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研究

云南是明代土官的主要分布区。明代云南土官有选用和世袭两类。选用土官为汉人,世袭士官是土酋。土酋袭职的次序有父子、兄弟、妻子、女婿、叔侄,甚至得到明朝许可后头目也可以袭职。在云南土酋袭职方式的基础上,借鉴明代武职袭职程序,形成了云南土官袭职的基本程序,即应袭土官提出申请,头目保举,官员勘合,且应袭者符合年龄条件后可袭职。为避免争袭,应袭土官要接受儒学教育,在职士官要编制宗支图谱。云南土官赴京袭职,是明初形成的惯例。但路途遥远和土官贫富不均使正统时期出现纳粮就地勘合袭职。而勘合官员腐败等弊端,导致了嘉靖初年芒部、武定、寻甸等处土官叛乱。平定叛乱后,在总结弊端的基础上,嘉靖九年（1530）制定《土官袭职条例》。此后加强对土官的约束,每三年考核一次,通过考核才能连任,对违法乱纪、不服从勘合的土官实行改流。随着嘉靖时期灾荒增多、财政不足,嘉靖十五年（1536）开始实行纳粮折银袭职。而勘合官员索贿、不作为等行为影响了三宣六慰地区土官对明朝的向背,隆庆至万历初年木邦、陇川、潞江、蛮莫等土官叛附缅甸。为增强明朝对土官的凝聚力,万历初年放宽土官袭职条件,不纳粮也可以就地勘合袭职。     

汉代省官制度述略

省官制度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产物。汉代在秦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宫省制度。省宫与宫省不同 ,与中朝官也有很大的差别。秦汉之省官、宫官、朝官的权势有一个相互不断消长的过程。汉代的省官和省官制度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 ,并对以后王朝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地政制度近代变迁的民间表现

传统法律的近代变迁有不同的表现,这是和传统法律制度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对于主要交由民间习惯和规则来加以调整的地政制度,其变迁也首先表现出其民间特性.在产权确认制度、契证管理制度、土地交易管理制度、勘丈制度中.这个特性都有集中的表现.地政制度在民间的变化为国家法律的变革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清代广西土官司法权的历史嬗变

广西自宋代开始,即设立了大批土官.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行使统治权,其中包括对本辖区内各类民刑事案件行使司法审判权.清代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极大地冲击了土官的统治,土官的司法权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经历了剧烈的历史嬗变.改土归流前的明末清初时期,广西土官在本辖区内实行司法专制,其司法具有极大的残酷性与任意性;改土归流后至清末,广西土官的司法权受到较大的限制,逐步萎缩;清末至民国时期,广西土官的司法权被彻底取消,土官制度也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近代贵州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网络的建立

近代政治、经济等制度环境的变迁促成了近代贵州金融制度的变迁.近代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近代贵州金融网络的建立,从而提高了金融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推动了近代贵州要素市场的建立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近代中国海关制度变迁的解构和解释——基于制度职能定位与制度安排变迁的视角

从传统海关制度到新式海关制度的海关制度变迁历程,既是清政府与列强、中外商人的利益博弈,也是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海关制度绩效的竞争.以任用外籍人员为表象的中国海关制度变迁是清政府稳健式增量改革的成果,是一种以强制性开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种强制性体现于西方列强对地方政府的胁迫和不平等条约,造成海关制度变迁的殖民特征,使得新式海关制度长期履行异化的海关职能,代表着嵌入式内部规则的外国商人成为海关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而中国商人却处于失语状态.不过,中国政府在重新确定海关职能后,也积极改革海关,具有主导权.只有当中国政府完全认知现代海关职能并夺回海关制度制定权力之后,近代复杂的海关制度变迁才算告一段落.     

买办与近代中国的制度安排和变迁

买办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特殊的一类人 ,他们的经济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本文试图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买办的产生、发展、评价作一新的探讨     

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近代甘宁青民间皮毛贸易的发展

皮毛贸易是近代西北历史上极其重要的经济现象,它的兴起是西北特殊资源环境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的直接结果,它的发展一度推动了西北从封闭落后的区域性自然经济向初步繁荣的商品经济方向转化,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带动和影响了其他行业的产生和兴旺,甚至给这里的民族和社会都带来了诸多新气象。本文在大量收集和甄别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廓清抗战前五十多年里皮毛贸易在甘宁青地区的发展规模、贸易路线、市场格局等基本情况,并作出较为客观、深入的分析,希望对研究近代甘宁青社会发展有所裨益。     

水权制度变迁的动因考察

水权因水资源的短缺而产生,因水资源短缺加剧而变迁。人类对水资源的消费初始并不存在水权,只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水资源从丰沛到短缺及水资源显现经济商品禀性的过程中水权才得以产生与变迁。世界各国适用了各不相同但符合本国实际的水权制度,但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适用的还是优先权制度。与其他水权制度相比较,优先权制度因其具备排他性、让与性、可执行性,不但能兼顾各方用水的利益和需要,而且能很便捷地进行水权的初始配置,进而可以建立水权市场,使弥足珍贵的水资源流向最需要之处。但是,优先权制度对水权的转让和交易进行限制,降低了可让渡的程度,降低了使边际净收益相等的市场压力,带来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无效率,也存在进一步市场化的趋势和演进的客观必然性。     

农村工业化组织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农村工业化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趋势。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村工业经历了集体副业-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四种形式的组织制度的历史变迁,在曲折中成长壮大。总结我国农村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和成败得失,对于更好地把握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推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事业单位所执行的会计制度的主体还是财政部1997年颁布1998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其后财政部又颁布了高等学校、中小学、医院等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有些制度已不够适应形势需要,存在不少问题.文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

官僚制组织理论以其自身的特点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奠定了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官僚制也成为人类自工业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模式 ,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整个 2 0世纪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工业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自 1970年代以来 ,官僚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 ,但并非意味着摒弃官僚制。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 ,考察官僚制理论 ,理性分析中国的政治行政生态 ,将会发现中国官僚制在未成熟之际就将演化发展为一种新的行政组织模式———后官僚制 ,中国未来行政组织制度演进的路径将蕴藏于其中。     

制度变迁中国有企业分享制实践的回顾与评价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 ,国有企业分享制实践主要有 :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分享主体特殊的分享制制度安排 ;股份合作制———劳动资本主体合一的劳动者管理的合作社 ;内部职工持股———不成熟、不规范的职工股份所有制计划 ;年薪制和股票期权———主要针对经营者的分享制制度安排。     

现代林业的制度创新与思考

现代林业是传统林业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功能特性。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这对于林业发展也很重要。政府必须直接经营林业经济事务,保证必需的公共物品公益林的供应。发展林业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当前的林业创新应从制度入手,通过建立现代林业企业制度,使林业在国民经济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     

我国报业经营改革的制度变迁分析

制度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系统而言都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业经营改革的制度变迁经历了恢复广告、自办发行、增张扩版、兼办都市报、组建报业集团、国内报业资本运营等六个阶段。与政府主导的国企改革略有不同,我国报业经营制度的变迁过程体现了以诱致性变迁为主、政府主导性变迁为辅的渐进性变革特性。由于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的制约,今后我国报业经营制度的变迁方式仍将选择渐进式道路。     

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

土司制是元明清三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措施，但由于《明史·土司传》未收甘青地区的土司，导致一些学者误认为甘青地区元、明时尚没有土司，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作者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衔接清楚，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而且其建制多有创意。     

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

晚清幕府是指鸦片战争至清朝灭亡期间的幕府,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大幕府最为典型。晚清幕府系由明清时期的传统幕府发展而来,是中国幕府制度发展的极盛和走向衰亡的时期。晚清幕府在入幕人员的选择、幕务及所起的作用方面,继承了传统幕府的一些特色,成为国家政治人事制度的重要补充。但是,它与传统的幕府相比,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幕府机构的扩充和幕府人员职能的变化、入幕方式的变化、幕主与幕员主从关系的确立和经济关系的分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