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文学个性化理想形成的内在规律

"五四"作家对理想的选择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启蒙理性的怀疑、批判、否定的精神,是建构"五四"文学理想个性化选择内在机制的灵魂.在理想与现实出现悖谬时,由于受到启蒙理性精神的牵制和规约,"五四"时代个性化理想的虚幻性与文本中的现实性往往构成相互依存又相互解构的矛盾体,直面现实的理性精神和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啮齿相合,是形成"五四"文学绚丽多姿文学景观的内在动力.     

"转过身来"的"韦护"——论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

晚年丁玲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鼓吹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导致了对杂文创作的重视.在内容层面上,其杂文创作以"反封建"为其思想线索,以社会问题和文艺界问题为言说重点,大胆揭发问题、针砭时弊;在形式层面上,则通过采用"谈话"式的自然语调和"谈话"式的直白语言,自觉追求"劲捷直白"的风格,较好地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晚年丁玲的杂文创作继承"五四"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传统,表现出了直面现实、干预现实的"韦护精神".     

丁帆"学者随笔"论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随笔,是当代散文创作中一个值得特别予以关注的现象.针对百年来中国历史上诸多的文化症结、悖论现象以及当下学者的"精神休克",丁帆"学者随笔"通过解读中国明清与现代学者的精神世界及西方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其著其人,呈现了类似"巴金式"的文化焦虑.他以学者自我精神启蒙为理想,以悖论思维为论说考释的方法,在随笔写作中建树了人格审美的核心理念和文化批判精神的基本品格.     

文学是“战斗的武器”——晚年丁玲启蒙文学观论析

晚年丁玲高扬"反封建"启蒙旗帜,积极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视文学为"战斗的武器",大力倡导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在向"五四"启蒙文学传统的回归中,建构起了其启蒙主义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是丁玲一以贯之的"个性思想"作用的结果;同时,它也呈现出了丁玲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丁玲现代创作流变

丁玲从“个人化”写作转向宏大叙事 ,扩大了视角 ,并在社会革命实践丰富后 ,克服了转向之初纯工农题材作品中的艺术“粗糙”。丁玲从“五四”直到 194 8年的创作不断有所变化 ,但有两点不变 ,一点是坚持文化批判 ,它得之于新文化运动 ,对准的是环境中的封建保守与小生产习气 ,再一点是始终在塑造孤独、叛逆的坚强女性个性 ,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丁玲现代创作的重要特征     

个性色彩·文学情结·政治意识——解读丁玲精神史与20世纪中国革命

丁玲创作的精神流变轨迹与中国革命的复杂进程之间有着特殊的历史张力。丁玲早期作品中个性色彩与文学情结并存,凸显其忧患而叛逆的特质,但这种特质在左翼文学革命中趋于淡化;中期作品文学情结与政治意识相融,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启蒙理性到工农革命的跨越,成就了信仰永驻的红色经典;后期作品政治意识与个性色彩犹存,其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折射20世纪中国革命历程的复杂性。     

直面人生的个性化写作——论鲁迅对师陀创作的影响

师陀在文学群体"亚政治文化"特征明显时登上文坛,没有归附任何文学流派.然而,他游走于左翼和京派边缘的创作姿态背后,深藏着对鲁迅个性主义思想的继承和由此而来的对文学创作独立性的坚守.师陀重继鲁迅启蒙一途,并承继了鲁迅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他的作品直面、反省、批判国民精神的弱点,特别是暴露被虚幻面纱所掩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象,延续并深化着鲁迅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批判与思考,力求触及文化的深层缺陷,大胆而尖锐地呈现出独到的见解.     

"五四"传统与新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并没有提供一套性别语言,使研究者能够在启蒙思想内部描述出妇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五四"启蒙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影响是综合、复杂的它一方面赋予此期女性创作以"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另一方面却也同时规定了女性问题提出的限度.     

"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究竟要不要精神的底线?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道德形而上主义:反思百年文学"启蒙"问题的可能与限度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批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批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批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实录”与主体性的消泯:丁玲陕北后期写作的发生学考察

随着延安整风运动后思想转变的发生,陕北后期的丁玲将文学创造的主体性作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之表现,作了自觉的清算和弃置.主体性的消泯,导致其此期写作步入误区:在材料积累上,她采用有意获取的方法,努力拓展了材料范围;但由于材料与内心体验之间联系的阙如和阻隔,消泯了其艺术发现的可能;这一"创造性的劳动"的缺失,使之在"实录"中呈现出了肤浅与平面化的客观主义倾向.这是她在理念上清算写作中"个人的主观主义"的必然结果.     

莎菲作为"Modern Girl"形象的特征与价值

因为"越轨"的笔致与人物形象的"Modem Girl"姿态,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篇经久不衰的作品.在小说问世之初的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莎菲形象的理解与认识产生过分歧.新中国成立以后,莎菲被现代文学研究者与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者视为现代女性"叛逆"精神与追求"灵肉一致"爱情的典型,她身上具有的现代"Modem Girl"气息及其隐喻的社会姿态、文化性质却被遮掩与忽视.事实上,《莎菲女士的日记》对新文坛与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是它象征着"Modem Girl"形象塑造的时代到来,隐喻现代启蒙意识形态向都市颓废文明转型带来的历史冲突与精神痛楚.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论"文革"期间小说的"潜在写作"

"文革"期间小说的"潜在写作"包括手抄本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和以手稿形式放在自己抽屉里两种类型,它具有非公开性、非共名性和非功利性特征;挖掘和研究它对于客观认识"文革"期间小说作品的全貌和真正的艺术水平,认识作者可贵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个性化的创作特征,认识"非常态"背景下"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张扬以及小说创作的美学审视等方面都具有文学史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鲁迅国民性批判与当代国民叙事——关于鲁迅经典及其现实意义的一种思考

鲁迅启蒙思想在其小说和杂文中都有出色的表现,而在更具文学经典性的启蒙主义小说中,指向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国民性批判体现了独树一帜的文化反思.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引起广泛关注的国民性批判,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国民叙事”具有深刻影响.作为当代启蒙文学中反思国民精神的叙事,国民叙事的相关思考与鲁迅小说有颇多相通处.这种历史循环既说明民族精神改变是个漫长过程,也证明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深远意义.     

启蒙的局限与困境——论《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对话与潜对话

作为丁玲在延安整风前的代表作之一,<我在霞村的时候>因其多重话语之间的对话与潜对话而构建成一个具有多重意蕴的文本.被众多研究者一再解读.整风运动时期.它就因为女主人公贞贞与作者丁玲的某种相似性而成为批判的靶子;十七年时期,它更因为作者"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加以美化"①而受到更严厉的再批判;新时期的研究者重新发现并肯定了它的启蒙内涵.唐克龙从主题学的角度认为它"延续了‘五四'运动的启蒙主义传统.提出了个人自由、婚姻自主的重大命题"②.更多的人则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切入了性别、政治、道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海外学者王德威的<做了女人真倒楣?--丁玲的"霞村"经验>南贞贞的命运切人了"(女)性与政治"③的关系,比较深入地剖析了作品对传统"女性神话"的解构意味.揭示出"女性身体除了在礼教上显现模棱意义.在政治上也往往兼具正邪两极的潜能"④的复杂内涵.这种分析思路同样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心之一.     

论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与个性主义的流变

与西方启蒙精神比较而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精神,以及作为其主要内容的个性主义,由于受到主情任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片面强调了个性的自由与解放,缺乏西方启蒙精神的理性要素与自律意志,这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启蒙精神及个性主义始终处于不健全、不成熟的状态。"五四"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阐释后,逐渐汇入破坏旧秩序的革命精神洪流;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启蒙文学中的个性主义,经巴金、路遥、莫言等人的文学表现,日益转化为蔑视规则的痞匪之气。总之,百年来的中国启蒙文学,仍是未竟之业。     

论文学史写作的"生命化"

我们把"使生命和历史有可能相互成全"的研究方法称为"生命化"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研究主体的"生命在场",强调对象的"历史事实在场",强调以上两种在场基础上所达到的"个性化"研究的实现."个性化"研究将尽可能彰显个体对于生命、生活、社会、现实、历史、自然的看法,并通过这些看法达到对历史与人生终极眷注的最终成全.文学的生成与接受诸要素构成文学史写作"生命化"的基本前提,"生命化"的文学史写作能够更好地保证对文学历史原貌与文学历史的真理性接近.     

论二十世纪女性创作中悲剧精神的嬗变

悲剧精神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的自觉的感性体验和理性反思意识现象.近现代风云变换的历史巨变为悲剧精神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现实土壤,时代的悲剧精神、女性自身的生存经验构成女性文本独特的审美风范."五·四"时期的女性悲剧作品契合时代表现了"过渡时代"的悲剧;三十年代左翼运动的兴起影响了文学精神,女性的悲剧创作内涵不断宽展,悲剧风格不断丰富;新时期以后,文学向启蒙精神回归,"五四"的批判否定精神得到承续,悲剧出现了创作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