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音系学的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

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是当今语言学的两大派系,因而对音系学的分析可以从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方面来着手。音系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功能主义,尤其是功能主义优选论的产生,给形式主义抹上了浓重的功能主义的色彩;功能主义的解释也在优选论的制约条件层级排列中,得到了形式主义的表述,从而更加促进了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在音系学理论框架内的融合。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的评析与反思——与劳东燕教授商榷

功能主义解释论是社会学功能主义进路在法律制度上的体现,是刑法解释从内部考察走向外部分析的表征。功能主义解释是实质解释论发展的新阶段,其四个面向可归结为实质解释具体化:实质是实质解释的本质、目的是实质解释的方法、回应是实质解释的属性、后果是实质解释的诉求。功能主义刑法解释需面对三个问题:如何检视我国法治发展阶段、如何对待积极的刑事立法观及如何检讨刑法过度解释。总之,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在提供一种新的解释理念的同时,也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尤其是在回应形式法治诉求与过度解释等理论质疑时,该解释理论难以自圆其说。     

费孝通的社会科学观及其现代意义

费孝通的社会科学观与其现代意义段继业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知名的社会学家，特别是他一生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并一贯强调社会调查方法的重要性，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费先生对社会调查的重视，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一种兴趣，或由于他是一位社会学家不得...     

试探功能主义教育管理观

功能主义是西方社会学最重要的理论取向之一.笔者以功能主义与教育管理之关联为切入点,对功能主义教育管理观进行探讨.本文在概述功能主义理论的历史脉络和基本假设后,对功能主义教育管理的基本观点作了阐述,最后对功能主义教育管理观进行了现实性地反思.     

费孝通教授瑶山调查的理论与方法

1、前言以研究中国社会而蜚声中外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的最初实地研究开始于广西,他自己将广西调查称为“桂行”。就费先生本人来说,“桂行”调查包含了他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的根子或苗头”。①因此,研究费先生的最初广西调查的理论与方法,对于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可能是有用的”。②另外,吴文藻教授认为,费先生的广西调查,“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③所以,研究这次调查的方法和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语言学研究中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融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通过对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关系及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功与过的分析,可知两者的融合是解决这些问题,进而为语言学的发展扫除障碍的关键。因此,分析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融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为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融合提供理论上的论证,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法理论中的三种功能主义范式

自文艺复兴以来,公法理论研究中出现了马基雅维里与霍布斯的功能主义公法范式.洛克在创建规范主义的公法中充分吸收了功能主义思想,形成了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并被近、现代公法所接受,但长期没有被公法理论系统阐释.直到20世纪初,功能主义范式才被系统阐释,并在二战后形成一股强劲的公法学思潮,主张对现实生活的有效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具有显著的功能主义特质.因此,公法理论中的三种功能主义范式及其演变,对解释我国的法治道路具有不同程度的有效性,也能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为“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演进历程正名

"目的论"与"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的产生、发展及概念的外延均不相同。"目的论"产生发展于古希腊,属于西方哲学的一个研究范畴,其纵向演进历史悠远,属母项,即"目的论"还衍出"刑罚目的论"、"教育目的论"等;"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是子项,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弗米尔从古希腊学者"目的论"中获取了灵感,将这一概念移植于翻译学中与"功能主义"相结合首创的"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其演进历程现代。就价值层面上来说,"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与"目的论"具有同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价值。     

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不仅是一个标志着“新的发展”的人类学的实地研究 ,也是一种特定视角的经济社会学即社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费孝通的独特贡献 ,在于开创了经济社会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即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他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即江村的经济体系与其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 ,发展出了三个中程的经济社会学理论 ,即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理论、乡村工业改革理论及城乡关系理论。费孝通不仅开启了将社会人类学方法引入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而且 ,在此过程中还对这种传统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虽难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视角 ,但它对于改进经济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实际上还是在探索阶段”——读《云南三村》

最近,费孝通先生将他与张之毅先生从1938年至1943年在云南的实地研究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的商业和农业》全部结集,题为《云南三村》,其中文版除《玉村的农业和商业》一直没有出版外,其它两本均由商务印书馆在四十年代出版过,所以被谓之“旧著重刊”。咀嚼着这部行文、材料、论述方式别具一格的社会学著作,体悉着作者的思想和他们创作与重刊的意图,其中,使我为之一震的是费先生在该书序中的一句话:“社会科学实际上还是在探索阶段。” 费先生的这一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甚至更远,它触及到了支持费先生六十多年在社会学领域中奋斗不息的信念:他的学术价值观和社会观。在历史上的某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