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政党的合谋——台湾电视媒体的“制造新闻”现象分析

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台湾媒体,在政党斗争激烈的党派纷争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政党为了赢得受众的支持,媒体和政党合谋出演了一出出"制造新闻"的"好戏"。电视媒体因其强大的影响力在政治事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本文对台湾媒体"制造新闻"现象的历史渊源和现状予以纵深分析,以期对台湾媒体的态势走向有更深刻的了解。     

两岸媒体合作：找准定位，优势互补——以两岸媒体“重走客家迁台路”报道为例

2009年11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中心组织策划、邀请台湾8家广播媒体共同参与的两岸媒体“重走客家迁台路’’联合报道活动,取得了预期效果,在岛内客家人中产生了积极反响。本文以“重走客家迁台路”报道活动为例,阐述新形势下两岸广播媒体合作策略。     

媒体框架与受众框架的比较分析--以魏则西事件的电视报道为例

媒介框架理论为研究媒体与受众的关系确立了一种视角,本文选择国内电视媒体报道魏则西事件的个案作为研究对象,对深圳都市频道和法治频道的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以了解他们的新闻框架。同时,又通过电话问卷调查,试图了解公众接收电视媒体报道事件的特殊框架。通过比较媒体框架与受众框架证实我们的预设：电视媒体在报道特定事件时只呈现此事件的一部分,受众在收看电视新闻报道时也会有一定的偏向,他们各自有自己特定的框架。     

英美主流媒体上海世博会开幕式报道的框架建构分析

上海世博会是继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举办的又一国际大型事件,开幕式作为媒体大战的开始,将在很大程度上为接下来的涉博报道奠定基调,也为那些不了解世博的受众提供了一个大致了解世博的渠道。然而,英美主流媒体怎样呈现世博会的开幕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对于世博会的认知。本文通过对英美主流媒体报道的样本分析,总结出了英美主流媒体涉博报道的四大框架。     

西方媒体对昆明暴恐事件报道框架探究

2014年的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不仅震惊国人,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西方国家许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本文从新闻传播学的框架理论出发,选择3·01昆明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一个月内,主要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美联社,CNN,英国路透社、BBC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相关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西方媒体所构建的民族冲突的报道框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媒体在危机中对外传播的策略。     

“PM2.5事件”报道中的媒体建构

环境信息是一种公共信息,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生命健康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更容易引起社会关注.本文以“PM2.5事件”报道为例,运用内容分析方法,试图从议程设置、公共空间、形成舆论的动态机制中观察公众、媒体、政府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媒体的报道框架,并进一步探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问题.     

台湾传媒政策下的两岸电视媒体交流及合作思考

台湾独特的政治环境和媒体环境使两岸媒体关系复杂多变,而新闻媒体担负着两岸关系先行者的角色,对两岸媒体关系的研究及多边关系的发展尤为重要。两岸平面媒体交流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而电视媒体交流的论文并不多。因此,本文以电视媒体的官方及民间交流为研究对象,以CCTV4等频道在台交流的历史及地方电视台、电视集团的已有特色合作为例,从时间的纵深变化和空间上的横向比较两个维度探索两岸电视媒体交流合作的可能性模式,以期为两岸电视传媒交流合作提供一些前瞻性思考。     

台湾媒体与大陆媒体的比较

台湾媒体与大陆媒体最大的差异在于经营管理者不同,台湾媒体实行公司制,而大陆媒体绝大部分为政府管理,且坚持国家宣传工具的本质不变。多年来,即使媒体经营者不同、经营思路不同,海峡两岸的媒体同仁仍不约而同探索着相似的业务实践问题。分析台湾媒体现状,对比两岸传播差异,有助于大陆与台湾媒体同仁更好地厘清现状,共同提升自我传播实力。     

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新闻框架

本文以“框架理论”为研究基点,考察三类主要的新闻媒介——党报党刊、市场化媒体、网络媒体在群体性事件报道方面的差异,并分析各类媒体所建构的不同新闻框架。由于角色的区别,不同类型的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新闻框架体系,即党报党刊的权威框架、市场化媒体的告知框架、网络媒体的质疑框架。     

同类事件报道为何如此不同——从两起见义勇为遇害案看媒体选择的偏向

2007年6月26日晚,西安市环城西路水司段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三名持刀歹徒尾随一名背包的年轻女子,实施抢劫,一名三十出头的男子由此经过,立刻上前高喊抢劫啦欲制止歹徒,却被歹徒     

论两岸媒体莫拉克风灾报道体现的媒体价值观

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是对媒体能力和水平的重大考验。2009年的台湾莫拉克风灾是两岸媒体工作者继“5·12”汶川大地震后．又一次通过“媒介事件”亲身参与的一场“历史的现场直播”。灾难是一幕幕令人扼腕垂泪的悲剧,及时、透明地报道灾难,能够满足受众的知情权,是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理智、科学地分析灾难,能够较好地传递情感信息．是媒体收到传播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效途径。     

政治偏向与媒体偏向的双重奏:东北亚共同体内民众建构彼此国家形象的非理性倾向探究——基于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考察

受地缘政治、领土争端及潜在军事威胁等因素激发、裹挟,处于东北亚共同体内的民众在建构彼此国家形象时始终弥漫着一种固定偏狭的线性思维模式,集中表征为冲动的情绪宣泄取代理性的价值判断,将对彼此的认知紧紧围绕在本国政府和传播媒介制造的"政治共识"上面,以对他者某种领域的狭隘识见冠之于对他国形象的整体评价。特别是在最近两年,随着韩国逐步实现对"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与朝鲜半岛危机持续恶化,民众认知机制的政治与媒体偏向更加白热化。这种非理性趋势不仅严重威胁着本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极其不利于"一带一路"的宏伟建设。     

被裹挟与被规制:从新媒体与大众媒体的框架建构看新媒介事件的消解

互联网的兴起,传播格局的变化使"媒介事件"向"新媒介事件"演变。本文选择四类具有代表性的新媒介事件,通过分析新媒体和大众媒体的框架,揭示事件背后隐藏的话语机制,探讨各种话语权力主体如何通过裹狭和规制使新媒介事件走向常规化和工具化,由此得出新媒介事件的出现并未改变传统精英主导话语权的结论。     

开辟两岸媒体合作新篇章——《海峡东岸行·直播台湾》回眸

<正>《直播台湾》开辟了两岸媒体合作的新篇章,也是在两岸新局面下创新涉台报道的一次成功尝试。《直播台湾》受到海内外各界关注,短短20天内,央视网、人民网、中国台湾网等网站访问量超过1300万人次,是一般电视节目网页点击率的3～4倍。江苏、四川、河南、陕西、广西、广东、山西、山东、     

棱镜事件折射出的媒体镜像——从“斯诺登泄密”事件看中美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

在“斯诺登泄密”事件的报道上,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和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都属于“国家第一”的报道框架。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主流媒体力求把本国利益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报道新闻时多以中立描述“事实”．虽不支持斯诺登的行径,但略有批判美国之意。而与“谴责和逮捕斯诺登”相对应的在美国主流媒体中斯诺登被陈述为“叛国”、“间谍”等代名词。实质上这就是两大媒体各为其主的最忠实态度的表现。     

价值观与媒体框架——厘清框架的生发土壤

"框架"一般可以定义为社会共享的、有吸引力、持久、抽象、具有强调性内容的诠释性包裹(packages)。一些媒介和传播研究者将社会结构的生产权归因于政治和媒介话语,另一些人则试图在广泛的文化背景中找寻其根源。框架是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相联系的媒体装置(instruments)或包裹,对广泛的文化方面进行考量更为重要。通过重访框架的建立类型,揭示框架研究更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路径,以及框架研究在认知和批判的路径下如何展开,有助于对现象的深入理解,以解决该领域目前存在的争议。     

大学生媒体形象建构的嬗变——以框架理论的观点

近十年来,随着大众传媒关于大学生群体的负面新闻报道不断增加,大学生的媒体形象正在发生嬗变。笔者对《中国青年报》、《齐鲁晚报》1997年与2007年有关的大学生新闻报道加以统计分析,试图找出这十年内媒体建构的大学生形象的变化,希望提醒媒体及公众,对大学生群体产生特定形象认知时能更为谨慎。     

两岸“三通”还未通，媒体已先通《岩松看台湾》回望

《岩松看台湾》从7月11日起在“东方时空”和台湾东森电视台同时播出，节目由《台湾印象》和《台湾人物》两部分构成，每期约25分钟。《台湾印象》以记者现场报道为主，带观众走进台湾故宫等历史文化景点，路线囊括了从北到南的台湾主要城市，涉及岛内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台湾人物》以专访岛内政治、文化、经济名人为主。两地媒体的成功合作可以说是做到了两岸“三通”，媒体先行。     

框架、信源与受众——新媒介事件报道中媒介联动策略探析

自从新媒体兴起以来,"新媒介事件"的传播的方式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媒体不再一家独大,新媒体则后来居上。于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使之进行良性互动,从而使新闻传播活动发挥其正功能[1],成为了当下媒体人要考虑的问题。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个议题,通过对"佛山小悦悦"事件传播过程的分析,试图探寻两类媒体在当下复杂的传播环境中进行联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透析台湾媒体对“7&#183;5”事件的报道

乌鲁木齐“7&#183;5”事件属于重大突发性事件,虽然与台湾关联性较小,但其激烈的冲突性和敏感的政治性吸引了台湾媒体的极大关注。总体来看,台湾媒体普遍把“7&#183;5”事件当成报道的聚焦点,但在报道立场和态度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