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村庙组织成长与农村社区治理

在当下的传统农村社区中,村庙组织已成为重要的草根组织之一,推动着村庙及其信仰活动逐渐由复苏走向复兴,并使得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管理有了初步的"方圆"与"规矩"。但是,庙宇的滥建、迷信活动的抬头、村庙的财务不清以及据庙敛财等现象频现与此也不无关联。着眼于现实语境,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村庙组织成长的社会背景和发育的社会形势,进一步厘清村庙组织成长的现实意义,然后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层面上逐一突破,积极发挥村庙组织的治理功能。     

社区重建中的基层治理转型——兼论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生成逻辑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地方政府充分利用社区组织平台,把乡镇基层和市直部门人员派驻社区,统一服务机构和标识,实现服务下移和重心下沉,为农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和"全程代理"服务.在政府与社区组织关系上,奉行互助、合作和双赢的理念,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方式合作提供公共服务.通过社区建设运动,促进了政府职能从管治到服务的转变,城乡公共服务的对接和一体化也将催生和引发政府行为方式的革命及基层治理的转型.     

家庭、村庄与国家：妇女治村生成机理的三维分析

当前,越来越多农村妇女迈向村治舞台的中央,成为体制内精英的重要组成。沿循“家庭、村庄和国家”的研究思路对华北F村妇女治村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妇女治村的生成源自三维结构性因素的合力作用。它既发端于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所引发的妇女家庭地位提升,又形成于村庄在应对社会流动和公共性流失时的内部调适过程,还受到党的妇女解放事业及乡镇政府目标任务变化的双重影响。妇女治村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可行之途。各地可以引导更多农村优秀女性加入到乡村振兴干部队伍中,也须保障妇女治村的良好运行。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村居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多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改造由传统村居转变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强调居民的主体参与作用及农村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对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治理机制理论对于指导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农村社区建设:治理转型与共同体构建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客观要求.本文从乡村治理转型视角出发探讨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通过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证考察分析了实践中的困境,并从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公共服务模式、资源渠道、社区民主文化构建方面探索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构建.     

社区治理转型与共治:太原例证

基于太原市A、B两个社区的调研,从"单位—居委会"这一横向视角出发,对"单位消失,居委会替代"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并对社区治理转型中的过渡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在A社区中,单位同居委会在社区建设、管理、服务上的协调配合,提高了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满足度,促进了他们积极参与社区管理,最终提升了整个社区公共性的成长。     

“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现代化语境中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之路

随着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传统城市社区治理的弊端凸显,难以契合现代性之价值诉求,城市社区治理亟需现代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开始孕育现代性元素,但高度集权管理体制、严重行政化倾向、社区权威空场、政府角色紊乱、居民参与意识失衡等仍然困扰着城市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根本完成。城市社区治理现代转型的现实困境,需要从构建多元化治理格局、建设高效互动社区组织体系、重塑现代社区权威、促进政府角色转型、培育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等方面构建转型之路。     

“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治理转型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成长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开始以社区自治为导向进行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取得了一定的制度绩效,不过其行政主导的路径却制约着社区自治的进一步成长。为推动社区自治进一步成长,需要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实现社区治理转型。社区治理转型要求立足于社区,构建现代社区治理结构。现代社区治理结构包括:完整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机制、制度化与多样性的社区参与渠道、需求导向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

本文对影响关中村治的主要变量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关中村治的理想模式,并比较了关中村治模式与全国其他农村地区村治模式的异同。     

村治模式转型：由封闭性自治到开放性自治的演进

村民自治模式具有封闭性自治的特点。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农村社会已经发生历史性变迁,农村社会逐步走向开放性与异质性,村民自治赖以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逐步瓦解。农村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既有现实决定了必须建立适应当前农村社会开放性、流动性社会要求的新型自治实践模式。由“开放性自治”到“封闭性自治”的转型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演进逻辑。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