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SDA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的旅游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发现,中国省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聚集状态。进一步建立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空间滞后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表明,旅游总收入模型和国内收入模型的参数ρ显著为正,说明邻近区域之间旅游收入空间联系十分密切,且国内旅游的溢出效应大于总体旅游的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是总体旅游、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旅游上层设施、人力资源、旅游基础设施在统计上十分显著,是总体旅游和国内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入境旅游模型则整体拟合较差。     

全球化背景下封闭社区形成的影响因素与空间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封闭社区以其空间私有化、社会分异与隔离的特征成为一种特殊的全球现象。封闭社区对城市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在对国内外研究成果总结的基础上,探讨封闭社区的性质、类型和形成的影响因素,并重点讨论封闭社区对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变的影响。封闭社区具有物理空间封闭性、社会空间隔离性和文化空间契约性,是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制度环境与历史文化变迁和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空间效应上,封闭社区影响着城市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塑造和演变,进而深刻影响城市空间演化与城市发展。最后,从城市政府和城市规划的角度讨论封闭社区的治理建议。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运用相关GIS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空间分异问题,进而考察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相比居留意愿及户籍迁移意愿,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偏低（6.17%）,其中,绝大多数流动人口（74.05%）的回流去向地是返回原居住地。城市规模、城市等级与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呈非对称“U型”格局。② 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模式,并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较高,成渝和哈长城市群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低;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最高,东北地区的回流意愿最低;华南、中南和部分华东地区为回流意愿热点区,东北和华北地区为回流意愿的冷点区。③ 回流意愿受流动人口内部因素与流入地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作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教育水平及经济发展变量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④ 流动人口的家庭联系、社会网络、住房及经济因素是塑造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流入地家庭规模及住房拥有率等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产生抑制作用,非流入地家庭规模、流动次数、家庭收入支出比等对回流意愿产生促进作用。     

中国儿童游憩需求与供给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使用统计数据和游客生成数据,从公共性和商业性视角评估中国城市儿童游憩供需空间分异,并使用逐步回归与地理加权回归识别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儿童游憩需求和供给呈现胡焕庸线以东高、以西低,需求以首府城市为中心极,供给则以直辖市和旅游城市为中心极;② 中部内陆腹地供给匮乏、西部与东部沿海供给充足,胡焕庸线以东省会城市最匮乏;③ 中心城市高需求引致儿童游憩供给的集聚、虹吸效应,加剧游憩机会的不平等;④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级景区数量、第三产业占比、旅游人次和城镇化率是形成儿童游憩供给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     

国内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全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

乡村旅游重点村现已成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全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Voronoi模型、核密度估计法、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系统揭示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结构总体呈"东聚西散、南多北少"特征,与胡焕庸线高度吻合;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异总体趋于凝聚态势,变异系数高达227.95％,为显著集聚型分布.2)各区域间密度格局差异较大,呈现"南北两核心、东西两节点,中部'工'字贯穿"的分布形态;全国尺度上,乡村旅游重点村莫兰指数为0.252,表现出显著空间自相关性,但冷热点分布呈不均匀状态;3)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相关政策、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经济发展水平为强势影响因素,旅游接待能力、市场潜力为中度影响因素,地形特征为相对弱势影响因素.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佛山市高新技术产业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

传统制造业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POI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分析法、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以全国唯一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佛山为例，探讨其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17年，佛山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呈现出“主核心区+次核心区+周边分散”的空间模式，各级聚集区的面积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缩，集聚程度加强。（2）佛山市高新技术企业处于持续聚集的阶段，但是镇（街）之间出现空间差异，南海区与顺德区集聚水平高于佛山市整体水平且持续增长，形成高-高集聚区。（3）在影响因素方面：政策扶持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大，产业集聚是基础，区位环境关联度较低，高校和人才资源的作用不容忽视。     

流动人口居留时长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根据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长短将居留意愿划分为短期居留意愿、长期居留意愿、永久居留意愿3种类型,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和分层模型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不同类型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具有短期和长期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比例合计超过60%,表明两栖和多栖生计仍是流动人口的主导生计策略;短期和永久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一高一低”分布差异,短期居留意愿在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最低,永久居留意愿则呈完全相反的分布格局;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最高。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地特征和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共同影响着不同类型的居留意愿：在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以及职工平均工资高的地区,流动人口短期和长期居留意愿较高,永久居留意愿较低;男性、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均收入低、在外流动时间短、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倾向于短期和长期居留;而女性、非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均收入高、在省内流动、在外流动时间长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流入地永久定居。     

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科技创新效率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是经济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关于科技创新效率的评价指标尚未形成共识。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了科技创新效率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采用超效率SBM模型结合Malmquist指数、变异系数和空间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等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2007—2017年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和三省一市的创新效率总体均呈现增长的趋势,技术进步对于城市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空间分异程度有所减弱,不同城市之间的空间差异逐渐减小,科技创新活动趋于均衡。但是空间自相关性不稳定,存在部分地区的跃迁和正向或者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3)每百万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互联网使用率、客运总量等因素均对科技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对长三角科技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通过本文研究,探明了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为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a山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选取山东省具有代表性的104处乡村休闲旅游地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等方法研究乡村休闲旅游地的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山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类型丰富,可以划分为休闲观光类、农事体验类、农业科技类、乡村文化类、特色村镇类5个一级类型,农业观光示范园、自然风景区等17个二级类型;② 山东省乡村休闲旅游地整体空间分布趋于集聚,空间结构属于凝聚型;③ 五大类型中特色村镇类和乡村文化类集聚程度高,休闲观光类和农业科技类数量多、布局分散;④ 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交通区位是影响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主要因素。     

基于DEA-ESDA的农业生态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研究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Slack-Based Measure)模型,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对甘肃省各县（区）2000~2014年的农业生态效率及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考虑非期望产出和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② 在研究期内甘肃省农业生态效率呈持续上升态势,但整体效率偏低;空间变化趋势呈现自西向东、自南向北递减态势,但南北差异小于东西差异。③ 从全局空间分异来看,除2001~2003年外,甘肃省各县（区）农业生态效率呈现正相关特征,空间集聚现象显著;从局部空间分异来看,处于空间正相关地区数量在研究期内逐渐下降,区域农业生态效率的集聚现象减弱。农业生态效率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及甘南地区,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向邻接地区扩散的趋势;低低（LL）集聚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中部地区,空间分布较为稳定。     

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基于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核密度分析、邻域分析、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并结合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中国国家级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国家级特色小镇在空间上集聚分布,南多北少,由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向黄河中游、西北地区逐渐减少,沿海和中部省区分布数量较多。②第一批国家级特色小镇高密度核心区位于中国的长三角地区,微型核心区为西藏和新疆地区,而第二批高密度核心区依旧位于长三角地区,次级核心区出现在京津冀地区和川黔渝三省交界处。③国家级特色小镇一方面聚集于坡度和地形起伏度小、海拔低、地势相对平坦的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另一方面主要分布在经济基础好、市场发育程度高和文化产业发达的地区。     

浙江省特色小镇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浙江省189个特色小镇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点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指数等方法研究特色小镇的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特色小镇类型丰富,可以划分为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以及历史经典8个类型;② 浙江省特色小镇整体空间分布趋于集聚,空间结构属于凝聚型;③ 八大类型中信息经济和金融类特色小镇集聚程度高,高端设备制造和旅游类特色小镇数量多、布局分散;④ 经济基础、人口密度、产业集群创新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特色小镇分布的主要因素。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新疆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投入产出分析与ESDA结合可能对拓宽投入产出分析的发展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试将投入产出分析与ESDA相结合,就1997-2008 年新疆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疆交通建设)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析,主要结论为：① 新疆交通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主要在于：以相对较小的劳动力消耗实现较大的后向波及部门商品价值转移,并由此产生更大比重的前向波及作用、消费波及作用,乘数效应是新疆交通建设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内需的重要枢纽;② 在新疆区域经济极化-扩散过程的大背景下、大尺度中,各地州市域交通建设对经济增长贡献空间相关性逐步增强,呈明显的扩散效应,各地州市域交通建设经济贡献率呈空间正相关性,空间上的反极化效应显著;③ 新疆交通建设对经济增长贡献既满足了中心区域的极化需要,也通过三级垂直波及作用模式的横向扩散促进了外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使外围区域各族群众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交通建设活动而首先分享到了改革与发展的部分成果。研究表明,将投入产出分析与ESDA相结合,对初步揭示交通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及空间分异、空间相互作用具有一定作用。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内部机制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地缘政治在内容和形式上从以安全为主的高政治向以经济为主的低政治转变,地缘经济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方法、碎化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工具,揭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地缘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演化的内部机制。结论为：①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段,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② 中国的优势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形成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初级产品劣势日益显现;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的异质化特征明显,地缘经济联系呈现大国集聚效应和地理临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地缘经济联系空间趋于均质化,经济权力半径不断向外围拓展,不仅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的地缘经济联系,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④ 资本禀赋、科技禀赋和人力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资本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禀赋是重要的推动力,人力禀赋是主要的基础优势。     

中国三大旅游行业效率时空差异分析

借助DEA模型和ArcGIS空间分析模块,对中国2002~2013年景区、酒店和旅行社三大行业效率的时序变化及空间格局演变过程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三大行业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各不相同：① 无论是综合效率还是分解后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酒店行业平均效率值均最高,旅行社行业规模效率值最低,而景区行业纯技术效率值最低;② 从时序变化上看,酒店行业效率稳定性最高,景区行业波动性最强,旅行社行业最近几年下降趋势明显;③ 三大行业的旅游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均存在东西差异,但酒店行业地区间差距在缩小,景区行业东西部间差异在缩小,而旅行社行业东西部间差距则在扩大。     

The meas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and some relevant data of more than 286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during 2001-2010, using modified method—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cit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has been figured out, which, uncovers the distributional difference and change law of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from the time-space dimension. Based on that,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evolution trend of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cities by virtue of the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It turned out that: (1) the average of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has always stayed at low levels, moreover, with repeated fluctuations between high and low, which shows a de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Besides, the gap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is widening. (2) The a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of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presents a spatial pattern of successively decreasing from Eastern China, Central China to Western China. The cities whose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re at higher level and high level take on a cluster distribution, which fits well with the 23 forming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3)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ssumes a certain positive correlation, but not completely the sam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s common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whose existence and evolution ar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fluenced by and regarded as the reflection of many elements, such 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natural endowment and environment of S&T resources and so on. (4)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shows a notabl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which in every period present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neighboring cities seems to be similar in group, which tends to escalate stepwise. Meanwhile, the whole differentiation of geographical space has a diminishing tendency. (5) Viewed from LISA agglomeration map of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periods, four agglomeration types have changed differently in spatial location and the rang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continuity of S&T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geographical space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关联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分析——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实证

以转型中的经济大省广东为例,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常系数模型,分析广东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空间关联特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结论表明:1广东省各地级市KIBS产出总体上以珠三角城市最高,但各行业存在空间差异;2广东省地级市KIBS呈空间正相关特点,但空间结构极不平衡,呈"总体分散、局部集中"分布格局,珠三角内诸城市属于KIBS热点区域,是高值集聚区,粤东西北的大部分城市是位于冷点区域,4 a间没有突破低值集聚的现状,也揭示了珠三角地区内相邻城市的KIBS具有竞争性,尚未形成有效的扩散-协同的发展格局;3广东省KIBS空间格局的动力因子分析表明: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经济外向度和交通通达性均对KIBS发展有促进作用,而市场需求对KIBS发展产生负向影响。     

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

以拉丁美洲33个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国际、区域、国内3个尺度出发,构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地缘风险予以评价,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拉丁美洲三大地理区域的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驱动因子群予以精准识别。结果表明：1）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异质性显著,地缘风险指数、国际地缘风险、区域地缘风险以及国内地缘风险下的政治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均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的空间格局;国内地缘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经济风险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社会风险表现为加勒比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双边关系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南美洲地区最低。2）各因子群对三大地理区域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的作用力各不相同。对南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政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对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经济风险、双边关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等;对加勒比地区作用力较大的因子群主要有社会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双边关系风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