行为频率越低;交叉路口的密度对老年人日常休闲行为的负向影响仅表现在单位房社区。4）建成环境对不同休闲频率的老年人表现出差异化影响,单位房社区中,社区治安、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和土地混合利用度对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负向影响,对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产生正向影响,而交叉路口密度的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商品房社区中,社区整体步行环境的满意度与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负向关联,与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呈正向关联,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与二者的关系恰好相反;公租房社区中,低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与社区交通便捷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与土地混合利用度和到最近公交车站的距离呈正相关关系,而中等休闲频率的老年人正好相反,高休闲频率的老年人仅受到社区交通便捷度的积极影响。     

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生理健康的影响

伴随着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肥胖及其引致的慢性疾病已成为中国严峻的社会问题。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空间兴趣点POI、道路网等数据,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生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并通过倾向值匹配法控制自选择机制的干扰。研究发现：① 高密度的土地利用对居民总体的身体健康状况具有负向影响,而功能混合、支路网通达的城市肌理、以及充足的健康设施在降低身体质量指数BMI、抑制超重和减少慢性病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② 各类建成环境特征对中高社会阶层的影响集中在主观的健康感知,对中低阶层人群的影响则主要作用于客观的健康指标。③ 小尺度范围内的建成环境与中低阶层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但这一规律在中高社会阶层并不明显。本研究证明了主动式空间干预手段在促进居民生理健康过程中的有效性,进而就建成环境的优化策略提出了初步建议。     

建成环境与青少年步行通学的非线性关系——基于极限梯度提升模型的研究

步行不仅是一种原始、便捷的交通方式,同时也是体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公共健康、改善交通拥堵和减轻污染排放等均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城市居民步行比例持续下降,体力活动水平日益降低。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体力活动的缺乏将导致肥胖等慢性非传染病,为其将来发展埋下巨大的健康隐患。如何通过对建成环境进行干预,提高青少年步行通学比例,从而提高其体力活动水平,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既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大部分已有研究以西方城市为案例,很少研究关注中国城市;第二,绝大部分既有研究基于线性或广义线性的假设考察建成环境对步行通学的影响,很少研究关注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鉴于此,论文以厦门岛为案例,基于极限梯度提升模型,考察青少年家和学校建成环境对其步行通学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通学距离是影响青少年步行通学最重要的因素,其相对贡献接近4成(39.99%);② 建成环境(以5Ds模型表征)作用显著,家、校建成环境相对贡献合计达36.28%,超过社会经济属性(23.73%),离市中心的距离和道路交叉口密度等变量具有重要作用;③ 全部建成环境变量和主要社会经济属性变量均与青少年步行上学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存在明显的阈值效应。研究为城市决策者关于提高青少年步行通学倾向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启示。     

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碳排放的影响——以开封市248个居住区为例

居住区是居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空间单元,其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核算居民各类出行碳排放,通过POI抓取、空间句法、网络分析等方法识别开封市主城区成规模的248个居住区的建成环境特征,借助核密度和GWR等方法剖析居住区尺度居民各类出行碳排放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城市内部居民出行碳排放空间差异显著,居住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问题突出,外圈层快速扩张区域应作为城市碳减排工作的关键区域;② 居住区尺度能较好地揭示建成环境对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路网设计、建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等因素对各类出行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差异较大,作用强度亦存在不同方向上的空间渐进规律;③ 根据出行碳排放结构及其对应的建成环境指标可识别出外层高密度欠通达低混合型居住区碳排放水平较高,内层低密度高通达高混合型居住区碳排放水平较低。研究结果可为居住区空间重构和城市碳排放的分区规划与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上海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

伴随中国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由此引起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基于上海市区的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检验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重,可以减少小汽车通勤方式的选择,而就业地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相对较弱;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这些结论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来优化居民通勤结构的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启示。     

建成环境对居民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来自郑州的实证研究

绿色消费意愿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活方式转变提供新视角。而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化,忽视建成环境的影响将低估城市规划和空间调控的作用。因此,本文基于郑州市大规模实地调查数据,采用EIO-LCA方法、特尔菲法和李克特量表法测算绿色消费意愿,并将社会经济属性、态度偏好和建成环境逐次纳入模型探讨建成环境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① 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生活类设施（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和到公交站点距离）正向影响绿色消费意愿,休闲类设施（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和商场可达性）负向影响绿色消费意愿。② 建成环境与社会经济属性、态度偏好交互后,休闲类设施和社会经济属性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作用增强,而生活类设施和态度偏好的影响作用较稳定。③ 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呈现“目的导向性”和“由远及近、由外及内”的规律。即一方面建成环境对绿色消费意愿的影响作用因消费目的而变化,另一方面居民在生活消费时优先考虑基础设施条件。以上研究结果为低碳城市建设和行为方式转变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北京城市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和居住安全感的影响

犯罪地理学领域存在“街道眼”理论、防卫空间理论、破窗理论、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等多种观点,但在开放与封闭谁更有益、设计与管理谁更重要、以及客观犯罪行为与主观安全感知的影响机制差异等问题上仍有争议。本文整合北京市的大样本调查、刑事案件及空间数据,系统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和居住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社区出入控制有助于提升居住安全感,并能抑制小尺度上的犯罪活动,但封闭式居住小区存在犯罪现象的“挤出效应”,无法有效削减较大空间尺度上的犯罪总量。② 人流活动密集、城市功能集中、可渗透性较好的开放性空间对增进居住安全感具有正面影响,但由于为罪犯提供了更多作案对象和逃逸机会,助长了犯罪活动的发生。③ 城市环境的管理维护比设计建设环节更能增进居住安全感,也是在较大尺度上阻遏犯罪行为的关键手段。     

社区建成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基于居民个体超重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超重和肥胖问题开始显现,严重影响到居民的身体健康。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全国抽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个体超重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社会经济属性后,提高社区人口密度或设施可达性、缩短居民到公交站距离,可以通过减少个体机动化出行倾向而间接降低超重的可能性,但对超重的直接效应及总效应为正。这一结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因此制定健康政策需要基于中国自身国情和规律,在建成环境方面应重点提高室外空间可步行性和休闲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