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日高铁流量视角的中国高速铁路网络空间特征

构建中国180×180的O-D城市日高铁流量矩阵,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其高铁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高铁网络松散,东、中部网络密度大于东北与西部,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东南与其他区域不均衡特征凸显,东、中、西、东北包含不同的高铁区系与核心。② 日高铁流量表现为沿京沪高铁“廊道型”向东西两侧递减弱化的“非对称性”格局,形成京沪、京广、杭福深相串联的高铁大三角主骨架;高铁中心要素也呈现沿京沪、京广、沪昆、杭福深等向线路两侧不规则递减格局,“廊道效应”显著。③ 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对高铁要素掌控能力大于西北侧,省会或区域中心城市多为高铁通达服务“中介”,一线城市高铁空间溢出效应有向二、三线城市过渡态势。     

高铁通车对中国城市创业投资网络的影响——基于跨城市创业投资事件的实证研究

为探究高铁通车对中国城市创业投资网络的影响,论文以2001—2017年间投资于中国大陆的41692件跨城市创业投资事件为样本,研究高铁通车对城市创业投资网络集聚力、辐射力和联系中介力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渐进DID模型)分析表明,高铁通车可以提高城市可达性,降低创业投资活动主体的综合交易成本,促进创新创业要素资源跨区流动,对创业投资网络集聚力、辐射力和联系中介力产生正向影响。中心城市的创业投资网络受高铁通车带来的正向影响更强。同时,高铁通车对创业投资网络最优作用范围依投资中心呈环形分布,投资中心辐射半径100~200 km的地区,创业投资网络集聚力、辐射力和联系中介力受高铁通车正向影响要明显强于100 km以内和200 km以外地区。此外,风险性低、回报稳定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扩张期和成熟期阶段的创业投资网络集聚力、辐射力和联系中介力受高铁通车影响较种子期和初创期阶段更为显著。     

高铁流视角下的中国县域网络结构特征与演化研究

高铁通过改变城市间的连接性和联系强度来影响城市网络的结构、功能和关系。随着中国高铁网络的延伸与升级,基于高铁流来认识和解构城市网络成为了重要的途径之一。论文从高铁流出发,借助2008—2018年高铁客运班次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县域网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进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高铁网络密度逐年提高。东中部地区的中心度值较高,枢纽地位明显,多条高铁干线的核心交汇点易生成高中介度节点。② 多重网络结构层级性辨识出具有演化分异的层级特征和复杂多样的联系格局。第一、第二层级节点效应显著,区位优势明显;第三层级是网络的延伸和细化。③ 地域邻近程度和空间联系强度决定了凝聚子群的构成,受高铁线路布局的影响,子群呈现“多核化”趋势,具体表现为延伸、合并和新增3种演化类型。     

中国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基于1996—2018年中国省际粮食生产面板数据,在修正的引力模型准确测算粮食生产空间关联关系及构建空间关联矩阵的基础上,首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整体特征、个体特征及块模型3个方面具体考察了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进一步采用二次指派程序方法探讨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省际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的密切程度在波动中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间,网络结构呈现较好的稳定性和可达性,溢出效应具有多重叠加特性;② 省际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呈现主产区、主销区、平衡区“核心—边缘”分布格局,粮食主产区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粮食主销区和平衡区则处于边缘地位;③ 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可划分为净溢出、主受益、经纪人和双向溢出4个板块,板块间的溢出效应具有明显的梯度传递特征;④ 自然禀赋条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地理空间邻近性、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规模、机械服务规模、耕地资源的差异、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的相近性对粮食生产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长距离高铁对沿线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影响及角色分析——以兰新高铁为例

在GIS技术支持下,基于旅游交通可达性视角,构建旅游经济联系模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确定沿线城市在旅游经济联系网络中的角色,结果表明：高铁时空压缩效应促使沿线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普遍提升,但提升幅度具有空间差异性,廊道东侧城市优于西侧城市,各省区旅游经济基础较好城市优于基础较差城市;旅游网络结构日趋紧密,城市间旅游互动与合作逐渐频繁,区域旅游经济联系呈现协调发展趋势。深入剖析9个城市的网络角色对兰新廊道旅游空间发展模式提出相关建议：沿线地区应充分发挥乌鲁木齐、兰州核心城市的功能,同时利用酒泉次核心的集聚与扩散作用,发挥嘉峪关、张掖、西宁重要旅游目的地的承转作用,带动吐鲁番、海东、哈密等边缘城市,打造西北“旅游+高铁”丝绸之路黄金线。     

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及其复杂性结构特征

全球化、信息化与快速城市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城市体系,多区位企业组织所形成的城市网络正处于日益复杂的空间嬗变过程.基于2010年企业名录的总部—分支机构型关联数据,研究构建了330×330的地级以上城市网络连接关系,并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工具来探索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的城市网络联系呈现以“北京—上海—广深—成都”为核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不同等级的网络流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城市网络的空间组织是一个择优性和地理邻近性复杂作用的过程;②中国城市网络正处于一个简单随机向复杂有序结构的转化期,整体大尺度的网络结构还有待形成;③中国城市网络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小世界网络效应;④中国城市的二值点度网络为明显的异配性连接特征,而加权强度网络连接则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富人圈”的现象;⑤中国城市网络的层级性并不明显,城市网络的点度和强度的关系呈非线性增加特征.     

航空企业视角的中国航空客运网络组织模式

基于37个中国航空企业的航班大数据,选取对外联系度、异（同）配性系数、层次分析、优势生态位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航空客运网络组织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中国航空网络发育整体趋于成熟,已形成明显的层次性和核心-边缘结构,航空企业的航空网络均蕴藏位序-规模规律,依据其机场节点、航线和航班数量可划分为6个层级;② 依据企业视角与网络规模、层次性与同配性/异配性等指标的综合度量,中国航空企业的网络组织模式可划分为核心培育阶段、核心竞争阶段、过渡阶段与稳定增长阶段4种类型;③ 航空企业的航空网络包括核心-边缘同配性网络和核心-边缘异配性网络,企业间竞争焦点主要表现为“核心”的竞争;④ 结合航空客运网络组织模式的判定,当前中国航空网络存在两条收敛规律：层次性收敛与同配性/异配性收敛;⑤ 实力强、规模大的航空企业在全国通航城市的比例分布均匀,具有较高生态位;实力弱、规模小的航空企业在全国通航城市的分布具有区域性且比例不均,生态位较低。为优化航空网络结构、避免企业恶性竞争,中国不同等级的航空企业一方面需结合自身发展阶段不断优化网络组织模式,寻求与企业等级相适应的生态优势位;另一方面要加强合作,避免航线饱和问题,提高整个航空网络的韧性和运营效率。     

1985-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特征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基于1985-2015年全国省际人口迁移矩阵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整体特征以及每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结论为：①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密度经历了1985-2000年的缓慢下降、2000-2015年持续上升的过程,与西北、西南和中部主要人口迁出地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性迁移成为发展主流密切相关。②人口迁移网络的内向中心势明显大于外向中心势,说明人口迁入地相对集中,人口迁出地相对分散。③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可分为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西南人口联动区、西北人口联动区5个子群。其中,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是群内和群间联系最紧密的区域;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是全国人口累计迁移量最高的区域;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内部联系较强,对外仅与西北人口联动区联系较强。④基于中心性分析以及核心—边缘结构划分,各省(市、区)对于人口迁移网络的贡献意义不同,广东、北京具有全局控制意义,江苏、陕西、四川、浙江基本处于核心节点序列,上海、天津、内蒙古、福建核心作用逐渐增强,河南、湖北、河北、新疆核心作用出现下降,全国人口迁移路径总体向北偏移。     

区域旅游地空间自组织网络模型及其应用

该文以旅游地域系统的自组织性为依据,基于游客的微观需求决策机制,反演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宏观组织秩序,探求旅游目的地空间网络结构。从游客选择区域旅游线路的预计效用最大化问题出发,建立区域旅游系统的网络组织模型,并提出系统自组织的演化过程,给出模型的一个特解,即由支配子网和覆盖子网构成的自组织网络结构,并以长江三峡区域为例,构建区域旅游目的地空间的支配子网和覆盖子网结构。     

基于航空和高铁流的中国城市网络格局及演化

基于2009、2014、2019年的航空、高铁时刻表数据构建出航空子网络、高铁子网络以及航空?高铁叠合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交通综合指数,并用以对3个网络的动态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航空流与高铁流视角下的城市网络形态存在显著的差异。航空运输为远距离、高等级核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快速通道,航空网络中构成菱形结构支点的核心城市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随着中西部城市的崛起,网络均衡性逐步提升;高铁网络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城市起到串联作用,网络的演化依托高铁干线的延伸,呈现由点状向廊道至带状发展的平面分布。② 网络对比分析发现高铁网络的拓展对航空网络产生挤压效应,逐渐成为1500 km范围内的主导性高速交通运输方式,促使航空运输的优势距离不断扩展;网络叠合分析发现高行政等级城市及经济发达城市占据主导位置,中西部城市崛起,东北城市衰落;整体网络呈现由点?线?面扩张发展的趋势,且胡焕庸线两侧的城市网络格局存在显著差异。叠合网络东部和中部城市联系从以航空为主导转为高铁主导,而西部城市仍以航空联系为主导。     

东北地区城际高铁网络格局特征与演变趋势

构建城际高铁联系强度模型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探讨东北地区高铁网络格局特征与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高铁网络整体关联性相对紧密,小世界效应显著,但仍处于弱连接状态,涵盖长春-四平-沈阳-铁岭-抚顺、大连-辽阳-鞍山-营口-盘锦、松原-白城-乌兰浩特子群,吉林-延吉、齐齐哈尔-大庆、丹东-本溪、锦州-葫芦岛关系对,7片区组织格局成型;② 以哈尔滨为分界线的东南部比西北部的高铁通达联系密切,高铁要素集散呈“一核心、三边缘”格局特征,长春为东北高铁中介运输轴点;③ 辽、吉省内高铁联系紧密,黑、蒙东松散,辽宁省呈沈阳-大连一轴、沈阳-锦州与沈阳-丹东两翼格局,吉林省呈长春-吉林-四平与长春-吉林-延吉三角交叉状格局,黑龙江省呈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轴线状格局,蒙东区呈乌兰浩特孤立化格局;④ 东北地区高铁的运营加快了哈大齐、哈长与长吉图一体化进程,有助于构建辽中南内部哈大、沈丹与丹大高铁三角骨架,同时应依托7片区与4大中俄朝韩主通道搭建东北内外、海陆统筹的铁路网络架构。     

中国铁路客运网络组织与空间服务系统优化

以网络组织能力提升对空间服务系统的优化为研究目的, 选取中国客运网络中63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用旅行时间Ti、时间区位系数Ati等指标分析铁路提速对客运网络系统优化及其格局的影响, 并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等8大铁路枢纽城市进行了个案研究。分析发现, 提速后：① 客运网络系统“时间收敛”效果明显, 空间服务优化显著;② 优化效果空间分布不均衡, 网络结构变化不大, 有均衡化趋势。③ 促进了交通枢纽城市之间的联系, 但内部也产生了时间效益差异, “500 km半日行动圈”基本形成, “1000 km 一日行动圈”及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交通圈逐渐形成。④ 在设施系统发展到“普适化”阶段后, 组织网络的提升对优化空间服务系统、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 并进而提高运输行业和区域经济的市场竞争力越来越重要;⑤ 交通枢纽城市的腹地和空间服务范围在扩大, 对经济活动空间区位的再选择产生较强的引导力。     

高铁驱动中国城市郊区化的特征与机制研究——以京沪高铁为例

国际理论与实践表明高铁的建设能够推动城市郊区化的发展。现阶段中国高铁大规模建设,与快速城市化同步推进,使得这一影响更为深刻和复杂。在高铁新城形成的过程中,高铁站点发挥了一个"放大器"的功能,推动了以高铁新城为主体的城市郊区化进程。以京沪高铁为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了以高铁新城为代表的郊区化模式特征:①大城市相对主动的郊区化;②规划建设的规模与定位偏高;③迅速改变城市原有空间格局等。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角度,利用城市政体理论分析了高铁驱动城市郊区化的内在机制。最后指出高铁对于城市郊区化的带动效应存在着选择性和不确定性,应从区域层面对高铁沿线及周边城市的定位及关系进行协调,将高铁新城的选址、规划、开发和建设纳入到城市整体空间发展的脉络之中,同时应加强高铁新城规划的公众参与,从而更好的利用高铁驱动中国城市郊区化的可持续发展。     

高铁开通对城市间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5年中国地级市尺度的出口产品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城市间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异质性。结果发现：① 开通高铁后,城市间出口产品结构会逐渐趋于相似,表明高铁开通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城市间的知识扩散和产业转移。② 高铁开通对城市间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度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具体表现为：高铁开通显著地提升了中等距离、分别处于城市群内外以及位于东部和中西部的城市之间的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度。中国可以依托高铁建设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实现区域一体化。     

长江三角洲不同所有制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化分析

以总部在长江三角洲的大型企业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所有制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演化特征、类型及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为：国有企业从相互独立的星状企业网络演化为行政中心辐射型网络;跨国公司为中心辐射型网络,有向多中心网络演化的趋势;民营企业从小团体离散型网络向多中心扁平化网络演变。3种所有制企业的网络密度、网络结构、网络重要节点等变化趋势存在着差异。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类型可分为局地型、中心辐射型、多中心扁平型3种。企业扩张模式和组织结构调整、企业网络治理、区域资产与基础设施、制度与技术等是驱动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进的重要因素。     

高铁网络化下东北地区旅游空间结构动态演变分析

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测度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的影响,进而分析高铁网络化下东北城市旅游市场出现的新特征、新变化。研究发现：① 高铁极大提升了东北城市旅游交通可达性整体水平,可达性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高铁廊道效应”。网络化形成进程中,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由主干道运行期的“极化特征”向支线完善期的“均衡特征”转变,东北“全域式旅游”发展格局开始形成;② 主干道形成期,高铁以“虹吸效应”为主导,加剧了东北旅游市场发展的不均衡,促进哈大旅游经济带形成;支线完善期,高铁以“扩散效应”为主导,均衡式发展格局开始凸显;③ 高铁推动了东北城市“同城化”发展进程,市内游、周边游模式将发生改变,省际游、跨地区游模式将逐步盛行。     

中国沿海港口物流网络空间结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沿海港口物流企业数据,运用世界城市网络分析、社会网络理论分析、QAP分析等研究方法,以2009、2014、2019年为时间节点,分析近10年来中国沿海港口物流网络空间结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2009—2019年,中国沿海港口物流网络空间规模与联系强度均显著增强,但网络整体联系仍处于弱联结状态。2）网络联系空间保持核心—边缘结构,其中上海稳定保持核心联系城市,辐射天津、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构成核心网络;而边缘城市主要通过连接核心城市加入网络,且边缘城市间互动性较弱。3）沿海港口物流网络层级结构明显,依据网络中城市地位差异,呈现核心—次核心—一般—边缘4级圈层网状联系结构,且圈层间联系强度随圈层等级降低而逐渐减弱。其中,核心圈层由单核心（上海）向双核心（上海、宁波）发展。4）沿海港口物流市场规模、港口基础设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环境、港口物流企业总部规模的差异化发展对沿海港口物流网络发展具正向作用,而信息基础水平差异化发展对港口物流网络发展具有反向作用。     

中国三大城市群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网络空间结构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以中国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案例,基于中国智能物流骨干网（China Smart Logistic Network,CSN）关系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随机森林分类算法、QAP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县区尺度上探索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三大城市群电商快递物流网络密度较高,已形成典型的网络式空间结构。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网络呈圈层蛛网式结构,县区间联系强度以环杭州湾为中心向外围梯度衰减;京津冀城市群网络受制于行政藩篱,形成“北京?天津”双核心网络结构;珠三角城市群网络联系强度自区域外围由弱到强逐渐向珠江口东岸方向变化,形成“穗（广州）?莞（东莞）?深（深圳）”快递物流廊道。② 三大城市群中物流输出型县区多集中在区域中部,依托中心城市向外物流辐散,而物流输入型县区多分散于外围。③ 城市群电商快递物流网络形成主要受人均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和距离等因素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丰富城市网络理论,促进城市群快递物流协调发展,提升现代服务业水平和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政府采购活动交易数据的东北地区城市网络研究

政企联系是企业外部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政府采购活动交易数据构建的城市间供需网络可为城市网络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采用2018年中国政府采购活动的交易数据,构建东北地区供需城市网络,结合GIS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东北地区城市网络的空间联系格局和网络结构特征,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结果显示：中央项目层面,空间联系结构呈现出以长春为辐射中心,以哈大城市走廊为主要轴线的联系格局;地方项目网络主要表现为三省内分别以哈尔滨、长春及沈阳为中心的辐射状联系特征;且两种网络涉及节点和联系轴线数量明显不同。哈尔滨、长春及沈阳三大省会城市在网络中占据绝对中心位置,主要扮演着供应商的角色,同时城市网络中存在多个凝聚子群。基于政企联系的东北地区城市供需网络的空间结构受城市经济实力、行政壁垒、地理距离、项目预算来源以及政策引导等多方面的影响。     

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空间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金融业企业网络数据和链锁网络模型建立城市网络,在解析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定量识别与测度了金融网络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关键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间金融网络的中心性体系呈现空间指向和路径依赖的特征,链接关系呈现纵深关联和层级分化的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呈现逐渐深化和有序分布的特征;关键资源、空间距离、区位条件和历史基础是影响金融网络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择优链接、地理邻近和空间集聚是金融网络生长发育的动力机制。在网络发展环境下,中国城市化政策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支持城市在金融网络中选择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充分发挥金融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供给引导功能,同时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之间的网络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