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地方经济发展隐喻

路径依赖是理解经济社会系统演化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理学涵义。但相对于在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路径依赖理论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领域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系统梳理了路径依赖理论的起源及其在技术变迁、制度变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扩展;回顾了该理论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引入及其发展;并重点探讨了如何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演化的机理。本文认为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路径依赖效应:一种是以企业衍生、聚集经济为驱动力的路径依赖;一种是由于过度专业化、忽略外部联系而导致的路径依赖,即锁定。最后文章还分析了现有经济地理里路径依赖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区域产业发展演化：路径依赖还是路径创造?

区域发展是区域产业不断演化、转型与升级的过程。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旨在通过分析企业进入、成长、衰退和退出等动态过程阐释企业、产业、集群、网络、城市和区域的空间演化,认为区域产业发展演化遵循路径依赖,并决定于产业技术关联。然而路径依赖式演化理论过于强调内生发展过程,忽视了外生因素和制度变革带来的路径创造机会。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剧烈。技术关联推动了区域产业演化,显示中国区域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同时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为区域产业发展创造了新路径。外部联系、制度安排、行为主体的战略性行为等促进了路径创造。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研究述评及启示

由于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多元和综合属性,其研究内容往往呈现跨学科的属性,涵盖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进化论和复杂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强调历史过程和空间异质性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因其超越原有的单线逻辑的叙事而受到旅游研究者的关注。作为旅游目的地研究的新范式和新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被应用于旅游目的地的演化路径和演化动力机制,并为其提供了“结构—过程”分析视角。而另一方面,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及演变,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有着较大区别,只有在充分立足于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实际状况和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的旅游目的地理论体系,探索更为多元化的旅游研究方法。加强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结合能够为中国的旅游实践提供较为宏观尺度的政策分析视角,进而有助于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转型升级;加强中微观层面的多尺度耦合机制和多元主体行为研究,将有助于探索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下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的作用

以中国116个资源型城市为分析对象,从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三个方面分析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的特点与路径分异,引入计量模型考察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转型的作用,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资源型城市的路径依赖水平北方较高,北方和内陆的脆弱性整体更高,路径创造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递减。黑、晋、陕、甘和云、贵、川等地资源型城市的脆弱性较高,路径创造水平较低。②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演化路径可以划分为趋向锁定、趋向解锁、随机变化三种类型。③ 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在不同宏观经济环境下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作用不同,在宏观经济高速扩张时期,脆弱性有利于增长,路径创造能力强的城市反而增速较慢;而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路径依赖和脆弱性对增长的阻碍作用显现。④ 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水平深受人口规模、国有企业比例的影响,脆弱性水平主要和人口规模有关。采矿业比例会影响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而对外开放水平则影响非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北方、内陆和煤炭型城市更易于形成高路径依赖。⑤ 提高人口集聚规模,降低国有企业比例,是降低路径依赖、提高路径创造水平的关键,人口集聚和扩大对外开放则分别有利于脆弱性的下降和路径创造能力的提升,应针对不同区域、资源类型和演化路径的资源型城市,制定差异化和精准的政策措施。     

公众视角下的地方与无地方：基于游客饮食体验感知的研究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地方与无地方现象,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资本、权力所代表的强权阶级,忽视了普通大众弱势群体的作用。针对这一问题,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围绕中外游客对香港地方饮食在线评论文本展开内容分析。研究发现：1）游客的体验评价显示,无论是饮食产品的推陈出新、就餐环境的多元装饰,还是餐厅服务的内容形式,香港饮食文化都表现出中西融合的全球化特征,在保留传统特质的基础上也吸纳了外部文化形成创新,甚至衍生为新的地方特色产品,两者的共存与转换不仅说明地方和无地方的互相包容与促进,还呈现出两者对于全球化的反作用,地方性从而在内外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文化内涵。2）人的主体因素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于强权阶级借助资本、权力等因素施加影响,以游客为代表的普通大众弱势群体通过消费选择对资本、权力产生主体凝视的力量作用,引发其对地方与无地方元素的营造,这是“全球意义的地方”得以形成的关键。     

中国沿海地区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及突破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是探讨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本文以中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面板数据对2002—2017年区域经济韧性、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利用一步系统GMM估计,揭示了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1)金融危机初期,中国沿海各地区经济韧性差距缩小,但随后出现较明显分异：上海和广东呈“U”型分布;福建、广西和海南不断提高并维持在较高水平;江苏和浙江的在金融危机时期和新常态初期出现两次下降,随后较快回升;环渤海地区则大多为负值。(2)中国沿海各地区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度普遍高于路径突破度,且整体呈现出波动下降和上升的趋势,以路径依赖为主的产业演化逐渐向路径突破方向转变。(3)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地区新产业的数量明显减少,新产业在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入优势迅速下降,转而集中出现在化工、机械制造等产业。(4)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对提高区域经济韧性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路径突破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更为突出。     

古村落旅游地游线固化的路径依赖——世界遗产地西递、宏村实证分析

以西递、宏村为例,分析了古村落旅游地高度集中的旅游线路的形成和固化过程。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游线固化实质是一个路径依赖的结果,其中大众游客的市场结构、消费文化因素、权力因素、古建保护因素、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形成的正反馈机制是不断加强游线固化效果、形成路径依赖的主要力量。在这些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目前的线路已经陷入锁定状态(Locked-in),短时间内改变则会由于巨大的机会成本而变得困难重重。黟县及西递、宏村村镇政府必须坚持加大对东部民居保护及旅游设施发展投资,设计多样化的专题旅游线路,多样化发展游客市场,并通过市场的力量促进遗产保护、旅游建设以及社区居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跨地方饮食品牌重塑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基于原产地形象,在地消费文化,品牌知名度,感知质量,品牌忠诚度,购买意愿等6个概念的理论模型,以广州哈根达斯为例,探讨文化地理因素如何作用于哈根达斯在中国的跨地方品牌重塑.研究发现:① 哈根达斯借助品牌重塑已在中国广泛确立其高档冰激凌品牌定位,实现了品牌升级,价格成为品牌升级的表征;② 原产地形象,在地消费文化均显著正向影响品牌知名度及感知质量,进一步对品牌忠诚度及购买意愿产生积极影响;③ 哈根达斯的品牌知名度对品牌忠诚度的影响不显著,感知质量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不显著;④ 不同于购买频率低的消费者,购买频率高的消费者的感知质量不再受原产地形象和在地消费文化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推进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理论的发展,也是对品牌重塑理论的补充,将促进饮食地理领域的国际对话.     

地方饮食到全国小吃：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空间扩散的案例研究

地方小吃的空间集聚与扩散是饮食文化空间传播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人口迁移与地域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现。论文以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2大中国知名地方小吃为研究案例,以小吃门店兴趣点(POI)大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基于密度、距离与加权平均中心方法分析地方小吃空间集聚与扩散格局,然后采用空间自相关、聚类和异常值分析以及热点分析方法研究地方小吃的空间集聚关联特征以及空间扩散模式和路径。结果表明：① 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门店呈现非均衡的凝聚型空间分布特征,兰州拉面空间扩散范围和距离均大于沙县小吃;② 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的空间扩散主要依赖于人口的跨区流动,从民族饮食和在地小吃逐渐演化为外出人口的生存手段,形成品牌效应以后进一步在全国扩张;③ 沙县小吃空间扩散的集聚性特征强于兰州拉面,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的空间扩张具有邻域扩散和等级扩散相融合的特征,跳跃式扩散是小吃从业者在信息时代市场竞争下的新选择。地方小吃空间扩散格局反映出中国饮食习惯的空间分异,小吃的空间扩散与中国流动人口的分异格局具有空间匹配性。     

面向本地市场的目的地旅游发展研究——以香港为例

通过对香港居民本地旅游消费行为的调查与访谈发现,家庭群体是本地旅游市场的消费主力,因此,本地居民虽然在单次旅游消费上表现为中低水平,但旅游活动的频率次数、人数规模都相当可观,同样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消费群体的主力构成。同时,居民本地旅游活动表现出自助活动为主、意愿偏好明显等消费行为特征,由此对旅游产品开发、公共交通设施、市场宣传营销以及旅游发展的社会公平都提出了不同于外地游客的要求,目的地的旅游发展必须在上述方面进行针对性地组织安排,才能实现对本地旅游消费市场的开拓发展,从而促成目的地旅游发展经济性和公平性的共同实现。     

旅游目的地标志景区测度模型及广州实证解析

标志景区是旅游目的地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感知和认识目的地的重点对象.通过对标志景区概念及其主要特征的认知与界定,选取市场影响度、价值贡献度、旅游吸引度和其他因素作为一级指标因子和12个测量指标建立标志景区测度逻辑模型,运用AHP方法确定模型中各因子权重,建立标志景区计量模型.以广州作为案例,对候选标志景区测度值进行解析,广州重要标志景区有越秀公园、广州塔、陈家祠、中山纪念堂、白云山风景区、北京路步行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南越王博物馆.     

国内外旅游地地方依恋研究综述

通过对国内外旅游地地方依恋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的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形成机制及影响效应等方面;在方法上,定量研究明显多于定性研究;其理论体系、影响机理及应用领域仍有待深入探讨。国外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研究比国内起步早,主题更为丰富,且在时间与空间尺度均有涉及;今后国内相关研究应注重对旅游地地方依恋的理论体系构建、影响机理剖析及深入挖掘应用领域等方面的探讨,同时还应考虑旅游地的独特性和典型性,兼顾时空尺度对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结合具有中国不同地域文化特质的各类对象,以体现旅游地地方依恋研究的时代性、历史性及动态性。     

旅游地传统饮食文化原真性感知对满意度与行为意向的影响——以宏村臭鳜鱼为例

在区分地方饮食与传统饮食概念的基础上,选择宏村传统饮食臭鳜鱼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就餐环境、服务、食物3个原真性维度和满意度与行为意向2个维度,构建Amos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游客对传统饮食文化的原真性感知及其对旅游地就餐满意度和行为意向的影响。结果显示,3个维度的原真性均对满意度呈显著、直接、正向影响,对行为意向呈显著、间接、正向影响;其中,环境原真性对就餐满意度影响最大,其次为服务原真性,最后为食物原真性。研究认为,即使体验对象是与原真性关联紧密的传统饮食,大众游客仍更关注整体就餐环境和服务氛围,食物本身对满意度的影响最低。游客需求引发传统饮食文化舞台化重塑,并呈现“去传统化”与“去地方化”特征,旅游地饮食文化塑造对环境的关注大于食物,但当地居民更加关注食物本身的口味,主客关注差异和食物生产过程的游客需求导向引发当地居民对舞台化饮食的认同度降低。未来旅游地要充分考虑传统饮食的特殊性,重塑让游客与本地居民更加满意的饮食文化。     

文学旅游地的空间重构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文学和旅游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以文学旅游地为切入点,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分析了凤凰古城如何通过文学和旅游的影响实现其空间重构,得到结论如下:1开发者的旅游开发行为迅速改变了凤凰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其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同权力主体(政府、开发商、小成本经营者、旅游者等)之间的权力博弈实现了空间的"权力化"重构;2以沈从文及其作品等为代表的湘西文学作品和旅游者的地方想象共同建构了凤凰古城的地方形象,文学和旅游的"邂逅"赋予凤凰诗性的想象空间,实现了凤凰古城诗性空间的构建;3权力空间和诗性空间的建构过程是相互影响的:权力空间的构建过程中包含了权力主体对诗性空间建构过程的运用;反之,诗性空间的建构过程也包含着不同权力主体对空间的利用和争夺,并受之影响。     

基于游客满意度的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策略研究——以郴州市为例

有关游客满意度的研究多以其评价模型或方法本身为研究对象,运用研究也往往是从归纳的角度,以实证检验为目的。而将它作为一般理论工具对相关问题进行演绎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论文以湖南省郴州市为例,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和方法,在对旅郴游客满意度进行定量评价的基础上,从演绎的角度,提出了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郴州市旅游开发转型的相应对策。此研究思路也能为其他旅游目的地转型升级研究提供一种方法借鉴和决策辅助工具。     

基于旅游流的城市群旅游地旅游空间网络结构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城市群逐渐成为旅游发展赖以依存的区域主体,也必将 成为一种特殊尺度类型的旅游目的地。文章基于相关文献的分析,界定了城市群旅游地的概 念。在对珠三角旅行社区内线路、区内长途客运、国内(省外) 旅行社赴珠三角及港澳游客实 际到达情况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网络理论和方法对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结构进行了定量研究。 结果表明,广州的到达中心性、接近性、中间度数值均较高,也是国内(省外) 游客到珠三角 的集散地,在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深圳、珠海由于毗邻香港和澳门,是珠三角城市群区域 重要的目的地,同时也是港澳游客进入内地特别是珠三角的重要集散地。其他城市如佛山、 东莞两城市以商务旅游为主,惠州、肇庆以生态旅游为特色,而中山、江门则两者兼具的特 点。最后构建了珠三角城市群旅游地空间网络结构模式,形成“三级旅游基地、三类旅游区 域、三条主要旅游轴线”的空间模式。     

旅游产业生长点的SGGT模式与空间演化——以张家界为例

界定了旅游产业生长点的概念,借鉴“路径依赖”理论重新诠释旅游地产业成长路径,提出具有普遍性SGGT模式,以张家界旅游产业生长点为例,具体分析了SGGT和空间演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结果发现:①历史与现实是武陵源旅游生长点形成的基础,需求与培育是旅游生长点萌发的关键因素,创新与拓展是旅游生长点成长的保证,蜕变促进了旅游生长点成为旅游产业增长极;②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三个旅游生长点,通过“路径创造”,实现了行政管辖权的统一,后被列为世界遗产地,成为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核心生长点;③在旅游产业“集聚力”和世界遗产地管控的驱动下,天门山成为张家界新的生长点;④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生长点的形成,是张家界旅游产业集聚和“路径创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拓展了张家界旅游产业的成长空间。本文有利于为旅游地政府和企业从旅游产业生长点视角理解旅游产业成长路径,更为世界遗产地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从演进经济学的角度透视中国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和演化

本文遵循经济演进的角度描画了中国地方保护主义产生、发展的历程及特征,指出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是中国转轨阶段的产物,有一个由弱至强再至逐渐消失的历程.