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生活治理：历史特征、主要内容与基本原则

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垃圾处理、污水处理、改厕等生活环境类治理项目增多，并频繁触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基层治理又回归到了一个和广大农民直接打交道的局面。这些新现象与新问题，需要在新的治理框架中进行分析。生活治理概念的提出，正是学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乡村生活治理转向的一个积极回应。着眼于农村发展方向和农民生活现状，生活治理应着重关注改善生活设施、生活方式引导与教育和家庭发展支持。农村生活治理实践中要坚持以下原则：积极治理与有限治理相结合、国家主导性与农民主体性相结合、精细治理与简约治理相结合、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相结合、找回社区与找回组织相结合。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与形成机理——基于山东省大户陈家党建示范区的个案分析

党治基层是认识和理解中国基层党建转型的实践基础。基层党建转型要求调整党群关系与凸显治理属性，推动形式党建向功能党建转型，组织基层党员参与乡村治理，更好地践行党建的群众路线方针。通过山东省大户陈家党建示范区案例引介发现，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推动基层党组织统筹运作，通过设置包括党小组长和网格员在内的制度节点，彰显党员联户网格化的治理优势，激活党员身份感，成为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从而激发党员先进性与积极性，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形成机理在于形塑党组织的治理责任权、组织动员的身份在场和具体事务的治理嵌入。以乡村治理激活基层党建，遵循的是治理视角，这也是新时代基层党建转型思路的逻辑起点。     

农会,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新视角——基于台湾农会经验浅谈

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建立新农村,需要建立农民自身的组织,如农会。在台湾农村建设中,农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主要阐释了台湾农会的概况及在农村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探讨了中国实行农会的必然性以及台湾农会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借鉴。     

中国农村改革的两大主题及其难点透视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村改革两大主题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再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亿万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再造基层社会的民主权威，使亿万农民群众当家作主。但由于受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缺乏应有的发展，一再拖延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乡村社会也出现了“治理危机”。下一步，应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机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学台湾，建农协

台湾农会以专业农民为主要会员，兼具农政、农事、农推三大功能，为农业谋改良、谋福利，为农村谋繁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研究员最近的研究，将台湾农会的基本经验总结为六条。一、农会掌握在农民手中；二、权能区分、权责分明的治理结构；三、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内部互补；四、完善的推广教育体系；五、农会与政府形成社会治理伙伴关系；六、大农委体制。     

乡村振兴下乡村基层权力监督的价值及践行

乡村基层权力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贯彻执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完善乡村基层权力监督有利于肃清基层政治生态,更好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监督原则,确保基层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针对当下监督实践中面临的监督对象覆盖不够全面、监督效果较弱、民主监督意识淡薄以及队伍建设相对滞后等现实挑战,有必要从健全监督机制、优化监督结构和创新监督方式三个方面入手完善乡村基层权力监督。     

“运动式”环境治理的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清洁取暖整治为例

改善农村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运动式”治理是农村环境整治的重要方式,但其在运行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这主要表现在：环境治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农民主体性缺失、政策转换中权责不匹配与转换僵化、政策执行刚性化与非系统性、政策效果评估片面化与主体单一化。“运动式”环境治理低效的根源是政府试图通过技治主义、科层动员及压力型体制来达到政策预期目标,却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压缩基层政府自主性治理空间,导致刚性治理手段过多而柔性治理手段不足。农村环境治理本质上是对农民生活的治理,治理效能取决于农民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革。因此,要提高农村环境治理效能,就必须由“运动式”治理转向常态化治理,即通过转变政府治理思维、调整治理评估体系以及激发农民内生性动力,使环境治理政策具有本土性、灵活性以及长效性。     

深化村民自治需要重点把握的几个理论问题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民主治理的方式,是当前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民主自治原则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维护农民的政治权利和公共利益、促进农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制度形态。在全面推进村民自治过程中需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自治思想为指导;要辩证地处理好党的执政权、政府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村民自治的深化,需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原则;纵深推进村民自治,需要处理好自治与法治、民主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创新的对策研究

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势必要求新时期的农村政治进行民主化改革。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关键在于基层社会政治制度创新,即要重新调整乡村社会的权力配置,明确权责关系。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政府同农民群众之间沟通协商的机制,依法行政,提高效率,推进农村民主化的向前发展,从而达到对农村的有效治理。     

政权悬浮与后税费改革时代的乡村治理困局

农村税费改革后,中央政府用巨大的财政资金补偿因为改革带来的财政缺口,农民直接从中受益,国家收获合法性。按照改革的设计,地方政府能够维持改革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但在实际过程中,农村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村三级政府和组织,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其中尤以乡镇政府为甚。其中最紧要的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改变;另一面中央与地方基层政府,尤其是县乡村的关系也发生深刻变化,乡村基层面临新的治理难题。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法治乡村建设实施路径

法治乡村建设是深化农村社会改革的基本保障,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任务的重要手段,更是实现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目前,我国乡村治理的传统因素影响了法治乡村的建设速度,乡村治理水平的不均衡阻碍了法治乡村建设的发展进程。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法治国迫切需要解决农村依法治村这一社会性矛盾,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涉农领域立法,规范涉农行政执法;强化乡村司法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乡村法治宣传教育,提升法律文化品质;积极推进城乡依法治理,加强农村“数字法治”网络智慧型司法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发展。     

农村女性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研究——以福建省龙岩市拱桥镇为例

随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健全,农村女性“半边天”作用得以进一步发挥,参与乡村振兴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社会关注度和满意度提高。以拱桥镇为例,进入基层最前沿,通过研究农村女性参与乡村振兴的现状、实践,分析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困境,提出从组织建设、创业机制、技能培训以及文化引领等途径促进农村女性在参与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发挥。     

美国乡村治理中农业互助组织的启示——以宜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为例

宜昌新农村建设必须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而坚持以农民为主体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问题。因为分散的农民显然无法行使乡村治理主体的权利。重构农民互助组织是农民对接市场与社会的现实要求。美国发达的的农业互助组织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可以为我们所借鉴。着力构建农民互助组织在政策配套、信息化的扶持、金融支持以及信用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支持系统。     

试论农民结社权保护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结社自由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组织农会是亿万农民行使结社自由权的重要内容。引导中国法治建设最大的参与主体也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和实现其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使农民在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建立起新的和谐关系。这是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农村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     

基层群众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探讨

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创新了我国乡村群众自治制度。它用于乡村治理中的动力来自于村民的民主参政意识和维权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我国乡村治理中政府与村民互动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乡村治理中的民主困境。近年来,协商民主在基层民主发展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鲜明的实践特色,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乡村社会的经济压力导致对协商式治理方式的冷漠,相关制度的缺失,协商主体参与能力的差异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完善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首先应该健全相关制度,其次要规范协商程序,最后需要培育村民的民主意识。     

论近代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

184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家性质的剧烈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中间环节(乡村基层组织)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乡村出现了衰败动荡的局面。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乡村治理和经济衰败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提供了成功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将现代政府权力下延到乡村、直接面对农民的乡村治理结构。"人民公社"虽能有效控制农民,但不能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在后来的改革中放弃"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2004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目标和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和政策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保证国家"反哺"资金发挥出应有的效益,这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我国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及其影响研究

乡村旅游是可以实现旅游者、农民和乡村社区多赢的一种生态旅游方式,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考察多个国外的乡村旅游项目,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的特色与不足,提出了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的系统概念,并对乡村旅游对我国农村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了分析,为我国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乡村旅游与农村旅游职业教育的发展

乡村旅游是适宜农村发展的产业,可以促进农民稳定就业。乡村旅游要求有高素质的从业队伍。发展农村旅游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农民从业者是发展乡村旅游业和提高农民就业竞争力的需要。目前,我国乡村旅游服务队伍素质偏低,农村旅游职业教育几乎空白,必须大力发展。应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政策扶持,增大投入,建立专门教育机构,对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多方合作,合理配置优势资源;深化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改革,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以产业需要为目标,培养实用人才。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健康服务：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和优化路径

共同富裕目标为乡村健康服务提供了新思路与新要求。从共同富裕的视角来看，发展乡村健康服务可以带动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健康公平，提升乡村健康治理水平。乡村健康服务长期面临着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健康服务体制机制运行不畅、健康保障领域的城乡身份差别以及农民对基层医疗低度信任等问题。推动乡村健康服务发展要紧扣“富裕”和“共享”两个目标，从提升农民自身健康服务获取能力和乡村健康服务供给能力两个层次着手，通过发展乡村健康产业来赋能乡村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通过优化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优化健康服务供给体系、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和医疗体制改革等增强乡村健康服务供给能力。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面临的问题及出路

当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面临着一系列制度性难题,使得农民融资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所需投资无法有效满足,因此,需要探寻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方向、市场定位、理清下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思路,以更好地服务“三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