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的政区位势理论与模型构建——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尚缺少系统的理论解释和方法测度。为了深入地探究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本文提出并界定了政区位势理论,构建了政区位势的测度模型,并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① 政区位势是由位能（行政区地域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和势能（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级别的竞争力）构成的概念,行政区划调整可以改变一个地区的政区位势,从而改变其发展的动力和路径;② 由土地管辖权、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能力、财政分权度和行政分权度等变量构成的重庆市政区位势测度模型可以反映重庆市行政区划调整给其政区位势带来的变化;③ 实证检验得出政区位势提升对地方经济绩效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④ 科学合理地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该地区整合要素资源,优化行政管理幅度,提升其政区位势,进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区位势理论和模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区域效应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为各地区行政区划调整规划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可作为行政区划调整效应评估的实用方法。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以重庆市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改变政区的位势和发展轨迹,重塑城市发展活力和区域发展格局。政区位势的测度可以较好的评价行政区划调整的效能。建立基于生产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重庆市为案例,测算其设立直辖市前后的政区位势及其区划调整的相对区位势能,以探析影响政区位势变化的机制。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该地的交通通达度、资源控制能力及综合发展规模有关;②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变化具有正向作用,但该影响效果具有滞后效应;③ 设立直辖市对重庆市而言不仅意味着行政级别的提升,政区位势也不断上升,相对区位势能均大于1,但该提升幅度正从快速优化趋于平缓发展。     

成德绵地区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耦合的时空演化与优化路径

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支撑,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深入探究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时空耦合关系与优化路径,有助于制定区域一体化发展政策。本文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基于政区位势模型、行政区经济模型和位序规模理论,定量识别2005—2018年政区位势与行政区经济的耦合与空间演变,并从体制机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等角度提出优化路径。研究表明：① 成德绵地区政区位势和行政区经济分别经历了“沿交通线轴向扩散”和“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演化过程。② 根据政区位势位序规模相对于行政区经济位序规模的耦合关系,将政区耦合类型划分为位势靠前、区划适应型,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位势落后、区划适应型,位势落后、区划约束型。③ 研究区耦合类型表现为“位序落后型收缩-区划适应型增加-位势靠前型主导”的演变特征,位势靠前、区划约束型占比最高（45.0%）,市辖区和北部外围政区发展潜力大幅提升的同时,三市交界处行政区经济约束相对较强。成德绵地区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未来应结合不同政区类型的实际情况,通过增强政府间合作、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转变政府职能和审慎稳妥推行行政区划调整工作等方式,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下“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定量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以成德绵地区为例

“行政区经济”作为行政区划框架下自身发展和区域竞争相互作用的经济运行现象,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深远。论文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构建基于“行政区经济”函数和改进潜能模型的“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以成德绵地区为例,定量刻画其2005—2018年“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期内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历经“累积上升—快速下降—波动起伏”3个阶段,行政区划对经济一体化的刚性约束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区域一体化态势明显;② 2009年是其变化的拐点(峰值),各阶段“行政区经济”约束强度变化与政策以及行政区划调整耦合性较强,“行政区经济”测度模型具有较好适用性和合理性;③ 2005—2018年间研究区“行政区经济”类型结构具有阶段性稳步降低的特点,高强度型和60%的中强度型政区转为较低强度型政区,较低强度及以下类型政区占比由51.7%提升至91.4%,表明“行政区经济”的约束强度明显降低,区域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④ 成德绵地区“行政区经济”空间格局经历了“中心极化—中部辐射递减—外围塌陷”的过程,研究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且效果显著,推动“行政区经济”重心向南偏西3°方向位移10.08 km。未来还需通过改革行政组织结构和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等途径优化体制机制,弱化行政区划约束,构建良好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行政区划调整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演变的影响——以广州市南沙地区为例

行政区划调整是推动地方发展与重构空间权力的重要策略,但现有研究缺乏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机制的关注.文章以土地利用为研究对象,选取广州市南沙地区为研究区域,梳理其自1992年以来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对其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演变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影响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通过行政资源在空间上的布局直接与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其中,直接影响通过政区类型、隶属关系、等级权限、组织体制等行政资源与体制在空间的布局调整而产生影响;间接影响是行政区划通过对城市发展动力、经济发展模式、其他空间政策、行政主体以及市场主体等其他因素而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产生影响.     

行政区划研究的地理学支撑与展望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现实影响

采用边界稳定系数、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等方法,对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在政区规模方面,省级政区规模呈持续变动的特征,当前规模总体小于历史上实施“三级制”的多数朝代;(2)在划界原则方面,“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始终是省级政区划界的重要原则,当前省级行政区划“犬牙相入”的特征更加明显;(3)在边界稳定性方面,中国省级行政边界呈整体变动与局部稳定并存的特征,当前中国省级行政区划设置与清代(1820年)高度相似;(4)在影响效应方面,省界附近县级政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非省界地区,省级政区的长期稳定正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建议从行政层级、政区规模和行政体制等方面对省级行政区划进行系统改革,高度关注“市制”改革问题,推进行政区划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县级行政区划规模偏小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影响

县级政区是国家治理的空间基础,该文基于行政区划视角,通过县级行政区划的属性分析,发现县级行政区划规模偏小是制约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出问题,县级政区过多、过小阻碍中小城市的正常发育,中小城市发展迟缓加剧了城镇体系的不协调和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主要原因有：辖区面积偏小造成县(市)资源配置能力较弱,管理幅度较大增加了组织管理的复杂程度,行政边界较多抬高了生产要素的流通成本。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合理确定县级政区规模,推进小县合并,缓解县(市)内生发展动力不足问题;适时推进建制转换,积极培育中心城市,缓解中等城市发展能级不足问题;有序开展体制改革,理顺行政管理体制,缓解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问题。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后,运用泰尔指数、重心轨迹、热点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省内差异不断缩小但省域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西北—东南方向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动态演化格局变化不大,历年重心较为稳定,但空间关联范围和离散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从空间的集聚特征来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渐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苏南、浙北等地区集聚,冷点区稳定分布在皖北、皖南和浙南。③ 影响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特征的各因素均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主导着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人口集聚效应对邻近城市城镇化协调水平提升更加明显,充分发挥城镇化高协调区对低协调区的带动作用,实现长三角地区均衡发展。     

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体系构建

中国的区域发展面临跨政区整合及其协调机制重构的挑战,区域发展的冲突和矛盾在"行政边界地带—地方政府—跨政区协调"这一主题下交织和渗透,并在行政边界地带被聚焦和放大,行政边界地带成为跨政区矛盾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该文聚焦于国内外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的研究成果,构建了行政边界地带跨政区协调体系。地方政府、企业机构、当地居民和民间组织构成跨政区协调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技术途径、组织途径和社会途径等方式,通过冲突、边界共生资源开发与利用、多边经济合作与竞争、边界生态环境治理等议题展开边界协调讨论。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effect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re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a critical way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timely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a major step to reconstruc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I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ARPE) model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DA) under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teraction,spatial field energy model and power exponential func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influence of an administrative re-g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administrative resources,and the potentia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2) The growth rate of ARPE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10 to 2015 was 20.7％ compared to the period 2005 to 2010,and the potential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creased to 3.05％ from 0.21％ before the "cancelling"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of Chaohu.(3)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usefulness of ADA can not only distinguish the complex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social development,but also accord with re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The ARPE focuses on the both region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thereby serving as a reference for ex-plaining and evaluating adjustments to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t the macro-and mi-cro-scales.     

基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

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地域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7月, 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撤销巢湖市, 将其一分为三, 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 合肥、芜湖两个核心城市从此相互毗邻, 合肥-芜湖双核结构是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空间结构形式, 其空间整合面临着新的机遇、模式与路径。运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方法, 以及双核结构原理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进行分析。提出在不同时期可以分别采用轴线模式、双核模式、“T”型模式和扇面模式, 采取打破行政区界限的刚性约束、加强双核轴线整体规划、扩大产业整合力度、发挥双核中间城市的比较优势、整体推进合肥-芜湖发展轴建设等措施。     

城市管治、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以常州市区为例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     

1949年以来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演变格局与成因分析

东北地区是中国北方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地理和文化区域。建国以来,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分为以下5个阶段：1949~1955年,省级政区大调整阶段;1955~1969年,省级政区稳定,地级、县级政区频繁分合阶段;1969~1979年,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归东北三省阶段;1979~1996年,地级、县级政区调整频繁阶段;1997年至今,行政区划调整较少、以县市改区为主,政区相对比较稳定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历史文化、自然地理和政策标准等因素对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格局与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分析了目前东北地区行政区划不同层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行政区划调整的优化路径。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的理论创新与应用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和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也是中央政府统治和管理全国各地的有效手段,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就“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的论断进行多视角的分析,提出“行政区划资源论”这一全新的理论解读。分别从空间、权力、行政和政策角度探讨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并从行政资源的空间配置、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权力资源的空间整合、空间资源的优化重组和政策资源的空间载体等多个角度剖析行政区划的资源效应,最后提出应当将“行政区划资源论”这一新论断积极应用至主体功能区规划、空间规划、空间治理体系建设等实践领域,完善目前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的思路与要求,建立健全与国家发展战略及综合配套改革相适应的行政区划体系和管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