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地区耕地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耕地功能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是凸显耕地价值与作用、推动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科学依据。综合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以湖南省洞庭湖地区24个县市区为研究区域,对该地区耕地功能的时空演变、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8—2018年洞庭湖地区耕地经济生产功能整体呈增强趋势,主要集中于洞庭湖地区中部、西南部等农业基础较好的区域;社会保障功能整体增强明显,仅有临澧县、津市市和鼎城区3个地区功能强度有所减弱;生态维护功能空间格局变化较小,整体呈中间高两边低的态势。② 自然地理条件是早期影响地区耕地功能的主要因素,随时间推移其影响能力逐渐弱化;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能力逐渐增强,并凸显出决定性作用;耕地利用水平的不断提升,对耕地功能空间分异影响能力逐渐增强;不同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能够明显增强对洞庭湖地区耕地功能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共同推动地区耕地功能多元化发展。     

环渤海地区农业地域功能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农业地域功能是农业地理学的重点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关乎粮食安全和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课题。以环渤海地区为例,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开展农业地域功能划分及其演进分析,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诊断农业地域多功能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生态保育功能的空间集中度较高,农产品供给、就业与社会保障、文化传承与休闲功能则较低,4种功能空间格局具有显著规律性。② 农产品供给功能显著增强,主要分布区域向平原农区聚集;就业与社会保障高值区从内陆向沿海转移;山地丘陵生态保育功能有所增强;市辖区及周边的文化传承和休闲功能较显著。③ 农产品供给功能主导型县域集中于冀中南平原、鲁西北冲击平原、胶莱平原和辽河平原西部;社会保障主导型集中在燕山山麓平原、滨海平原、胶东半岛以及黄河三角洲;生态保育主导型集中在冀北坝上高原、燕山山地地区,以及辽西、辽东山地丘陵区和京津冀都市圈周边;文化传承与休闲功能集中于京津冀、辽中南和济南都市圈及周边;综合型位于鲁西南黄淮平原与鲁中南丘陵地区。④ 自然因素对农产品供给、就业与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功能的形成均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因素对4种功能的作用则具有较大差异。     

长株潭地区农业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发展策略研究

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研究区域,分别从农产品供给功能、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生态保育功能、文化传承和休闲功能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农业功能变化的时空差异诊断模型等方法对长株潭地区1998~2014年农业功能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进行研究,根据各地区功能特征提出农业功能发展调控策略。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地区农产品供给功能有大幅提升,其重心有向外进一步扩散趋势;长株潭地区核心区域劳动力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下降幅度较大;大围山、罗霄山脉等山地丘陵区生态保育功能优势进一步凸显;文化传承和休闲功能部分区域获得进一步发展,但空间变化差异较小。② 研究发现不同区域农业主导功能不同,根据各地区农业功能不同优势特征,结合自身特色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农业并提出相应的优化调控对策,从而为长株潭地区农业多功能发展与功能特征的识别及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珠三角城市群地区都市农业功能演变及其协同-权衡关系

以珠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县（区）为研究单元,从生产供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四个维度构建都市农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时空差异诊断模型、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和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对2005年、2012年和2019年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多维功能演变及协同-权衡关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的生产供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均值先下降后上升而生态保育功能反之;生产供给和生态保育功能总体呈现稳定的外部较强而中心偏弱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大。② 时间上,2005年珠三角都市农业经济发展功能较其他功能相对独立发展,2012年功能之间权衡关系显现,2019年各功能之间以协同关系为主;空间上,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生态保育功能与其他三项功能的协同-权衡关系较为稳定,社会保障功能与生产供给、经济发展功能的协同-权衡关系较为稳定。③ 都市农业功能演变及协同-权衡关系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大致呈现“相互独立/低位协同-相互权衡-高位协同”的演化规律。     

城郊土地利用功能演变——以贵州省惠水县乡村旅游度假区好花红村为例

论文以贵州省惠水县乡村旅游度假区好花红村为典型案例,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访问数据,分析了2006—2019年好花红村土地利用功能演变规律,探讨了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好花红村土地利用功能受土地利用转型的影响,由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转变为复合型观光休闲功能和经济发展功能,增加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保证了生态效益,土地利用功能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② 研究区不同演变阶段的演变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经历了单一农业生产功能阶段、多元功能转型过渡阶段、多功能复合转型阶段,土地利用功能演变有以农为主、乡村旅游为辅,农旅结合、农业逐步退缩,以乡村旅游为主、整体转型3种模式;③ 自然条件是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的基础动力,经营主体变化是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内在动力,区域发展政策是驱动土地利用功能多元化的根本动力,旅游市场“规模化”需求是驱动乡村功能和土地利用功能转化的重要推动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土地利用功能演变。     

辽中南城市群农业多功能演变特征与地域模式

以辽中南城市群为例,构建农业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时空差异诊断模型、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群农业地域多功能演变特征和地域模式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 2006—2016年辽中南城市群农业多种功能演变具有不同特征,农产品供给功能增强,增幅较大县域集中在康平、辽中和宽甸的“L型”连接线上;经济发展功能增强,增幅明显县域分布在本溪的市辖区;社会保障功能增强,增强明显县域包括大连、本溪的部分县域;生态服务功能减弱,减幅明显县域主要是金州、双台子、兴隆台、昌图等区县;休闲与文化功能增强,增幅较大县域集中在辽中南城市群南部沿海区县。② 农业多功能演变受到稳定性因素和驱动性因素共同影响,不同因素的作用方向与强度不同。③ 辽中南城市群农业多功能演变可划分为5种地域模式,应有针对性的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乡村地域多功能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采用价值评价方法核算1990、1995、2000、2005和2010年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社会保障功能及其综合价值,分析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异规律,解析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地域综合功能价值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工业发展功能增速最快且始终占主导地位;生态保育功能相对集中于苏北和苏南,农业生产和社会保障功能集中于苏北,工业发展功能则集中于苏南;综合功能重心位于地理中心南偏东方向,呈钟摆式移动态势,各类地域功能重心位置和移动过程存在明显差异;政策导向及经济社会发展是影响综合功能及各类功能时间变化和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湖南省传统农区乡村功能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乡村是城市功能扩散与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乡村功能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运用熵值法、冷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以湖南省102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对湖南省乡村功能的时空演变、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7―2017年县域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整体上呈现出上升的发展态势,而乡村生态功能整体上呈减弱的趋势。② 1997―2017年湖南省乡村功能热点区由长株潭地区向外扩张,而冷点区呈先收缩后扩张的发展态势;20 a间,在长株潭地区形成稳定的热点区,在湘西地区形成稳定的冷点区。③ 湖南省乡村功能空间分异是农业现代化、乡村就业主体、县域经济基础、城镇化、工业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力大小与方向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其中农业现代化水平、乡村就业主体对湖南省及5个地区乡村功能空间分异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长江经济带乡村功能区域差异及类型划分

深度挖掘乡村功能价值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论文通过构建乡村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IS和泰尔指数,揭示了2016年长江经济带130个市(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地区差异特征和差异来源,并进行功能分区。研究结果显示：① 长江经济带乡村功能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农业生产功能强的区域集中在中游和下游平原地区;人居生活功能强的区域集中在下游省会及核心发展城市周边;生态保育功能强的区域在上游和中游山地丘陵地区。② 乡村功能总体区域差异来源于上、中、下游地区内部差异,农业生产功能在上游内部区域差异显著,人居生活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在下游内部区域差异显著,中游地区乡村功能整体区域差异较小。③ 基于研究结果将研究区划分农业生产区、人居生活区、生态保育区、人居生活-农业生产复合区、人居生活-生态保育复合区、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复合区、农业生产-人居生活-生态保育综合发展区和农业生产-人居生活-生态保育综合协调区8种功能类型区,可为完善长江经济带乡村功能的空间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黄土丘陵沟壑区村域生态系统服务簇的时空分异及其地形梯度分析

探究村域生态系统服务簇对于厘清黄土丘陵沟壑区农业生态系统复杂特征、从多重服务供给角度提高服务的福祉贡献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黄土丘陵沟壑区米脂县为例,基于高斯混合模型识别2009年和2019年村域生态系统服务簇并分析其时空分布,同时,结合地形分布指数探究服务簇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模式。结果如下： ① 各类服务空间分异明显,且服务之间空间分布差异较大;近10 a间各类服务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调节服务有较大改善,而食物供给与文化服务增幅较小;各类服务空间变化格局存在较大差异,这与土地利用的空间演变关系密切。② 利用高斯混合模型识别4类服务簇,包括农业生产簇、农业美学簇、生态保育簇与城镇休闲簇;各类服务簇空间分异明显,且研究期间存在明显数量和空间转移变化;农业美学簇与生态保育簇是当地主导服务簇,且主导性增强,而农业生产簇与城镇休闲簇比重下降。③ 地形起伏度与服务簇的空间关联密切。随起伏度上升,农业生产簇与农业美学簇呈倒U型,生态保育簇优势分布增加,城镇休闲簇优势分布减弱;研究期间农业生产簇与城镇休闲簇向低起伏度的转移趋势明显,而农业美学簇与生态保育簇趋向于向高起伏度转移。     

主体功能视角下皖南旅游区乡村多功能演化特征与影响机制

以皖南旅游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主体功能县域旅游地乡村多功能研究框架及其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比分析不同主体功能区乡村多功能差异特征、影响因素、类型模式,并提出提升路径。结果发现：① 2006—2017年,不同功能结构在各类主体功能区差异明显,旅游休闲功能比重不断增长,农业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比重不断下降。② 乡村多功能由重点开发区向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梯级递减且差距不断扩大,不同主体功能区乡村多功能扩散收敛和功能强度格局基本吻合。③ 重点开发区乡村多功能演化为城镇带动型,主要受城镇辐射、产业结构、人口集聚的影响;农产品主产区乡村多功能演化为农业现代型,主要受自然条件、政策调控、技术应用的影响;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多功能演化为旅游发展型,主要受旅游发展、生态资源、市场需求的影响。④ 基于乡村多功能测度结果,识别7类极化发展型和4类主导发展型县域,并从主体功能区城乡融合角度建议提升路径。     

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空间相关性与空间效应

以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24县（区、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碳排放和面源污染排放双重视角构建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SBM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 of Super-Efficiency model,Super-SBM model）、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时空变化、空间相关性,并揭示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7—2017年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值呈现出平缓的“升?降?升”的演变趋势,总体上处于中等效率发展水平,区域县际间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差异逐步在缩小。② 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洞庭平原的西南部和南部,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洞庭平原的北部和西北部,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高低集聚区和低高集聚区。③ 洞庭湖平原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城市化水平、地区科技投入、农业技术推广面积、农户人均纯收入和农户人均农业产值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城乡差异和财政支农支出额对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存在负向效应。     

洞庭湖区堤垸时空分布与历史演变分析（英文）

Dongting Lake is the largest lake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China. For centuries, people inhabiting the Dongting Lake area have been reclaiming land and constructing dams for flood resist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settlement, forming geographical entities known as polders. In this study, the regional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olders in the Dongting Lake area in 1949, 1998, and 2013 were obtained using historical maps and modern remotely sensed data, revealing chang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nxian County was then selected to demonstrate polder changes at the county level, because it has undergone the most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area. Different polder change models for the Datonghu, Yule, and Renhe polders were analyzed for eight periods: 1644(the early Qing Dynasty), 1911(the late Qing Dynasty), 1930(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9(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3, 1970, 1998, and 2013. Three resulting polder evolution models are: 1) reclaiming polders from lakes, 2) integrating polders by stream merging, and 3) abandoning polders for flood release. The polder evolution models demonstrate the wisdom of local people in using land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regional conditions. Throughout their long-term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lders in the Dongting Lake area tended to be homogeneous, and the degree of human disturbance tended to be stable. However, a shift occurred, from pure polder area growth or removal to mor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olders in the Dongting Lake area,China

Dongting Lake is the largest lake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China. For centuries, people inhabiting the Dongting Lake area have been reclaiming land and constructing dams for flood resistanc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settlement, forming geographical entities known as polders. In this study, the regional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olders in the Dongting Lake area in 1949, 1998, and 2013 were obtained using historical maps and modern remotely sensed data, revealing chang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nxian County was then selected to demonstrate polder changes at the county level, because it has undergone the most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area. Different polder change models for the Datonghu, Yule, and Renhe polders were analyzed for eight periods: 1644 (the early Qing Dynasty), 1911 (the late Qing Dynasty), 1930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3, 1970, 1998, and 2013. Three resulting polder evolution models are: 1) reclaiming polders from lakes, 2) integrating polders by stream merging, and 3) abandoning polders for flood release. The polder evolution models demonstrate the wisdom of local people in using land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regional conditions. Throughout their long-term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lders in the Dongting Lake area tended to be homogeneous, and the degree of human disturbance tended to be stable. However, a shift occurred, from pure polder area growth or removal to mor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农业旅游目的地的开发与建设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法等分析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圈层分布格局较为明显;2）其总体上属于集聚型分布,但不同区域的农业旅游目的地分布类型差异显著;3）其在空间分布形态上呈“片状与点状”并存的格局,不同区域的农业旅游目的地分布格局差异较大;4）武汉城市圈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受城市等级、交通、河流以及区域经济和旅游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为明显,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对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影响的差异性较大,高速公路对农业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的作用突出。最后,结合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对武汉城市圈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建议。     

三峡库区规模农地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

探讨库区农地利用的转型及其机制,可反映中西部结合带、山区、库区的农村变化和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为典型山区的农业多功能转型发展方向提供科学依据。选取三峡库区腹地5个区县为研究区,通过定义“规模农地”相关概念,利用ArcGIS 10.2软件并结合SPSS、地理空间探测器等技术手段对规模农地的变化与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规模农地的转移来源主要由耕地和灌木林地组成,除部分高山反季节蔬菜,规模农地的增长一般发生在低海拔地区,且在坡度30°范围内均有分布;不同类型的规模农地空间变化有所不同,但均与道路和乡镇级行政中心的关系明显。斑块水平上,高程、坡度等自然因素对规模农地的贡献相对较大;乡镇水平上以道路交通、农业人口密度等社会经济与人文因素驱动力为主;区域水平上,各区县的驱动因子影响力较研究区整体尺度更为显著。规模农地的变化与发展受多种因素驱动,但农业政策始终是各驱动因素的主导,不同水平的行为主体会促使规模农地发展趋向不同的方向,但原则上均受国家农业发展现状与政府政策导向影响。     

基于生态位宽度模型的区域多功能评价及演变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生态位理论,构建多功能生态位宽度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选择2005年、2009年、2013年三个时间点和对北京市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6类功能进行评价,并分析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2013年,农产品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呈现出内城区水平低、远郊区水平高、空间集聚程度高、分布集中的特点;远郊区的旅游休闲、文化教育和产业发展功能水平远低于内城区和近郊区;近郊区和远郊平原区的人居服务功能最强,内城区次之,远郊山区最弱。(2)2005年~2013年间,农产品生产和产业发展功能先增加后减少,总体水平增长;旅游休闲和人居服务功能持续增加;文化教育和生态服务功能水平持续下降。旅游休闲、人居服务、产业发展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等级变化幅度不大;农产品生产功能等级两极化趋势明显;文化教育功能等级逐渐向中间等级集中。(3)功能的演变通常伴随着政策的实施,具有一定的惰性和滞后性。远郊平原区功能日趋多样,大量的农用地被占用,因此农产品生产受到一定的限制。人口老龄化加速,入学人数减少,教育设施相应整合,导致文化教育功能逐年减弱。核心区房价的提升、住房的饱和,导致远郊平原区成为吸纳人口的新城。工业企业的搬迁调整、工业发展的延后性造成产业发展功能的区域差异巨大,但产业发展外扩依旧是今后发展的趋势。生态服务功能只能在远郊区形成,且需要依靠政府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