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面源污染背后的农户行为——基于山东省昌乐县调查数据的面板分析

基于2006—2010年山东省昌乐县调查数据,分析影响农户化肥和农药支出行为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化肥、农药的支出和其经营收入正相关,和经营土地面积、常住人口数、受教育程度负相关;随着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家庭常住人口的不断减少,化肥和农药支出强度将继续提高,农业面源污染会进一步恶化;提高土地经营规模、提升农户教育层次有助于减轻农业面源污染。     

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英文）

本文借助2000–2018年中国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驱动-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区位商测度城市旅游经济的相对集聚水平,进一步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非线性关系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的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环境承载力均呈现增长趋势,但旅游环境承载力存在阶段波动特征;26个城市的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环境承载力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的作用关系。本文从旅游产业集聚视角探讨旅游环境承载力提升和调控路径,有助于地方政府有效统筹旅游产业集聚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中国旅游发展减贫效应研究

发展旅游业作为一种有效的减贫手段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急需科学评估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以便为制定切实可行的旅游扶贫政策提供借鉴。基于中国2000—2015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评价了各地区旅游发展水平,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门槛效应。(2)减贫效应存在"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的变化特征。(3)随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具有逐步收敛的边际递减特征,其中旅游发展水平处于低区段时的减贫效应最大,中低区段的减贫效应次之,中高区段的减贫效应不显著,高区段的减贫效应进一步缩小,总体呈倒"J"型。基于此,提出了充分发挥旅游减贫效应的对策建议。     

农机投入对农业GTFP影响及门槛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

按照粮食的产销情况,将全国划分为3类粮食功能区域,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农机投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及门槛效应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机投入对农业GTFP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农机投入对粮食主销区农业GTFP提升的促进作用最大,粮食产销平衡区次之,粮食主产区最小;农机投入对农业GTFP的影响路径亦存在区域差异,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农机投入通过促进农业技术效率和农业技术进步进而推动农业GTFP提升,粮食主销区的农机投入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推动农业GTFP提升;农机投入对粮食主产区农业GTFP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对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农业GTFP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     

新疆和田地区耕地面源污染生态风险评价

随着化肥、农膜等在农业生产中的过量投入,耕地面源污染的程度随之加重。文章选取塔里木河流域上游和田地区为研究区域,依据P-S-R框架理论,构建和田地区耕地面源污染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加入土壤理化数据,使用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对和田地区1980 年及2016 年耕地面源污染状况进行生态风险评价,运用耕地生态风险模型、生态风险转移矩阵、Arcgis分析和田地区耕地面源污染时空分异状况。研究结论如下：和田地区1980 年耕地生态风险等级均为II级或III级,呈“中间高,两侧低”分布;2016 年耕地生态风险等级上升至IV级或V级,呈“倒W型”分布,各县耕地面源污染程度较1980 年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其中墨玉县和于田县在2016 年耕地生态风险等级达到最高的V级,而民丰县因自身生态环境的强脆弱性,同样需要提高关注。根据面源污染“从源头治理”的原则,应切实推进和田地区耕地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提高政府重视程度,增强技术指导,开展试点工作,改善和田地区耕地面源污染现状。     

基于污染足迹模型的湖州市农业污染评估

太湖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呈现严重恶化趋势,农业污染物的排放是太湖流域水体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业污染物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的生产过程,不同于以往分开论述三者对水环境的影响,本文基于全国第一次污染普查数据,运用污染足迹模型定量分析了湖州市农业面源(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对水环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生产产生的污染物对水环境的影响排序为:磷>氮>有机物;(2)各农业生产类型对水环境的影响排序为:水产养殖业>种植业>畜禽养殖业;(3)湖州市各区县对水环境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通过对湖州市农业污染足迹评估,可以明确地提出哪种污染物类型、农业生产类型和区域是湖州市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重点。研究结果可以为太湖流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空间面板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的就业效应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该文基于中国2004-2011年高技术产业的省级面板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就业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就业水平与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即产业集聚达到门槛值之前,集聚对就业水平具有正效应,但跨越门槛值之后,随着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就业水平会呈现下降的趋势。此外,分行业高技术产业的门槛值不尽相同,相同集聚程度下,不同产业可容纳的就业量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旅游产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选取2005年~2014年全国31省份的数据作为样本,分别使用DEA法测算旅游业效率、运用区位熵法衡量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其次基于面板数据对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业效率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如下:(1)中国旅游业效率、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整体上呈现递增趋势,但是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旅游产业集聚对提升旅游业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对全国旅游业效率的提升产生正向效应,而单一的旅行社、旅游饭店的数量增长对提升全国旅游业效率表现为负向效应;(3)从各区域看,旅游产业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旅游业效率都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并且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一;(4)进一步研究发现,旅游产业集聚对促进旅游业技术效率、旅游业规模效率的提升都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对推动旅游业规模效率的发展效果明显优于对旅游业技术效率的作用,表明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业效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促进旅游业规模效率值的提高这一途径来实现。根据以上结论从旅游企业、政府两个角度提出提升旅游业效率的发展策略。     

基于面源污染约束的玉米生产效率及其时空差异

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了2006~2016年中国20个省份玉米生产效率并分析了其时空变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东北区、黄淮海区和蒙新区玉米生产效率较高,但山东和辽宁效率值低于0.90,区内省际间差异较小;长江中下游区、西南区和西北区效率较低,但安徽、重庆、山西和甘肃效率值高于0.90,区内省际间差异较大。玉米生产效率总体上呈降低趋势,两极分化呈先缩小后扩大趋势,低效率地区数量显著增加。近3 a四川和贵州用工投入可缩减比例超过15%,辽宁化肥投入可缩减比例超过10%,吉林和黑龙江资本投入可缩减比例超过5%。总氮和总磷排放强度过高是各省份玉米生产效率降低的普遍原因,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总氮可缩减比例达60%以上,宁夏、陕西和湖北总磷可缩减比例达50%以上。应通过水肥管理减少农田尺度肥料损失,通过布局调整和结构优化控制区域尺度肥料流失。东北区和黄淮海区应重点控制灌溉引起的磷肥排水损失和氮肥淋溶损失,西南区和长江中下游区重点控制暴雨径流引起的氮磷流失,西北区和蒙新区重点通过节水灌溉减少肥料流失。     

中国市域工业污染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工业污染和劳动力空间分布的演化特征及内在联系,继而将地区收入水平和工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研究工业污染对劳动力集聚影响。结果表明：①工业污染和劳动力的重心在移动方向上背向而驰,工业污染重心整体向北移动,劳动力重心整体向南移动,工业污染与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与二者相应的重心移动轨迹相契合。②工业污染会造成劳动力集聚水平降低,且随着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高污染水平导致劳动力集聚水平下降的现象愈发明显。③以工业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时,工业污染对劳动力集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全国和东部地区劳动力集聚水平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特征,中部地区为逐步升高的正向效应,西部地区则是逐步降低的负向效应。     

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对中国地市尺度工业SO2排放的影响

集聚外部性是集聚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重要机制,不同的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具有不同的污染排放行为和减排效果。以中国285个地市工业SO₂排放为例,依据集聚经济理论,将集聚空间组织型式细分为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度、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非相关多样性等不同类型,在系统分析工业SO₂排放与集聚空间格局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不同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对工业S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工业SO₂排放强度与工业集聚密度在空间上具有非对称性,污染排放强度西高东低,工业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多样性、相关和非相关多样性为东中高西部低;② 工业集聚对工业S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集聚密度、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水平的上升有利于本区域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但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会提升本区域的工业污染排放强度;③ 提高集聚密度、引导企业集中布局有利于工业SO₂排放强度下降,多样且关联的产业组织结构有利于污染减排,而专业化和非关联产业的集中会提高污染排放强度;④ 集聚型式对工业SO₂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和城市规模上的异质性,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对中西部污染减排的作用比东部明显,专业化和非相关多样性不利于东中部地区的污染减排;城区人口规模20万以下的小城市提高集聚密度、减少多样性特别是非相关多样性更有利于污染减排;城区人口规模20~50万的小城市和50~100万的中等城市,提高企业的地理接近度和多样性水平特别是相关多样性水平,有利于其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城区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提高集聚密度和产业多样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污染减排,但其减排效果因拥挤效应而明显下降;⑤ 进一步降低工业SO₂排放强度,需要走集聚化道路,坚持提高集聚密度,因地制宜引导企业集中布局,着力提高产业在关联基础上的多样性水平,加强区域间联防联控,重视区域间的产业联系与环保合作。     

灞河流域非点源污染最佳管理措施模拟研究

运用SWAT模型对水土保持、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减少表层土壤施肥量比例、退耕还林及综合措施对于不同非点源污染在灞河流域的消减效果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1)水保措施对N、P、DDT的削减效果最高可达44.4%,相对而言对于溶解磷的削减效果不是很明显。(2)减少施肥量措施对溶解P、总P、NO3-N的削减率相对较高,而对于其它指标的削减效果不是很明显;减少农药施用量措施对DDT的削减效果较好,削减率可达50.92%。(3)减少表层土壤施肥量占总施肥量的比例措施对溶解P、总P的削减效果较为明显,而对于其它指标的削减效果不是很明显。(4)退耕还林措施对于各项指标都有着明显的削减作用。(5)综合措施对于各项指标均有着很好的削减作用,总体看来综合措施可大大减少流域内的非点源污染负荷,对于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可起到巨大的作用。研究为灞河流域非点源污染最佳管理措施的实施提供了明确实际的决策支持。     

中国环境污染源的区域差异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基于339个地级行政单元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年环境污染物排放和社会经济截面数据,选取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及污染源结构指标,定量研究中国339个地级行政单元环境污染源的空间分异和集聚效应,解析环境污染源及排放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污染防控措施与综合治理建议。结果表明：① 环境污染源结构区域差异显著,水环境污染源以农业源主导型、城镇生活源主导型、城镇生活和农业源复合型为主,三者比重分别为35.40%、33.92%和25.66%,农业源主导型排放强度最高,主要分布于华北和东北地区;大气环境污染源以工业源绝对主导型为主,其比重为74.63%,分布于除青藏高原区的广大区域。② 农业源主导使水污染物集聚式排放加剧,工业源主导则促进了大气污染物集聚式排放,特别在环渤海及其经济腹地区域,污染源结构强化了污染物排放的空间集聚效应。③ 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是污染物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以人口规模影响最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模型中呈现不同的影响效应,对工业源主导型区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呈正向影响,而对城镇生活源主导型区域的水体污染物排放具有抑制作用;工业化程度对工业源绝对主导型区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正向影响显著。     

生计多样化背景下种植业非点源污染负荷演变

依托三峡库区典型村农户访谈数据,基于收益最大目标决策框架,设定农村转型发展中3种农户生计类型情景：农业主导生计、兼业转向生计和非农主导生计,解析种植业产污负荷随主导生计非农转向的演变特征,探讨主导生计类型转向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样区耕地经营现状呈自耕、流转与撂荒并存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且表现出“入”小于“出”的特征,不同农户家庭类型间实际人均耕种规模为“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劳动力家庭”;② 种植业单位面积产污负荷中,“半劳动力家庭”最高,“劳动力家庭”次之,“无劳动力家庭”最低,“劳动力家庭”内部又随劳动力人数增加呈先增再减趋势;③ 样区农户生计类型由农业主导向非农主导转型过程中,种植业产污负荷最大减幅达72.01%,兼业转向生计情景下削减幅度为19.61%~29.85%,非农主导生计情景下减幅为35.20%~72.01%,但TN、TP的减量特征并不一致;④ 劳动力配置与生计来源“非农化”促使农户主导生计类型向非农转化,生计非农演变的潜在农户收入/福祉权衡亦驱使生计决策转向非农化,不同农户家庭类型对生计转向的敏感程度表现为“劳动力家庭”>“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⑤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创新新型工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山区农户生计类型进一步向非农转变,而这一过程又将促使种植业产生的污染负荷量进一步减少,要大幅削减种植业产污负荷,就必须制定有助于山区农户生计非农化的调控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空间效应及其变化——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FDI(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国内外研究的重要话题,但相关文献多为静态研究.本文认为FDI的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即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或挤出效应,随着FDI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而变化.利用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对城市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随着FDI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技术溢出效应的变化呈扁S曲线:初始,FDI对内资企业表现为明显的挤出效应;3～4年后,逐渐由挤出效应向溢出效应转变;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溢出效应减缓下降,最终表现为不明显的溢出或挤出效应.此外,对不同所有制的内资企业,FDI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不同.     

五华河流域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识别

非点源污染是亟待解决的水环境问题之一,确定非点源污染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区和风险路径是解决非点源污染问题的关键。引入景观生态学中的最小累积阻力模型,以高污染负荷的耕地、建设用地为“源”,运用表示下垫面产流性质的地形湿度指数和CN值构建阻力面,对五华河流域的非点源污染高风险区和风险路径进行可视化识别和分析。结果显示：① 在下垫面产流作用下,五华河流域低产流区主要分布在流域西南部,高产流区呈“人”形贯穿全流域。②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能够有效识别流域内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五华河流域非点源污染高风险区分布于迥龙、田心、龙母、铁场、登云、通衢、鹤市、紫市、岐岭、华城、转水、潭下、水寨等地的河道两岸,以耕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与建设用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风险路径在空间分布上差异较大。③ 耕地对五华河水质的影响大于建设用地对五华河水质的影响,耕地中的富营养物质和沉积物更容易随地表径流进入受纳水体。④ 流域尺度上治理以耕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应在邻近耕地的河流两岸建立一定宽度的植被缓冲区,治理以建设用地为“源”的非点源污染宜围绕关键源区进行治理。本研究为非点源污染风险区和风险路径的识别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为进一步开展非点源污染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流域非点源污染模拟研究--以滇池流域为例

流域的水质管理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数学模型以其定量计算和动态操作在流域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利用美国EPA开发的HSPF(HydrologicalSimulationProgramFortran)模型,选取云南滇池流域作为案例,给出非点源污染模型流域水文水质的模拟过程。首先在子流域划分的基础上,完成数据库的建立。参数估值主要依据流域性质、先前经验值、其他模拟研究和文献中的取值。参数优化、模型校正和模拟验证是采用流域河流出口流量和污染物浓度值完成。最后用校正后的模型计算了滇池流域河流入湖流量及各子流域污染总负荷量与非点源污染负荷量。     

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基于增量的演变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数据的传统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多以行政区划为空间统计单位,难以体现产业的空间连续性。数据开放平台上企业数据集的出现,使得基于微观层面的产业集聚研究成为可能。本文收集了2008-2014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工商登记数据,采用基于距离的指数体系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2008年珠三角制造业集聚特征及2008-2014年基于增量的制造业聚集演变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为：①珠三角区域制造业沿西北—东南向集中分布于深圳、佛山、广州、东莞、中山5市,周边各市制造业密度相对较低;②集聚程度与行业属性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程度最高,资本密集型行业分散程度最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微弱集聚水平,而资源密集型行业无明显集聚或呈分散特征;③2008-2014年新增企业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不同城市变化趋势差异较大,其中深圳市新增制造业企业逐年减少,东莞、中山等市新增制造业企业上升趋势明显,其余各市维持平稳或缓慢增长。新增制造业企业重心存在从深圳逐渐向东莞、中山等市转移的现象。新增制造业企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占比有所降低,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数量有所上升,集聚指数亦表现出相同趋势,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发生结构和空间演变。     

Impact of cultivated land fragmentation on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agricultur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

Systematically revealing the impact of cultivated land fragmentation(CLF) on the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AS)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na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second national land survey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study has explored the impact of CLF on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agricultur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 Theil index, ordinary least square model and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1)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LF in China is obvious,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fragmentation index is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by increasing pattern from northwest to southeast.(2) Spatially,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AS in China has formed three high-value clusters in the Northeast China Plai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middle of the Middle-lower Yangtze Plain; and the low-value contiguous areas centered on the Yunnan-Guizhou Plateau and the Sichuan Basin and surrounding regions, with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The contribution of grain crops, economic crops, and vegetables and melon to the level of AS was 74.63%, 9.09%, and 16.28%, respectively, and the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geographical aggregation dominated by grain crops has primarily taken in shape.(3) CLF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S, and every 1% increase in the degree of CLF will result in a decrease of about 0.2% in AS. However, the impact of CLF on the geographic agglomeration of different crop categories or groups varies significantly. Among them, CLF has a prominent impact on the specialization level of grain crops and vegetables and melon. Each 1% increase in the CLF will reduce the specialization level of grain crops by 0.38%, and increase the level of vegetables and melon by about 0.22%.(4) According to the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the degree of spatial divis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patche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pattern of AS, and the intensity and direction of influence show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while the patch size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中国地市尺度工业污染的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污染形势极为严峻,而且不同工业污染物的分布有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根据2013年中国286个地市工业废水、工业SO₂和工业烟（粉）尘等工业污染数据,以污染总量和污染强度为测度指标,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全国工业污染的地理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 工业污染空间集聚显著,空间分布差异大。工业废水、工业SO₂、工业烟（粉）尘总量和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性;废水总量东高西低,强度西高东低;SO₂总量北高南低且高污染区域较多,强度西高东低;烟（粉）尘总量与强度空间格局相似,集中于晋陕甘一带。② 工业污染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三大污染物总量和强度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溢出效应,区域污染物排放会受到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的显著影响。③ 三类污染物由于不同的特性、空间格局和产业指向性,使得影响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存在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第三产业比重、利用外资规模、能源强度的提升,会增加污染物总量,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科技支出水平的提升,则有利于降低污染强度。④ 要进一步降低工业污染,提高环境质量,既要充分重视工业污染的空间交互作用,加强地区间联防联控,同时也要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工艺高级化,加大科技投入,控制能源强度,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制定差异化工业污染防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